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顾维钧的名字如雷贯耳。他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维护国家主权的壮举，至今仍被传颂。然而，这位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辉煌人生背后，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姻悲剧。
他的发妻张润娥，一个被包办婚姻和时代洪流碾碎的女子，最终选择削发为尼，孤独终老。她的故事，是旧式女性命运的缩影，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个体牺牲的深刻注脚。
张润娥生于1888年，是上海名医张骧云（一作张衡山）的独女。张家世代行医，家境殷实，张骧云因医术高超常出入上海官宦之家，也因此结识了同为师爷的顾维钧之父顾晴川。
张骧云精通相术，初见少年顾维钧便断言其“必成大器”，遂主动提出联姻。彼时顾家已家道中落，对这门“高攀”的婚事求之不得，年仅10岁的张润娥与12岁的顾维钧就此定下婚约。
为栽培这位“未来女婿”，张骧云倾尽资源：他资助顾维钧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甚至变卖祖产供其赴美留学。1904年，顾维钧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与外交，成为哥大高材生。张骧云此举既出于惜才，也盼女儿能“夫贵妻荣”。然而，这段看似双赢的联姻，却因顾维钧的成长与张润娥的停滞，逐渐走向失衡。
1908年，顾维钧被父亲以“母病”为由骗回国完婚。此时的他已接受西式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对包办婚姻极为抵触。婚礼当天，他躲进母亲房中拒绝入洞房，甚至计划次日逃回美国。面对张润娥“你睡床，我睡沙发”的妥协，他仍冷漠以对。
这场婚姻从一开始便名存实亡，顾维钧直言：“我与她是两个世界的人。”
为维系表面关系，顾维钧携张润娥赴美，却将她安置在费城一对德国老夫妇家中，自己则返回纽约求学。张润娥虽努力学习英语，试图融入丈夫的世界，但两人思想差距犹如天堑。
1908年春，清政府特使唐绍仪访美，回国前夕，特邀40位留学生代表聚会，顾维钧便在其列，另外还代表留美学生发表了感谢词，并因此受到唐绍仪的赏识。
1909年，顾维钧向张润娥提出离婚，1911年张润娥平静签署协议，独自回国。这场婚姻仅维持一年，却耗尽了她的一生期待。
离婚后的张润娥承受着双重打击：一方面，社会对“弃妇”的歧视令她举步维艰；另一方面，父亲张骧云因悔恨交加郁郁而终。
1933年，已经再婚的顾维钧寄来5万元“补偿金”，却被她原封退回。彼时她已出家近20年，在陆家观音堂青灯古佛，直至离世未留一张照片。
她的悲剧不仅是个人遭遇，更是时代的必然。尽管张润娥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女子”（她主动放足、学习英文），但在顾维钧眼中，她始终是旧秩序的象征。
顾维钧晚年回忆她时，称其“宽容、忍耐、天真”，却无半分愧疚，反将离婚视为“对彼此负责”。这种冷漠，折射出新知识分子对传统伦理的矛盾态度——既批判包办婚姻，又享受其带来的资源。
与张润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顾维钧后续三段婚姻的“实用主义”色彩。
1912年顾维钧取得额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启程回国，接受唐绍仪（已被袁世凯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的电邀，赴任民国政府总理秘书。
回国后，因工作缘故，顾维钧常登总理官邸，一来二去认识了唐绍仪的三女儿唐宝玥，两人日久生就很快坠入爱河。
唐宝玥由此成为了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唐宝玥民国总理唐绍仪之女的身份，助顾维钧跻身政坛核心，只可惜在1918年因西班牙流感早逝。
唐宝玥之后，顾维钧又娶了第三任妻子黄蕙兰，黄蕙兰是“亚洲糖王”之女，以巨额财富支撑顾维钧的外交事业，两人的婚姻维持37年后黯然收场。
后顾维钧又娶了第四任妻子严幼韵。严幼韵比顾维钧小20岁，第一任丈夫是前驻马尼拉总领事，在二战期间因日本进攻菲律宾牺牲的杨光泩，由于严幼韵自幼接受中西两种教育，再加上长期与外交官生活，在联合国工作，所以和顾维钧颇有共同语言，婚后她辞掉工作，全职照料顾维钧，成为顾维钧晚年的情感归宿，被顾维钧称为“唯一真爱”。
这几段婚姻无一例外助力顾维钧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而张润娥这个发妻的“价值”仅在于其父的资助。
当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将四位妻子分别定义为“主命、主贵、主富、主爱”时，张润娥的悲剧更显讽刺：她既未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也未获得“资源提供者”的尊重。
张润娥的遭遇揭示了近代中国的深层矛盾，顾维钧接受西式教育后，将婚姻自由等同于对旧制度的反抗，却未反思自身对传统资源的依赖，而即便如张润娥般努力适应变革（学习英文、放足），仍无法摆脱“父权附属品”的身份。
最后张润娥的选择——出家而非再嫁，既是对世俗的绝望，亦是对尊严的坚守。当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慷慨陈词时，张润娥在佛堂的沉默，构成了历史叙事中一道刺眼的裂隙。
张润娥的一生，如同被时代飓风卷落的枯叶。她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讴歌宏大历史叙事的同时，不应遗忘那些被碾碎的个体命运。顾维钧的功绩值得铭记，但张润娥的悲剧更需被看见。唯有如此，我们方能更完整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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