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亲自写信给72岁的大律师：拟请先生参加新政协

1949年初春，北平城内一场特殊的会面正在进行。72岁的江庸，这位在民国时期享誉法律界的泰斗，正在与北平市长叶剑英畅谈。谁能想到，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律师还在为国民党政府效力。此时的他，却带着＂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远赴北平，与共产党接洽和谈。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次北上之旅中，他不仅受到了中共高层的热情接待，还获赠了一套珍贵的《毛泽东选集》。一场意外的检查证事件，一次难忘的西柏坡之行，让这位饱读诗书的老先生对共产党的作风有了全新的认识。但谁又能想到，这次和谈之旅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谜题：为什么几个月后，毛主席会亲自给这位年逾古稀的大律师写信，邀请他参加新政协呢？

从＂上海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和谈：一个意外的开端

1949年的一月，寒风凛冽。上海滩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内，72岁的江庸正在整理行装。这位在民国时期叱咤法律界的大律师，即将踏上一段不寻常的旅程。

就在几天前，李宗仁刚刚接任了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职务。面对节节败退的战局，李宗仁决定寻求和平谈判的可能。他选中了江庸、颜惠庆等多位在上海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

＂为什么选中我呢？＂江庸回想起李宗仁派人来访时的情景。原来，他在法律界的名望和为人处世的正直，让他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这支代表团阵容可谓豪华。除了江庸这位法学泰斗，还有外交界名流颜惠庆、教育界泰斗章士钊，以及被誉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这些人都是当时上海滩响当当的名流，每一位都在各自领域有着极高的声望。

2月13日这天，代表团一行19人从上海起飞。当飞机降落在北平时，江庸的心情格外复杂。他曾经在这座古城度过自己的壮年时代，如今故地重游，却是为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和谈。

让江庸没有想到的是，一到北平就受到了隆重接待。叶剑英市长亲自安排了代表团的食宿，还为每位成员配备了专门的联络员。最让他们惊讶的是，每人都收到了一套崭新的《毛泽东选集》。

＂这些共产党的作风，倒是与传闻中大不相同。＂江庸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代表团成员们住进了北平饭店，这里的一切井然有序。街道上的百姓安居乐业，完全看不出这是刚刚经历战争的城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代表团成员们马不停蹄地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叶剑英多次与他们深入交谈，讨论和平统一的方案。让江庸印象深刻的是，共产党方面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诚意。

一天，当江庸正在整理谈判资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毛主席要在西柏坡接见代表团。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倍感振奋，因为这意味着和谈有了更大的希望。

此时的江庸还不知道，这次北上之行不仅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将改变他此后的人生轨迹。而这个开端，正是源于那个寒冷的二月，源于这支肩负和平使命的代表团。

老法学家与叶剑英的难忘交谈：通行证风波背后的震撼

一个寒冷的下午，北平市政府门前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小插曲。身着长衫的江庸从公家轿车上走下来，准备赴约见叶剑英市长。这位在法律界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大律师，平日里总是以其儒雅的风度著称，却在这天因为一个＂通行证＂的问题差点拂袖而去。

＂请出示您的通行证。＂门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了江庸一行。

＂我是应叶市长之邀前来，这是公家的轿车。＂江庸指了指身后的轿车，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快。

＂对不起，按规定所有人都要检查通行证。＂年轻的战士态度坚决却不失礼貌。

就在这时，一辆挂着特殊牌照的轿车驶来。江庸认出那是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座驾。让他没想到的是，执勤战士同样拦下了这辆车，仔细检查了证件才放行。

这一幕令江庸愣在原地。在他过往的经历中，官场上下级分明，大小官员待遇天差地别。而眼前这一幕，却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很快，叶剑英得知了这件事。在随后的会面中，这位北平市长不仅没有因为江庸的不快而有所不悦，反而向他详细解释了解放军的纪律制度。

＂我们解放军有个传统，叫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叶剑英说，＂不分职位高低，不论地位贵贱，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这番话让江庸想起了自己在南京和上海的见闻。在那里，官员们出入衙门，往往是前呼后拥，卫兵们点头哈腰。而在北平，却处处体现着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风气。

会谈期间，叶剑英还向江庸介绍了共产党在北平实行的各项政策。从维护市民日常生活秩序到保护文物古迹，从发展教育事业到振兴地方经济，每一项措施都显示出井井有条的治理能力。

谈话中，叶剑英特别提到了和平统一的方针。他说：＂我们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北平的和平解放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次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临别时，叶剑英还特意叮嘱江庸：＂先生若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来找我。＂

走出市政府大楼时，江庸又看到了那位执勤的战士。这一次，他主动向战士出示了通行证。这个小小的举动，象征着一位老一辈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在悄然发生改变。

这次会面之后，江庸在给上海的家人写信时提到：＂北平的新气象，令人耳目一新。这里的军政大员和普通士兵都严格遵守纪律，显示出一种前所未见的新作风。＂

西柏坡会面：毛主席与江庸的诗词对谈

1949年2月22日，一个特殊的日子。河北西柏坡的黄土小院里，迎来了一群不寻常的客人。72岁的江庸带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踏上了这片承载着革命希望的土地。

四年前的重庆谈判时，江庸曾远远地见过毛主席一面，但未曾交谈。这一次，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深入交流。

＂你们为寻求和平途径，远道前来，辛苦了。＂毛主席的开场白打破了初次见面的拘谨。他坐在简陋的木椅上，身着洗得发白的灰军装，与江庸等人拉起了家常。

谈话间，毛主席得知江庸自幼饱读诗书，精通古文。＂听说先生才高八斗，可有新作？＂毛主席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诗词创作。

江庸当即从衣袋中取出随身携带的诗稿，恭敬地呈上。毛主席接过诗稿，认真品读起来。其中一首诗引起了他特别的兴趣：

＂往诉还防彼怒逢，刃经屡折岂成锋。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眼坠雾中花变色，爪留雪丘雁无踪。叶公毕竟乖真赏，性到能驯定伪龙。＂

＂好诗啊！＂毛主席放下诗稿，与江庸讨论起诗中引用的典故。他指出这首诗用了东汉马援劝说隗嚣的历史典故，暗喻了当前的政治局势。

＂先生这首诗用典精妙。＂毛主席说，＂马援劝隗嚣投降刘秀，隗嚣犹豫不决，最终自取灭亡。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啊。＂

随后，两人又谈起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历史典故。毛主席对《史记》《汉书》中的典故信手拈来，与江庸你来我往，竟讨论了近一个小时。

在诗词讨论的间隙，毛主席还谈到了共产党对人才的态度：＂只要是愿意为人民做事的人才，我们都欢迎。先生若有推荐的贤才，尽管告诉我们。＂

这场始料未及的诗词对谈，让江庸看到了毛主席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位领导千军万马的革命领袖，不仅熟谙军事政治，更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

临别时，毛主席还特意嘱咐江庸：＂回去后好好想想我们今天的谈话。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从西柏坡返回北平的路上，江庸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次难忘的会面。那天的谈话，不仅仅是一场文人雅集，更是一次关乎国家前途的深层对话。而这场对谈，也为他后来参加新政协埋下了伏笔。

艰难抉择：当国民党虚与委蛇时，一位法学家的良心选择

1949年3月初，上海和平代表团从北平返回南京，向李宗仁政府汇报和谈情况。然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热切的讨论，而是一连串令人失望的遭遇。

江庸带回了一份详细的谈判纪要，其中包含了通航、通邮等多项具体议题的初步协议。然而，当他向李宗仁政府展示这些成果时，却发现对方根本无心和谈。

＂这不过是拖延时间的手段罢了。＂一位参与接待的国民党高官私下对江庸说。这句无心的话语，揭开了这次和谈的真实面目。

更令江庸愤慨的是，就在代表团北上期间，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却在幕后频频活动。据参与会议的工作人员透露，蒋介石曾三次派人向李宗仁施压，要求终止和谈。

一天，江庸收到了一封来自重庆的电报。电报中说，蒋介石已经在重庆布置军事防线，并扬言要＂重整旗鼓，反攻大陆＂。这个消息证实了他的担忧：和平谈判不过是国民党的缓兵之计。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歧。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争执日益激烈。有人提议继续谈判，却被另一些人指责为＂通共＂。这种内讧让和谈的前景更加渺茫。

一个细节让江庸尤为不安。当他向李宗仁详细汇报北平之行的见闻时，发现对方对共产党在北平推行的各项政策毫无兴趣，反而对解放军的军事部署格外关心。

＂这完全违背了和谈的初衷。＂江庸在给好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真诚和谈的意愿，一切不过是在演戏给国际社会看。

三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前线突然发动进攻，打破了原本的停战默契。这一举动，彻底击碎了和平谈判的希望。

面对这样的局面，江庸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婉拒了李宗仁政府挽留他继续担任法律顾问的邀请，毅然返回上海。

＂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江庸对前来挽留的同僚说，＂但现在的局势，已经不是我们这些法律人能够左右的了。＂

回到上海后，江庸闭门谢客，专心整理这段时间的见闻和思考。他清楚地看到了两个政权之间的巨大差异：一个正在衰落，一个正在崛起；一个虚与委蛇，一个诚意满满。

就在这时，解放军已经开始渡江作战的准备。很快，上海就将迎来巨变。而江庸，这位饱经沧桑的法学家，已经在内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从大律师到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功臣：江庸的晚年贡献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江庸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信封上＂毛泽东＂三个字格外醒目。拆开一看，这位73岁的老人惊讶地发现，这是一封邀请他参加新政协的亲笔信。

＂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信中这样写道。对于这份邀请，江庸欣然接受。9月，他来到北京，亲眼见证了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

从此，这位曾在民国时期叱咤法律界的泰斗，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他先后担任了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在这些岗位上，江庸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工作热情。

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年过七旬还如此辛勤工作，江庸说：＂新中国的法制建设百废待兴，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就得为国家多做些事。＂

1950年，当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起草时，江庸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他特别强调要保护妇女权益，废除封建婚姻制度。这些建议大多被采纳，成为了这部开创性法律的重要内容。

不仅如此，江庸还编写了多部法律普及读物。他深知，要让法律真正走进百姓生活，必须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于是，他编撰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浅说》《惩治反革命条例解说》等通俗易懂的法律图册。

这些图册不仅文字浅显，还配有生动的插图。江庸常说：＂法律不是高高在上的，要让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些普法读物在全国广受欢迎，成为了新中国法制宣传的重要教材。

1953年，江庸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大会议上，这位老法学家常常就法律条文的措辞提出精准的修改意见。他说：＂立法用词必须准确，一字之差可能导致执行时的偏差。＂

晚年的江庸仍保持着对诗词创作的热爱。1958年，他将毕生所作诗词结集成《澹荡阁诗集》。这本诗集记录了他见证新中国成长的感受，其中不少诗作反映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看到这本诗集后，专门写信给江庸，肯定了他的文学造诣，并鼓励他继续创作反映新时代的诗词。

＂新中国给了我这个老人第二春。＂这是江庸晚年常说的一句话。直到1960年2月离世，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这位经历了旧中国、亲历新中国诞生的法学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忱，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留下了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