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若论辉煌灿烂，汉唐自然是不二之选，可要是论繁荣发达适宜生活，北宋绝对是首屈一指的选择。

北宋可以算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之中，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存在了，很多方面非但超过了前面的朝代，就连后面的王朝也难以企及。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王朝，其历史评价却并不算高，有时候甚至还很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点历史基础的人都知道，纵观整个宋朝，有两个标签几乎是伴随其始终的。这两个标签，一个叫做“富裕”，另一个叫做“软弱”。

同时拥有这两个标签，无论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远远称不上是什么幸运的事情，就好像那个古老而又有名的比喻——“小儿持金于闹市”，下场会是怎样，不言自明。

基本上，有宋一代对外的表现就是那么回事，不论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最后的结果基本上就是用钱换和平，差别只在于是否能换来而已。对辽是这样，对西夏是这样，对金、对蒙古，还是这样。

究其根本，各家有各家的说法，有说是宋朝崇文抑武带来的恶果，有人说是养马地的丢失导致宋朝骑兵不足，难以扩大胜果。但我想说的是，宋朝本身的一些政策出了问题，导致它始终无法走出某个怪圈，最后硬是把自己给折腾死了。

宋朝的“三冗”问题是出了名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顽疾犹如附骨之疽，始终纠缠着这个王朝，尤以北宋为甚。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在搭建权力制度的时候，就采用了权力细化的方法，尽可能地将各项权力分成不同的职责，然后分别交由多名官员分别执掌，文官武将无不如此。

这样做虽然有效地起到了权力制衡的作用，更是让五代以来武将权力太大、容易势力一坐大就造反的势头戛然而止，但也带来了官员数量空前庞大，官员薪俸方面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的后果。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百姓闹事造反，但凡有个天灾人祸造成饥荒的，北宋朝廷就采取灾区征兵的方法，将大批灾民征召进军队，于是军饷的支出也大幅增加。

冗官、还有冗兵，然后冗费自然而然地也就随之而来了。

封建王朝的财政支出体系里，官僚和军队绝对是两个巨大的吞金兽，这种情况在北宋尤为严重。

一方面，大量的官员占据着各个要职，他们的工作量未必多大，俸禄却分毫不少；另一方面，大量难民出身的士兵充斥军营，他们的战斗力未必多强，粮饷却短缺不得，三冗就这么牢牢挂在了北宋朝廷的身上——像三个不断发展的毒瘤。

不是没人看出问题，可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人，首先就要面对已经被养肥了、惯坏了、同时也坐大了的文官集团的抵制与反击——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落败。

这些有志之士中，最有名的两个名字，一个叫范仲淹，一个叫王安石。

令人感到滑稽的是，有些人明知三冗的危害，却为了某些目的而推动加深了这一现象的发展。

比如说在1041年，宋夏好水川之战打响，结果西夏方面大获全胜，而当时西夏最重要的谋臣张元，原本却是个在北宋这边未能考取科举的失意书生。就是这么个科举层面的失败者，却辅助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送给了北宋一场几乎是羞辱性的惨败。

一般来说，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情的反应，应该是反思自己这边的人才选拔制度——也就是科举——应当作出改变，这才是正常人的思路。

可是，好水川之战中北宋方面的统帅韩琦，却偏偏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据说好水川之战后，张元写下了一首流传后世的诗作：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字里行间，满是对某些尸位素餐之人的嘲讽和自身怨气的一吐为快。

而韩琦在看到了这首诗之后，得出了一个现在人看起来惊掉下巴的结论：当前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不够多！如果扩大选拔人数，很可能就可以把张元这种人吸纳进来，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一系列问题了！

好家伙，这脑洞开得，被枪毙的死刑犯脑洞都没这么大的！

不过换个角度仔细想想就能明白，韩琦这不是脑洞大开，实则是聪明过头的表现。

从表面上看，这么做尽管会增加财政负担，不过的确可以有效防止人才流失到敌对势力，但是这背后的小算盘更是打得贼精。

要知道，政治斗争是历朝历代都少不了，像北宋这种文官明显高于武将的格局下更是如此，文官一面要着力继续压制武将，一面在内部也要展开各种勾心斗角，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内斗，绝大多数情况下依旧还是会在压制武将的问题上保持一致意见。

一个某种意义上完美的小算盘，只不过这背后的代价就只好由百姓来承担了。

据史料记载大致可知，北宋的领土疆域约为唐代的一半左右，但是前者的官员人数差不多有后者的三倍之多。

而要知道，官员本身基本上是不产生价值的，这样一进一出，北宋老百姓供养官员的压力差不多是唐代的六倍，这还是没把每年送给辽、西夏两边的巨额“岁币”给算上的情况！

因而相较于因为灾荒而被迫选择参军的老百姓，北宋的读书人对于考科举当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门槛更低意味着更多的机会，能吃上皇粮，同时也意味着身份地位的截然不同。

然而就是这些靠着民脂民膏奉养起来的官员，在北宋灭亡的过程中的总体表现，完全配不上对他们的优待。

金兵两次南下攻宋，遇到的有效抵抗十分有限，大部分时候都是势如破竹甚至是来去自如，真正遭受到的有效抵抗——屈指可数。

总体上来说，虽然在这过程中也不乏尽力抵抗的尽责官员，但相比较北宋对官员的优待程度来说，这个群体与北宋庞大到堪称臃肿的官僚团体相比，其所占的比例依旧低得可怜。

更多平日里享用着百姓供养的官员，都选择了逃跑或是投降，其中甚至还出现了像刘豫、张邦昌之流的、几乎是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官出身的傀儡皇帝。

向来标榜忠孝节义的文官团体，在北宋王朝的危亡之际却暴露出了太多的丑陋与不堪，而这就是一味强调优厚待遇，却忽略监督淘汰制衡等方面带来的恶果，追名逐利之徒占据了大部分权位，占据了大量国家资源的同时和堵死了真正人才的上进之路，最后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份名为“靖康之耻”的惨痛教训。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