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被后人誉为革命转折点的重要会议，原因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领导人不顾实际情况，强调以阵地战、堡垒战替代运动战，导致红军一再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特别是红军长征以来，指挥的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红军队伍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面对这种局面，红军何去何从，未来行军方向，牵动着每一位红军将士的心，直接关系着红军和革命的前途命运， 时不我待，千钧一发，危急关头下召开了这次会议。然而，会议一开始，博古李德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指挥，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只是一味地强调客观困难，敌人过分强大，我军的装备及实力不匹配造成的，至于指挥上犯的重大失误只字不提。

这样引起了参会人员的强烈不满，军事指挥人员纷纷指责错误领导人压制正确意见，战略战术上犯下的错误，正是军事指挥上严重错误造成的失败，随后，会议根据组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参会人员表决通过撤销博古和李德对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确立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决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立起来发言，表示反对这一决定，先是声称“胜败乃兵家常事”，支持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同时表示反对解除两人的军事指挥权。特别是会议选择对毛主席的担任指挥权时，更是引经据典坚决反对地说：“打仗一点也不高明，就是照搬《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那一套。”引起了主席的反驳：“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这场著名的争论，很多书和电视剧中均有记载。

当然，这名唯一支持博古李德的凯丰反对无效，这次会议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最终不仅撤销了博古李德两人的指挥权，还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制定了一系列适合自己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使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后人有诗赞曰：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那么，遵义会议唱反调的凯丰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当年有什么资历，在这样重大的会议上发言?遵义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哪里去了呢？结局如何？后来怎么样了？他的后人过得如何呢?请听我下面的分解，让我们对此一一进行解答。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湘赣边界的江西萍乡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此地因村口有一口形状像爱心一样的池塘而得名，因周围远处的峰峦，山并不高峻，植被并不茂盛，却孕育出数条潺潺不绝的山溪，细流如线，故村里人却称其为三角池。何家在当年的条件相对较好，因此，家里在他小时候就安排他到同姓氏的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后来转入萍乡中学读书，这期间当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进步思想在学校传播，很快就影响了许多青年学生，凯丰就是先进的积极分子之一。

后来凯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此时正是当年革命运动的中心，追求进步的他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被推举为学生会的干部，他善于搞宣传写作，因在当年鲁迅主办的《莽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武汉反动派的署名文章，受到北洋军政府通缉，组织为了保护这位青年学生，便安排他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系统理论的学习。

在苏联留学期间，凯丰结识了很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凯丰的入党介绍人是博古，后他与王明、博古等人一起被冠以“28个半布尔什维克”，特别是与博古，不仅是关系较好的同学，他们算是同学兼好友了。后来博古晋升很快，一度成为了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凯丰在博古等人的提携下，人生也步入快车道，1934年就当选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因此，在红军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参会的20多位高级领导人中，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地位比较高，级别仅次于博古、主席和朱老总等六位政治局委员，与王稼祥等人平级，比彭老总这些元帅还高，当时彭老总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不过，凯丰的级别虽然高，他表态反对解除博古李德的指挥权，在正确意见占据上风情况下，根本没得到大家认可，也就不了了之。同时，他的这次反对之后，他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也被解除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凯丰与博古不仅是同学、战友、上司，更是他的提携人，算是一路人的他有“难”了，他自然是两肋插刀在所不惜，更何况当年凯丰29岁，博古才28岁，可以算是同龄人的两人，可谓是惺惺相惜，志趣相投，彼此都很珍惜这段友谊。因此，凯丰根本没有对正确军事路线有客观全面的了解，更没有意识到博古李德领导红军的错误性，只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在个人感情天平上，肯定更倾向于这一端，跟随自己内心的想法，坚定不移地反对解除博古李德的领导权，甚至还与正确军事路线的毛主席据理力争。

善治军者，善于谋势；决胜负者，长于布局。遵义会议之后，这支英雄的红军四渡赤水，两占遵义，飞渡乌江，威逼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一路上过关斩将，用兵如神，充分展示了领导人高超的战略战术，红军一举变被动为主动，在铁的事实面前，凯丰通过痛苦的反思，他打心眼里佩服，意识到这才是一条真正的正确路线！

短短的时间通过这一系列胜利后，他在中央领导干部会上发言，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收回了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认为“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得了我们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后来，他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正确路线，展现了他勇于承认错误，修正错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坦荡为人的博大情怀。他也恢复了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凯丰确实转变过来了，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比如后来红军在长征中民族团结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他撰写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还有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写文章批评张国焘，及后来对张的一系列斗争，他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战斗在前列，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尽管如此，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唯一一名公开支持博古李德的表现，特别不被后人所理解，在人们的印象里，他是个顽固坚持“左倾”教条的人，仿佛成了一个反面人物。特别在后来的“七大”会议上，凯丰因为这个“污点”落选，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了，调到地方上工作，先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长、沈阳市委书记等职务。

建国后，组织不断对革命事业胜利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这短短两天时间的遵义会议，选出正确的领导人，从此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从一个胜利走上另一个胜利，这次会议也成为前所未有的重要里程碑的高度，是一次重大转折性的会议。但作为会议唯一的一名公开唱反调的人凯丰，自然成不了正面人物，从而也受到批判。

岁月悠悠，往事不堪回首。几十年之后，贵州为了隆重纪念这次重大转折的遵义会议，特别邀请了会议当事人的后代，来参加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当时，凯丰的儿子何明应邀参观纪念馆旧址，这些开国将帅、开国元勋的后代们济济一堂，聆听自己父辈峥嵘岁月的丰功伟绩，大家脸上都感觉到无限的荣光。就在这个时候，遵义会议纪念馆解讲员正大声讲解，会议做出正确的决议，确定毛主席为领导人，从此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此时出现了“跳梁小丑”般的坏人，说他如何反对主席，怎么不好，说得就不是人了，那个时候历史人物都是脸谱化，听到人家介绍父亲是坏人的情形时，何明觉得非常尴尬。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凯丰作为参加遵义会议的重要人物，纪念馆征集他们的遗物作为展览之用，凯丰的儿子何明又一次来到遵义，为了避免尴尬，他提前和遵义会议纪念馆旧址的负责人打招呼，此时，纪念馆的领导还特意告诉他，现在已经重新修改了讲解词，凯丰已经作为一名正面人物出现在介绍里面了。

何明

凯丰的儿子何明介绍，由于凯丰1955年去世，年仅49岁，是开国元勋中去世得比较早的一位，那个时候，自己才12岁，对父亲的历史了解不是很多，长大以后又是特殊的年代，直到他晚年的时候，才有时间为父亲的事情奔波，由于他有红军时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高级干部，他毕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是组织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他正确对待和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他廉洁奉公，值得后人尊敬。

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不幸的。原来，凯丰在老家的时候，由父母之合，媒妁之言，娶萍乡湘东区老关镇渡口村孙氏为妻，后育有两女。凯丰参加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战火的阻隔，他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在红军时期，凯丰与广东惠阳县人廖似光结婚，红军长征时，作为高级干部妻子的廖似光是少数的三十多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之一，他编入干部休养连参加长征，与凯丰生了两个孩子，皆因为战争的残酷而杳无音讯。

抗日战争时期，凯丰担任宣传部长时，宣传部研究员王茜在他身边工作，王茜是一位在北平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大家闺秀，文化程度很高，曾经留学日本，懂得英文、日文，气质高雅，戴着金丝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人也长得很漂亮，这位知识女性十分钦佩凯丰的革命经历和学识，尤其是他写的一手好文章，深深地吸引着这位知识女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又是自己的领导，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高级干部。再加上两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都喜欢写文章，两人很快就走在一起，并结为伉俪，几年后生下两个男孩，一个是长子取名叫何明，一个是次子取名为何亮。

不幸的是，后来跟随凯丰到东北生活的妻子王茜身患重病，行动都不能自理，那时，凯丰担任沈阳市委书记，刚刚解放的这个城市千头万绪，工作非常繁忙，组织为了照顾她生下的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还有这位忙着革命工作的市委书记，经中组部和上级领导批准，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时任沈阳市委书记凯丰医疗护士长赵淑璧组建新的家庭。

赵淑璧（中）为凯丰铜像揭幕

由于战争年代身患重病，加上后来工作繁忙，凯丰与赵淑璧结婚不到两年时间，便一病不起，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终年49岁。此时，赵淑璧任劳任怨，替凯丰前妻将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何明、何亮抚养成人。

晚年的时候，先后在中宣部医务房、中苏友谊医院、北京妇产科医院等单位划拨任职，后来担任北京妇产科医院离休司局级干部赵淑璧，依照丈夫凯丰生前希望回乡探望的遗愿，曾经回到凯丰故乡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小住一段时间，赵淑璧在丈夫凯丰的故乡，看到三角池村凯丰故居建立了凯丰纪念馆，馆里一楼是大厅，呈会场布置，主席台两侧分别悬挂凯丰和该宗祠始祖的画像。

她来到二楼展览馆，有凯丰生平简介和展馆收藏的凯丰同志曾经用过的皮箱和盖过的毛毯等珍贵文物，生平事迹展览馆，该馆分为青年求学，远涉求索；团干俊才，革命坚定；理论宣传，功绩卓著；建国图治，殚精竭虑；崇高品质，深切缅怀等五个部分，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凯丰传奇的一生，并将其作为当地教育培训基地，她非常高兴，并怀着敬仰的心情仔细看着。

随后，她不顾高龄，前往三角池村访问凯丰的亲人和乡亲，为立于村小学广场的凯丰塑像揭幕；前往安源纪念馆、秋收广场起义广场、凯丰就读的萍乡中学、市博物馆、老关镇、湘东陶瓷工业园等处参观考察。

陪同赵淑璧一同回故乡的何明说：父亲凯丰在30年革命生涯中，一生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他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生前工作占据了他的主要生活。由于他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毛主席，他的一些事迹被人回避，以至于许多人都不了解他的事迹，后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可惜英年早逝，但他犯了错误勇于改正的精神，被后人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也算是令后人和他的亲属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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