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底，江青等人故技重施，在报纸头版刊登了一篇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矛头直指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谢振华等人。此举，一如1965年的《评<海瑞罢官>》，以点带面、以文连人。

江青一手提拔起来的文化部的于会泳大放厥词，说“谢振华必倒无疑”，甚至直呼周总理的名字，说他“也将措手不及”。周总理是否措手不及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谢振华是万万没想到。

《三上桃峰》演出接受批判时，江青挥舞着拳头大声吼道：“今天我特意穿军装来看，就是要炮轰他谢振华！”王洪文积极响应，在大会堂主持的山西省委赴京报告会上，对谢振华发起进攻。

王洪文非说谢振华支持《三上桃峰》，是为某人翻案，并逼问他是受谁指使的、谁是他的总后台。很显然，他们的“胃口”很大，最终目标不是谢振华这么简单。

谢振华解释说：“《三上桃峰》是文化部调到北京来汇演的，不存在什么后台。”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让江青等人满意。见谢振华不肯说出他们要的那个名字，江青就安排人进行车轮战，不停围攻他。

这样的批斗逼问持续了两个多月，眼见自己再怎么解释都是浪费时间，于是谢振华给毛主席写信，说明原委，请求帮助。毛主席看过后，在信的原件上批示“到此为止。”

李先念告诉谢振华：“你的报告毛主席批阅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批判你的问题就此了结。”谢振华没吭声，陈锡联又关心道：“你这段时间的压力很大，现在可以到301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了。”

可是，如果毛主席的话，江青一伙真的会听的话，也不至于闹得群情激愤、四处树敌。

谢振华被罢官后，江青安排他住进北京万寿路西街招待所后院。这里面住的都是当时不太吃香的老干部，例如江华、谭政、宋任穷、欧阳钦、叶飞、曾生等人。

因为《三上桃峰》，谢振华的家人也受到影响，他在国防工办做秘书的妻子被停职，他在军队的大儿子、小女儿被复员处理，大儿媳也被复员处理，二儿子因为说父亲没看过《三上桃峰》的真话，先被隔离审查，后被定罪攻击江青等人，长期不给分配工作（二儿子是南开毕业的高材生）。

1977年12月下旬，谢振华恢复工作，被中央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1978年7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写报告，请求对部分受《三上桃峰》牵连的同志予以平反。中央批复同意，并指出《三上桃峰》事件的种种罪名纯属污蔑捏造，应对因此蒙冤的有关团体和人员进行平反昭雪。

谢振华在看到报告的第一时间，就写好申诉材料，并通过陈云等人，送到山西省委处。可关于谢振华的个人平反，迟迟没有动静。1979年，小平同志访问完朝鲜，回国路过沈阳时，顺便视察沈阳战备情况。他问代表军区来汇报的谢振华：“中央已经给《三上桃峰》事件平反了，你个人得到平反了吗？

谢振华说没有，并把申述过程和个人猜想，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经过多位中央首长过问，并给山西省委换班子，加上中纪委派出工作组，一波三折下，谢振华得到彻底平反，他终于恢复清白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