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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一天，江西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王家珍正在瑞金县的叶坪乡走访，傍晚时，他和路上偶遇的两位老乡闲聊起来。

他问：

“附近有人家，在二十年前收养过红军的后代吗？”

没想到，其中一位老伯想了一下说：

“朱坊村有位老朱家，收养过一个娃儿，听说是红军留下的。”

王家珍一听，猛地一拍大腿，心里不免有些激动了：找了这么几个月，总算有一点眉目。

他心急如焚，真想立刻冲到那户人家去问个清楚，但此时天色已黑，他只好先回去休息，等待天亮再去找人。

临睡前，他不免想：如果真的有消息了，毛主席和贺子珍同志应该感到很欣慰吧？

没错，他们要找的人正是两人的儿子——毛岸红，相比起大名鼎鼎的毛岸英，毛岸红至今都只是一个少为人知的名字。

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几段婚姻中，他共留下了十个子女。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除了大家较为熟悉的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衲四人，靠“吃百家饭”“行万里路”才得以长大成人外，另外六个要么早年夭折，要么下落不明，少有人知。

毛岸红和其他孩子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失散的？

毛泽东的十个子女中，前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都是杨开慧所生。

毛岸龙出生时，毛泽东已经上了井冈山，母亲牺牲后，他与两位哥哥一同生活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办的幼稚园里。

后来，遭叛徒出卖，幼稚园也被破坏，他在此期间不幸病逝，他与毛泽东虽为父子，却从未见过面。

1928年，由于长沙方面的消息错误，毛泽东误以为杨开慧已经牺牲，于是和井冈山上的第一位女党员贺子珍结为夫妇。

到1937年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去往莫斯科，两人在十年间共生育了三子三女。

他们的长女生于1929年，这也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女儿，主席十分喜欢，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金花”。

可是，恰逢红军刚打下龙岩，部队马上又要开拔，毛泽东不得不为她找了一户人家寄养，他对贺子珍说：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找到身边。”

刚刚产女就要面临骨肉分离，贺子珍虽然满心痛苦，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遗憾的是，等到她1932年4月回去接小“金花”的时候，却被告知孩子早已因病夭折。

同年底，贺子珍在福建又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多多少少弥补了他们的丧女之痛，按照辈分，毛泽东为他取名叫毛岸红，与毛岸英三兄弟并列。

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贺子珍染上了疟疾，医生建议不要母乳喂养，以免传染给孩子。

于是，毛泽东就为他找了一个奶妈，这个奶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按照当地的叫法，总是“毛毛”“毛毛”地喊，后来，大家就都叫毛岸红“毛毛”。

毛毛在夫妻俩身边，一晃就长到了两岁多，他生得浓眉大眼、口齿伶俐，毛泽东对他十分喜爱。

忙碌之余总是抽出时间来抱抱他、逗逗他，还曾说过这样的话：

“你长大了一定比我厉害，你看你比我还多了一个‘毛’字。”

不过，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毛泽东和贺子珍商量之后，决定将毛毛交给留守在根据地打游击的毛泽覃和贺怡夫妇抚养，临行前，贺子珍特意找来棉花，亲手给毛毛缝制了一件棉袄。

只可惜，苏区不久后就被敌人占领了，为安全起见，毛泽覃将毛毛秘密送往江西瑞金的一个警务员家里，让他帮忙找一家合适的老乡寄养。

只可惜，没过多久毛泽覃就英勇牺牲，再也无从联系上那位警卫员，毛毛自此就下落不明了。

其实，贺子珍在1933年还曾“早产”生下过一个男婴，由于当时进行反“围剿”战争，条件艰苦，这个孩子生下没多久就夭折了，连名字都没有。

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了贵州的一个小村庄，贺子珍在这里生下一个女婴，这是毛泽东的第七个孩子。

只是，前方的长征路，遥远、艰苦，且危机四伏，贺子珍不得不再次选择放弃刚出生的孩子，将她交给了当地的白苗族老乡代为抚养。

一年多后，到达陕北的贺子珍再次生下一女，相比起哥哥姐姐们，这个小名叫“娇娇”的女孩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终于可以在离父母不远的地方生活。

1940年，她被送往苏联，陪同在莫斯科治病的贺子珍，毛泽东为她正式取名叫李敏。

同年底，江青生下了毛泽东的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李讷。

姐妹俩的名字取自于《论语》中的一句话：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之所以姓李不姓毛，是因为当时的毛泽东化名为“李得胜”。

在李敏和李讷的中间，还有一个孩子，那是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后没多久，生下一个男孩，这也是毛泽东的第九个孩子。

毛泽东没见过他，也没有为他起名，只知道贺子珍叫他“瓦沙”，不过，这个孩子不到一岁，就因为患了重感冒，随后转变成肺炎，在就医途中就不幸夭折了。

与此同时，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婚姻，也因为她执意离开延安，而走到了尽头。

远在莫斯科的贺子珍，没能等到毛泽东的“示好”和嘘寒问暖，反而是要求终止婚姻关系的信件，她的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离开十年后，在苏联备受苦难的贺子珍终于在建国前回来了。

而这十年内，国内的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被打败了，没过多久新中国就成立了，革命终于成功了！而她，和毛泽东则早已不再是夫妻了。

在沈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隐居”在上海，关于那段婚姻，她有没有后悔过自己决定，我们早已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十分思念自己的孩子。

此时，在她所生的三子三女里，除了李敏外，已经有三个早早夭折，还有两个下落不明，找到这两个孩子，成为她十分急切的心愿。

只是，长征途中在贵州生下的那个女儿，一出生就被送给了当地的老乡。

没有名字，没有特征，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日后相认的东西，如何还能寻得到？贺子珍多方打探，都毫无线索，只能放弃。

能够有希望寻找到的，也许只剩下“毛毛”了。

其实，对找毛毛这件事，还有一个人也特别上心，那就是毛泽覃的妻子、贺子珍的妹妹——贺怡。

当初，是贺怡夫妇俩一起接下了照顾毛毛的任务，后来，毛泽覃牺牲，毛毛下落不明，这让同时身为婶婶和姨妈的贺怡十分愧疚。

因此，她一直记挂着要找到毛毛，只是，战事紧张，她既要工作，还要照顾李敏等人，一直没能找到成熟的时机去打探毛毛的下落。

事情在解放前夕，终于有了一丝转机。

那个时候，毛泽东刚离开西柏坡，暂时住在北京的香山别墅里。

有一天，贺怡过来找他，脸上写满了欣喜，她告诉毛泽东：毛毛终于有消息了！

毛泽东一听，也不免有些激动，可等到听完贺怡的描述，他又有些担心了。

他认为这个孩子和他记忆中的毛毛差别很大，但激动的贺怡，还是决定尽快到江西去将孩子带回来，让毛泽东亲自确认。

几个月后，贺怡去吉安赴任，她再次前往赣南，寻找毛毛，可就在途中，不幸遭遇了车祸。

贺怡当场去世，而包括她儿子在内的其他乘客，也都受伤严重。

寻找毛毛的线索再一次断掉了，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曾经有片刻的沉默，后来，他说道：

“不要找了，还是让这个孩子继续留在民间！”

虽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用再找了，他本人也不再提及此事，但身为母亲的贺子珍却不想放弃，尤其是独居在上海时，她更加思念孩子。

1953年，贺子珍写信给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在信中，她详细讲述了与毛毛有关的事情，并诚恳地请求对方帮忙寻找。

事实上，在收到贺子珍的信之前不久，邵式平就已经收到过来自中央的电报，要求当地帮忙寻找丢失的“毛毛”。

为此，江西省政府专门还成立了一个“毛岸红专项任务组”，王家珍和其他成员们走遍了江西大大小小的地方，尤其在瑞金等地，几乎是挨家挨户走访调查。

于是，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出现的那一幕。

在王家珍等人锲而不舍的寻访下，终于传来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1934年的秋天，朱盛苔和黄月英夫妇曾经收养过一个男孩，那个男孩是由两个红军带来的。

这个名叫“朱道来”的年轻人，年龄与毛毛相仿，血型和贺子珍相同，更令人激动的是：他与年轻时的毛泽东，面容竟有几分相似。

综上种种，江西方面认为：朱道来就是当年的毛毛。

贺子珍在看完资料后，也不禁有些激动，她认为这个孩子极大可能就是自己丢失的毛毛。

等到黄月英等人来到上海，贺子珍亲眼看到朱道来的时候，激动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了。

将朱道来端详许久后，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后来，她忍不住抱着朱道来痛哭失声。

而毛主席这边呢？照片送到时，周恩来和刘少奇先看了，他们也觉得跟毛主席有几分相像。

不过，毛主席看后却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说：

“这个孩子看起来，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这句话没有完全否认，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一种认同。

但事情又一次出现了转折：一位烈士的家属找到了中央，说朱道来不是毛岸红，不是毛主席的儿子，而是她的儿子霍小青。

她叫朱月倩，是烈士霍步青的遗孀，1933年，霍步青在福建牺牲后，朱月倩才生下了孩子，为了纪念霍步青，她为孩子取名霍小青。

1934年，她将孩子寄养在当地老乡的家中，自己则奔赴革命征程，也自此失去了孩子的音讯。

直到解放后，她凭着记忆去江西打听孩子的下落，这才找到了黄月英一家。

事情的走向让负责的同志有些犯难了，两位母亲都认为朱道来是自己的孩子，两位母亲都曾是为了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功臣，如今也都思子心切……

特征也好、相貌也罢，都不能确定亲子关系，万一认错了，又怎么办呢？

当时，华东局办公厅的主任还亲自前来处理此事，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依然难以下定论，因为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上海后，贺子珍对他们十分亲切，也对他们讲述了很多当年毛毛生活的细节。

所以，当工作人员找到黄月英询问情况时，她一口咬定朱道来就是贺子珍和毛主席的孩子，甚至还拿出了一件小棉袄说是当年贺子珍留下的证物。

这让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到底是朱月倩搞错了？还是黄月英等人更希望朱道来是毛泽东的儿子，才故意提供了相关证据？

而朱道来本人，自然是一问三不知，毕竟他被领养的时候也就三岁不到，哪里还记得那么遥远的事情？

无奈之下，工作人员只好将情况上报给中组部，请他们出面处理。

在朱道来等人到达北京后，许多领导都到招待所来看望这个孩子，其中包括邓颖超、帅孟奇。

朱月倩也来了，她看过孩子后更加坚定地称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这一下子让大家更加犯难了。

毕竟已经失散多年，当时又没有先进的医疗手段来鉴别血缘关系，到底是贺子珍之子？还是朱月倩之子？当时，没人能下一个准确的结论。

关键时刻，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

当他听完周总理的汇报后，果断地作出了结论，这一段，在李敏之女孔令梅的书里是这样记载的：

“但外公看了他的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

还有资料显示：邓颖超曾受中组部委托，请来一些了解内情的老同志，讨论过孩子的归属问题。

座谈会上，邓颖超宣布的结论是：“朱道来”系革命烈士霍步青的遗孤，即霍小青。

但贺子珍等人，包括她的哥哥贺学敏，一直还是认为朱道来就是他们的小毛毛。

最终，朱道来既没有被送到南京朱月倩处，也没有送到上海贺子珍处，他被留在了北京继续读书，他的日常生活则交给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来负责。

而帅孟奇家中，本就收养了一批烈士后代，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此后多年，朱道来则与三位“母亲”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也就是说，由于技术不先进，朱道来的身份到最后也没有完全被确定。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在处理子女的问题上从不曾有过私心。

1950年底，已经年近花甲的毛泽东听到毛岸英牺牲的噩耗时，曾无比心痛地写下《枯树赋》中的名句：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惨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但他随即忍着丧子之痛，反过来安慰众人：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不要因为死的是他的儿子，就当成大事。

三年多后，在朱道来是否是毛岸红的事情上，他首先考虑的是另一位革命母亲的心情。

他的十个子女中，大都有被送出去寄养的经历，他曾动情地说过：

“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行万里路！”

而这十个孩子中，有三人早早夭折，有三人至今下落不明。

当年，他在得知贺子珍将刚出生的女儿送掉时，也曾说过：

“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下一代。”

伟人的胸襟，令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