古代市井把社会各阶层按贵贱高低分为九个层次上中下三等，人员构成也极为复杂。虽说九流鱼龙混杂，但也有自己的规矩：小到称呼行话，大到内部阶层政府关系，处理起来总有自己的门道。

有这样一个群体，被排除在三教九流之外，但行道却也一点也不少，经过一段时间发展，甚至形成巨大的规模，这个特殊却又让人老生常谈的群体就是乞丐。

1.丐帮诞生之初的情况，究竟如何形成？

乞丐自古都有，这个社会边缘群体在人们的印象里总和贫穷混乱纠缠在一起。他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某种情况下无法自力更生、依靠他人施舍渡日，这个群体居无定所，游走在各朝各代，成为一股流窜的不稳定势力。

盛世总好过乱世。盛世之时，社会趋于稳定，经济飞速发展，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架构足以充分包容各类群体，给他们提供至少能够维持温饱的发展条件。

乱世伴随的往往是天灾人祸——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自然灾害；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流民数量剧增，在没有找到适合地应对措施之前，相似处境的乞丐会抱团过活，也就形成了丐帮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群体。

2.发展差异带来的地方特色

清朝末年几乎各个地区都有丐帮，但规模和名气比较大的主要还集中在北京、上海、东北等地。

不同地区丐帮有着不同的特点，从组织形式来说上海丐帮帮派划分以籍贯为主，东北则是以民间团伙和官办丐帮为主；上海由于经济环境较为稳定，乞丐的构成相对于东北来比较单一，而东北地区除了受自然灾害影响之外，还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战乱影响，再加上清末闯关东所带来的大批移民，使得东北丐帮的形成和规模极具讨论度。

乞丐群体处于社会下层且极易被主流社会歧视，为保护群体利益会形成许多的组织，这种形式还是受到我国传统社会的行会结社组织的影响，比如东汉末年的三斗米道、明清时期的天地会、白莲教等等。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东北地区的丐帮也有自己的组织规矩。

大致来说，东北丐帮分为民间和官办两种组织形式。民间的比如大筐、二柜，官办的有大名鼎鼎的黑龙江“双城府乞丐处”。前者大多由一些老弱病残的乞丐组成，春秋两季有固定的行乞时间；后者是一个有地方官绅组织的慈善机构，用行帮的手段管理，大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官府勾结，部分有着较为浓厚的黑社会色彩。

3.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各行有各行的门道

清末徐珂曾将乞丐分为八类：江湖之丐、技艺之丐、劳力之丐、诡讬之丐、强索之丐、卖物之丐等。东北丐帮的行乞类别也大差不差，刚刚提到的大筐以诡讬、强索为主：要不就是让“小落子”（小孩）、“扇子”、“落子头”直接乞讨，要不就是像“舀子”、“破头”这样的通过自残来博取行乞对象的同情，从而达到强行要粮的目的。

二柜也有强索的行乞方式，不过里面也包含技艺之丐，他们往往卖唱行乞，比如打呱哒板、打沙拉鸡、打烟袋杆等等，通过卖艺获取粮食财物。

丐帮的行乞地点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居住在城镇，平时靠捡拾饭菜为生，一旦到了收获季节便会下乡乞讨；有的被称之为串巷子，在城市里的街道中流窜，挨家挨户行乞；有的在客栈蹲点，有机会唱个小曲以获得施舍；有的则在书馆里和说书先生打配合，获得一些赏钱；有的则蹲点火车站或者是直接到商铺讨要吃食。

4.似曾相识——专权存在在各种团体之中

我们看到，虽然乞丐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但当众多乞丐聚集在一起后，往往会形成自己的帮派和势力范围，在人员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建立有组织的管理方式。

那么谁来管理？丐头——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丐帮帮主。丐帮虽然都是由一些社会边缘人物构成，其内部却高低有别。

丐头作为丐帮内部领导人与普通乞丐区别很大：

一是经济特权。新入门的乞丐会将前三日乞讨所得全部上缴，丐头平时也会收商家的保护费，在各家各户婚丧嫁娶之时获得一些赏赐。

二是个人权威。作为丐帮里权力的象征，杆子通常有着极大的威力。杆子，也就是俗称的“打狗棍”，通常是丐头持有，帮内一旦有成员犯错或者是破坏了规矩，丐头通常会用打狗棍进行体罚，重者甚至会伤及性命，但也不会有人对此有异议。

三是特权。一旦成为丐头或是高层管理人员（比如筐头），他们日常是不用乞讨的，而且对乞讨来的物品具有管理分配的权力，更有甚者有些丐帮高层还会给自己分配家庭成员。

1、人员主体的构成源头在哪——人口资源的极度扩张

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以五十年丁银为准，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命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征解，统谓之地丁”。

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人头税基本被废除，控制人口增长的国家性政策放宽，同时得益于生产技术的改良以及高产作物的引进，再加上此时环境相对太平，人口便从一七九四年的3.13 亿飞速增长到一八三四年的4亿多。

人口数量的增长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不相匹配，使得本来就在不断减少的耕地的使用率不断降低。

土地无法承载更多的本地人口，这些人便背井离乡去寻找新的出路，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规模人口迁移。

各地移民、流民大量涌入两湖、东北地区，外来人民的到来使得大批山地和湖沼低地受到开发，提高了本地耕田使用率。

以湖北为例，本地土著原本不善经商，但受到外来商客的影响，形成了咸宁帮、黄州帮等等颇有影响力的商人集团，而商人的经商轨迹本身也是人口大迁移的一环，这便直接影响了东北地区的人口比例，至此汉族农民占比变多，他们把北大荒的许多沃土开发成了粮田。

大批量的流民涌入东北，是为闯关东，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谋生的出路。

2.天灾人祸，可谓是祸不单行

东北人口剧增，本身对本地土地资源开发是一件好事，但奈何天公不作美。此时东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仅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二年这五年的时间里，发生在黑吉辽这三地的自然灾害（水灾、地震、火灾、雹灾、瘟疫）便达十六起，这些灾害不仅摧毁了城镇建设，还导致农田庄稼歉收。

失去口粮的破产农民变多，越来越多的人只得沿街乞讨，汇聚成了一股新的不稳定势力。

以往各朝各代也不是没有天灾，但只要赈灾得当，外加政局没什么大事，情况一般都会好转。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晚清，尤其是1900年左右，可算是把各种不利因素全部聚齐了：天灾、战争、内部政局混乱、封建经济崩溃。

人民是既吃不饱又穿不暖，而且此时晚清面对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天灾人祸，更是封建制度和近代工业社会的冲突所带来的新挑战。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时俄国趁机大举侵犯东北地区，制造了血洗海兰泡、强占江东六十四屯、火烧瑷珲城等惨案。俄军更是借着捕杀义和团的名义大肆屠杀当地居民，而此时清政府逐渐放弃了以义和团打击列强势力的想法并与列强“和解”，也难怪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

说的就是义和团运动中清政府的行为带给老百姓最直接的感触，这就导致了中央统治威信大幅下降。此时东北各地势力突起，传统基层统治结构受到破坏，故土战火纷飞，平民失去了稳定的住所，铤而走险，过上了打劫乞讨，颠沛流离的生活。

清廷作为战争的主和者，签订了不少丧权辱国的条约，但这些条约的负担却落在了老百姓头上。为了付得起赔款，清政府向下摊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以庚子赔款为例，户部为支付多出的2100万两白银，将赔款摊派给各省。

并公然提出如果按正常流程收不足钱银，各省还可以“因时制宜”，“另行筹措”所以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比如米、蔬菜、柴火出现在征税名单之内也不足为奇。人民负担加重，破产情况频发，即使发放救济粮，部分官员也会从中克扣，很多真正需要救济的百姓根本领不到救济粮。这种情况之下只会导致更多的乞丐产生。

没有人想成为乞丐。如果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谁会愿意过上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风雨飘摇的日子？可晚清的社会情况不会给他们这样的选择，原本应该在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状态下度过一生的底层人民最先受到了社会变革的冲击——封建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打压之下已变的不合时宜。

朝廷没办法给底层人民提供更多的新工作机会，甚至无法为人民提供安稳的生活环境，这些最先受到影响的底层人民没有任何的应对经验，只能以最自然的方式枯萎。

清·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

黄思伶·晚清《点石斋画报》社会底层群体形象研究

王学斌·晚清乞丐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