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有生之年，台湾为什么没有回归？其实邓公已经太不容易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的钥匙
1988年1月，一个令人十分震惊的消息传到了北京。
“蒋经国先生于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享年78岁。”
邓小平不由自主地对旁人感叹道：“若蒋经国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也许在得知蒋经国死讯的一刹那，邓小平的思绪回到了60多年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次见到蒋经国的那天，那时邓小平22岁，蒋经国只有16岁，两人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他们俩体型相近，性格相仿，又都是中国留学生，所以来往十分密切。邓小平经常和年轻的蒋经国在河畔散步，告诉这个小自己6岁的学弟当初在法国巴黎的见闻，两人交流经验，畅谈理想，结下了深厚友谊。
邓小平在莫斯科待了不到一年便回国了，而蒋经国则是一直在苏联学习到1937年。
从那以后，二人再也没见过面。
邓小平没有想到，就在两岸关系前景一片大好之时，就在自己和老同学有机会在60多年后再见面之时，斯人竟已仙逝。
两年前的“华航事件”仍历历在目。那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一架由曼谷飞往香港的波音747货机在机长王锡爵的操纵下，中途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王锡爵表示自己不回台湾了，要和家人在大陆定居。
之后，中国民航派出代表与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代表在香港经过三天的谈判，事情终于圆满解决。这次“华航事件”，实为海峡两岸几十年来首次面对面的谈判，打破了过去几十年台湾当局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原则。
1980年5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同时拜托他给蒋经国带话：“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
但蒋经国的突然去世，使所有的美好设想都变得遥遥无期。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8军发动金门战役，但由于对敌人兵力了解不足，使得登岛作战的9000将士全军覆没，此战也成为了开国上将叶飞将军心中永远的痛。
虽然金门之战未达到预计目标，但毛泽东却看到了金门岛的政治价值。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共产党想在短期内解放台湾已经不太可能，但好在蒋介石不想成为民族罪人，不管美国人如何威逼利诱，在他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过“台独”的念头。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大举炮击金门，在一番惊天动地的轰击过后，金门伤亡了两万多国军。以当时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拿下金门岛只是时间问题。但毛泽东认为，金门还是掌握在国民党手里比较好，因为这里离大陆很近，蒋介石为了保卫金门，肯定会向这里运送弹药物资。
这样一来，金门就会成为台湾联系大陆的纽带。不管外国势力如何横加干涉，与金门联系紧密的台湾永远不会成为海外弃子。
接下来的20年，国共两党官兵便在厦门金门之间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军事政治戏，解放军假模假式地“单打双不打”炮击金门，可就是不登陆作战。直到后来，装满炸药的炮弹也换成了塞满传单的空壳子。
时间一久，大家都厌烦了这样无休止的敌对，海峡两岸企盼统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蒋介石1975年找来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提出“可以让毛泽东来台湾访问”。
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地对邓小平说：“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继承了他的遗志，立刻就把解决台湾问题搬上了日程。
邓小平首先要做的，就是让美国从台湾撤军，让美国大使离开台湾。
邓公坚持以“一个中国”为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
1979年1月1日元旦这一天，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在当时看来相当了不得的事情。
第一件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文中提出：通过两岸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实现两岸“三通”；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第二件事，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徐向前元帅宣布：解放军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
第三件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这三条消息犹如三颗重磅炸弹，那时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百姓，都一致认为台湾回归已经近在眼前了。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中美关系的缓和，事实上关键就在于台湾问题，在于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共识。除了这个理念不可动摇，双方在其他问题上都是可以谈的。
建国初期，美国就对新中国极度仇视，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虽然“联合国军”50年代在朝鲜吃了败仗，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敌对。因此，美国政府不仅在台湾驻军，还与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那时的美国政府一致认为，如若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中国剑指太平洋就没有了任何阻碍，甚至会“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反正他想敌对你，什么理由都是能想得出来的。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国际局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了变数。
1977年1月，民主党人卡特以微弱的优势入主白宫，他一上台就意识到苏联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威胁。中苏关系在十几年前已经交恶，而且苏联怂恿越南领导人黎笋进攻柬埔寨，大有把爪子伸向东南亚的意图。就连后来轰动世界的“越南排华事件”，明眼人都能看出背后有苏联的影子。
由于苏联对美国的严峻挑战，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卡特急于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他表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中美关系正常化。”
卡特的态度和邓小平的想法不谋而合。
早在1975年4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中美双方还签署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也是新的开端。”
邓小平称《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指的就是该公报里面关于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才是两国关系转折点最重要的条件。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摘自《上海公报》
“我们的愿望是，双方沿着《上海公报》的原则精神坚持走下去，双方都不要后退。”邓小平说。
5个月后，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再次强调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立场：
“中国的态度无非是三个条件：一、废约，即废除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合约；二、撤军，驻台美军现在有4000多人，不算多，可以很快撤离；三、断交。如果美国觉得时间还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耐心。我们坚信，不管过多少年，台湾问题总要解决。”
不管是美国总统卡特还是参众两院，都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才是中美建交的钥匙。早在1975年，福特总统就曾邀请毛主席访美，毛主席一口回绝了：“台湾的‘大使’还在你们那，你叫我怎么去？”
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也有言在先，美国对台湾“断交、撤军、废约”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977年8月份，卡特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赛勒斯·罗伯茨·万斯访华，和邓小平谈谈。
万斯心知肚明，眼前这个小个子可不是个好惹的主，过去美国诸如基辛格、福特等几大外交高手都吃过邓公的闭门羹。但万斯还是一开始就表明了态度，总共三条：
第一、中国必须以公开或者默许的形式，作出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的承诺；
第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第三、中国之间的“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美国驻台“大使馆”降级为“联络处”。
这三条，中国一条都不能同意。
邓小平抽了一口烟，慢条斯理地说道：“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至于美国政府要将驻台‘大使馆’降级为‘联络处’，让美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的建议，只不过是设立一个门前没有标志或国旗的大使馆罢了。”
邓小平提高了声音：“对此，我们完全不能同意！”
万斯后来评价说，直到那一天他才真正明白，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是绝不会让步的。
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必须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是说，现在卡特政府比我们要急，他们更需要中美邦交正常化。
接下来的5个月，中美之间进行了6次谈判，谈判从1978年7月持续到12月。谈判以美方接受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双方签署《中美建交公报》而结束。
谈判结果如下：
第一、中美发布联合公报，宣布卡特政府于1979年1月1日与中国建交，同日与台湾断交；
第二、1979年4月前必须撤走全部驻台美军，并于1980年1月1日正式终止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
第三、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这场成功的谈判，不仅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彰显了邓小平那惊人的智慧。
从邓小平访美到美国人出尔反尔
1978年12月29日，台湾当局“中华民国”的旗帜在美国缓缓降下，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灰溜溜地逃回台湾。
一个月后，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的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整整九天，74岁高龄的邓小平参加了80多场活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到来在美国刮起了一阵强劲的旋风。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时，中美双方就已经对台湾问题在《上海公报》里达成了共识，但美国参众两院鸡蛋里挑骨头，仍旧对此事不依不饶。
邓小平访美第一天，卡特安排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设下家宴，款待邓小平一行。席间，众人觥筹交错，畅想中美关系的美好前景，氛围好不热闹。
此时，布热津斯基突然问邓公：“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其他所有国家。”
这话当然带有些挑衅的味道，如果邓小平处理不好，很容易就会授人以柄。
但邓公处变不惊地回复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邓公一语双关，博得满堂喝彩。
1月30日中午，邓小平参加美国参议院为他准备的午宴时，参议院多数党派领袖伯德问了他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副总理先生，中共是否将会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这问题无论怎么回答都会授人以柄。
如果邓小平说会使用武力，美国政府就会立马给中国贴上一个“好战分子”或“破坏世界和平”的标签；如果他说不会使用武力，那台湾当局得知后定会对大陆无所畏惧，甚至破坏祖国统一大业。
这问题并没有难住邓小平，他回答道：“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此问题，但中国不能承诺不采用其他方式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作此承诺，将不利于中国统一。”
美国人文字游戏的小伎俩不怎么成功，邓公用他出色的智慧向美国人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宁可放弃和美国刚缓和不久的外交关系，这一趟美国之行我们宁可白来，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都是坚决不动摇的。
就在邓小平和伯德会谈的时候，美国国会山聚集了一大批抓耳挠腮的记者，正当他们对里面的谈话内容无比好奇的时候，从扬声器里居然传出了邓小平那标志性的四川口音：
“有人关心我们将用什么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上，主要的是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正是因为此问题已告解决，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肯定你们已注意到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一词，而改称‘我们要解决台湾回归祖国 、完成统一大业’的问题......若出现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我们将尊重当前现实和台湾现有的制度。”
记者们兴奋极了，邓小平和伯德果然在谈论他们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但同时他们也感到很惊讶，如此重要的会谈内容居然通过扬声器堂而皇之地播出，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分多钟，但其内容也足以石破天惊了。
然后，记者们马上就把如此新闻猛料传回总部，还有人因此获得了一大笔奖金。
至于为什么邓小平的谈话会通过扬声器传出来，成了当时一个耐人寻味的谜团。美国人到底是工作疏忽还是故意为之，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但今天看来，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邓小平此次访美，双方达成了多项共识，毫无疑问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邓小平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3个月，美国便出台了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该法律“规范”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作出了许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的规定。
其中的内容称，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使其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1979年7月，卡特政府宣布第一笔对台军售，总值高达1.6亿美元。
1982年5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布什访华，老布什曾经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这次老布什来访，让此后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收敛。
老布什访华三个月后，中国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也就是《八一七公报》。此公报中明确指出，美国将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对台湾的军售。
虽然美国表面上拥护《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三个中美公报，但暗地里，他们又向台湾做出所谓“六项保证”，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即便到了今天，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仍频频插手，中美关系曲折化也是一种常态。
为应对美国人“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行为，邓小平心生一计，决定贯彻“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方针，彻底放开和台湾地区的各项交流。
拨云见日的两岸关系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审阅一份讲话稿时，把原稿中的“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改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和台湾各界人士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邓小平解释道：“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上‘和台湾各界人士’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和蒋经国之外，还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
邓小平这一招不可谓不妙，这就相当于是在向台湾同胞以及全世界昭示：现在的两岸关系和过去那种剑拔弩张的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共方面欢迎与台湾当局的交流，也欢迎台湾各界人士提出他们的看法。
这个议案犹如一把大火，点燃了孤悬海外的中华儿女的心，也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大陆希望宝岛回归的一片赤诚之心，颇有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邓公提出的“一国两制”堪称天才构想，他相信，“一国两制”适用于香港和澳门，同样也适用于台湾。国家实现统一后，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同时，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华航事件”之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逐渐升温。台湾当局的蒋经国和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私交甚笃，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台海问题。
1984年，中国大陆上映了一部电影《血战台儿庄》，这是中国大陆拍摄的第一部反映国民党军抗战的电影，也是国军首次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荧幕上的电影。
蒋经国看完这部电影后对国民党“中常委”全体成员说道：“从这部电影来看，大陆方面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部电影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的对台政策有所调整，我们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从那时候起，蒋经国先生致力于两岸关系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
邓小平访美后，认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都不让步，邓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台湾，他为此告诫下属：“大家要做好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倒退的准备。”
邓公说这样的话是有非常硬的底气的，因为他相信蒋经国这位老同学。
1983年，邓小平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提出了实现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这便是著名的“邓六条”。第二年，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使用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统一问题晚一些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蒋经国非常认同“邓六条”，他在1986年也公开表态：
“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
邓小平欣赏蒋经国，是因为他在台湾问题上完全不像他父亲蒋介石一样死要面子，而是致力于与大陆交流沟通，以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从当年起解除台湾本岛及澎湖地区的戒严令；
7月16日，又宣布允许台湾民众以香港作为外出旅游观光的首站；
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决定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亲属者可赴大陆探亲；
11月2日，台湾当局又出台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
......
蒋经国打开了封闭了40多年的台海大门，实现了两岸的初步交往。
种种有利局面使邓小平坚信，只要海峡两岸人民团结一心，中国统一大业定然是一条康庄大道，那是任何外国势力都撼动不了的。
八十年代末，邓公已经为了中国统一做好了一切准备，但蒋经国那边却不太乐观。
因为他身体不行了。
从1985年开始，蒋经国的糖尿病愈发严重，而且其子蒋孝文、蒋孝武都不是可造之材，所以蒋经国宣布自己百年之后，蒋家人将不再掌权台湾当局。
这就给两岸统一留了变数，蒋经国一旦去世，台湾当局如若所托非人，那台海关系会不会误入歧途？这么多年国共两党为统一付出的心血会不会白费？一切都不好说了。
两岸关系在这几十年间，就如同一颗石头划过水面，眼看着已经泛起了涟漪，正要激起惊涛骇浪之时，却因为蒋经国的离世，再一次归于平静。
蒋经国去世后，苏联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中苏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在邓小平为他举办的欢迎宴会上，这位苏联末代领袖提出了邀请邓小平去访苏的想法。
邓小平说：“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果三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可以到苏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但现在已经过了三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再次邀请邓小平访苏：“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
小平同志脸上带着些许遗憾的神色说道：“我这一生只剩下了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那就是台湾问题，就是祖国的统一大业。我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确定了回归香港，虽然现在还没到回归的时候，但也确定了。”
对台湾，邓公真的尽力了！
1994年邓小平90岁生日， 一件意义非凡的礼物跨过台湾海峡，送到了小平同志手里，这件礼物便是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此时的陈立夫已是96岁高龄，在人生之路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陈老先生仍旧对祖国统一深怀渴望。
但邓小平心里很清楚，两岸统一他们都看不到了，这件事只能交给后人了。
也许在收到陈立夫礼物的时候，邓公心中是有过些许无奈的。
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鞠躬尽瘁、辛劳一生的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享年93岁。
遵照遗嘱，邓小平同志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也许邓小平在去世前的一刹那，他的脑海回到了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那天，那时的他们意气风发，已经决定了为中华民族奋斗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