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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毛主席正在西柏坡办公，门外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警卫李银桥正在前院执勤，看到来者，皱起眉头，不确定是否要放行。

因为来者，是面色阴沉的王明。

王明长着一张颇有特点的长脸，富态又白净，个子不算高，这和高大又显得黝黑的毛主席形成鲜明对比。

“我要见主席。”王明语气不算友好。

李银桥听说过此人，王明曾与毛主席有过一段“路线之争”，关系谈不上好。

他心中迟疑，但考虑到主席现在不忙，应该有时间见人，便礼貌地带王明进去了。

没过多久，毛主席办公室内却传出激烈的争吵声，这让屋外的李银桥焦急不已，不敢进门。

隐约间，李银桥听到毛主席带着怒气，大声朝王明吼道：

“现在都快胜利了，你还想不通啊？你还没有反省？”

眼见情况不妙，李银桥不敢再等，连忙跑去找周总理。

那么，王明究竟犯过什么错，为何让一向耐心的毛主席发这么大火？毛主席又为什么说王明没有反省？

王明是安徽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前往苏联学习，王明有个特点，那就是会背书，背书能力极强。

他能将马克思的著作里的每个段落都背到烂熟于心，条条框框都能摘一段，说得头头是道。

可是，王明只是都背下了那些文字，做不到知行合一，更别提像毛主席那般，将这些理论知识，变成为解放整个中国而做出的实践工作。

尽管如此，在没有广开民智的年代，王明已经是接触到最前沿思潮的中国人，党中央对他委以重任。

可惜后来，王明不仅没有起到帮助党走到正确的路线上，反而多次让红军战士们为他的自大和错误买单。

同时，王明是一个没有实际斗争经验，也不懂团结的人，这一点，能从他在莫斯科学习时的一件事体现出来。

当时，与他一同前往苏联学习的，足有数百名中国人，按理说，团结本国同志，抱团取暖和反抗反动分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王明做了件奇葩事，他不仅没有一致对外，反而在留学生内部搞起了宗派小集团，好笑的是，王明的小集团纲领混乱，王明本人也没有很强的“领袖魅力”，最后只连哄带骗来二十九个人。

就这样，只有二十九人的小团体，还有一名留学生摇摆不定，对加入王明的派别活动心存不安。

这个少数派团体，在一众前来求学救国的中国人眼中相当辣眼睛。

能到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不是普通人，自然能看到王明的另类野心，便讥讽他的宗派小集团，称呼为“二十八个半”。

没想到，王明不以为耻，觍着脸说自己这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话说回来，因为王明擅长于“背书”和拉帮结派，反而获得了好处。

如引起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注意，竟是对王明委以重任。

但是，权利只对他的来源负责。苏联的支持，让王明尝到了甜头，也让他的立场由中国广大人民，偏移向共产国际。

1928年，王明回国后，开始暴露其错误思想，和自己两面派的本质。

他披着国产国际的“大衣”，借马列主义的“东风”，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实际目的却是反对当时的中央。

这时的王明，是一个极度疯狂的“左”倾分子，他批评立三路线，确是因为觉得立三不够“左”。

王明打算做的，是要比立三路线更“左”。

“右倾是党内的危险，要考虑改选中央。”

王明凭借自己身后站着的共产国际，纠集了一大批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在党内肆意操控舆论，只为进行早已谋划好的篡党夺权活动。

1931年1月，党在王明及其支持势力压迫下，召开六届四中，并改选了党中央，还确立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为总纲领。

王明这份纲领犯的错，和三立路线的错误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王明坚持的，是必须让红军采取攻势，必须要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到多省的胜利。

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天方夜谭，红军明明在攻坚战中毫无优势，而在运动战中优势明显，根本没有打大城市的基础条件。

王明的决策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完全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与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形成鲜明对比。

路线错误，是会死很多人的！

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遭到了毛主席为首的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的同志们的顽强抵制。

当毛主席带领部队成功取得了第二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队伍中拥有了崇高的威望后，引起王明警觉。

王明认为，毛主席是他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阻碍，开始对毛主席进行攻击与抹黑。

“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王明在党内掌握极大话语权，凭借人多势众，他不仅对毛主席采取孤立措施，还倒打一耙。

他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诬蔑为“极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讽刺毛主席是“富农主义”。

他完全忘了，农民才是组成中国的绝大多数人。

除此之外，王明开展了一场反对“邓公、毛泽谭、谢维俊”等人的政治斗争。

只因这些同志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便撤了他们的职务，抵制与他们交好的其他的干部。

王明用卑劣手段将毛主席排挤到红军领导之外，凭借着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支持，曾狠狠“整”过毛主席，让其遭遇生死危机。

毛主席曾在多年后叹息，留下一句对王明的评价：“这个人，想要了我的命……”

红军撤离瑞金一役，王明坚持将身染重病的毛主席“扔”在赣南，用意歹毒。

要不是党内的许多领导和基层干部心中如明镜一般，联名坚持反对王明的做法，毛主席可能真的就被迫脱离大部队，生死难料。

尽管毛主席最后得以离开赣南，但毛主席的两个孩子没有那么幸运。

一个死在了漫漫长征路上，一个从此失去音讯。

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是毛主席和王明最为针锋相对的时刻，甚至是两条革命路线之间的“决战”。

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五次“围剿”，王明坚持“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面对敌军时全面出击。

要知道，当时红军部队兵力少、武器差，根本没有正面作战的资本。

结果，红军在王明的指挥下损失惨重。

王明着急之下，又提了个“馊主意”，那就是分兵把守各个关口，企图通过防御保护中央大本营。

可想而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极为惨烈的失败，王明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后，再一次实行错误的“逃跑主义”。

王明接连的错误，让红军战士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短短几个月，三十万红军战士牺牲到不足三万人，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根据地被破坏，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主席的决策，毛主席对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反复强调：“要把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

毛主席想象中的粉碎敌人“围剿”的方法，是必须要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到蒋介石兵力薄弱的地区，而不是死攻堡垒。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

值得庆幸的是，王明造成党组织和红军战士巨大牺牲后，许多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及时醒悟，选择站在毛主席这边，站在革命一边。

遵义会议是转折点，周总理和朱老总等同志对毛主席路线的支持，以及分析王明过往失败的原因，终结了王明错误路线对党中央的统治。

长征路上，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沿途老百姓对红军的爱戴……一场场战役，一处处细节都说明着毛主席是多么高瞻远瞩。

现实表明，王明死磕书本上的个别词语，无法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中国的革命，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实际。

王明的生搬硬套，让党组织在初期极为不成熟，在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上都犯下大错。

更令人气愤的是，王明并没有悔改。

抗战初期，王明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跳到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由于抗战艰难，王明对革命根据地一再缩小的红军信心不足，立场再次偏移。

王明并没有从之前的错误汲取教训，他顽固地认为，蒋介石政权是强大的，要妥协于蒋介石的投降路线才能打跑日本。

为了美化国民党和服从蒋介石，王明甚至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红军应该加入全国统一的国家军队，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

王明这番言论，不仅是要让红军政权改变名称，还要改变“性质”。

他意图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剥夺毛主席的指挥权，让蒋介石领导一切。

毛主席多次发表文章，批评王明立场错误，意图让王明迷途知返，不要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

毛主席苦口婆心，不仅没有让王明有丝毫的改过，反而变本加厉，不仅公然违抗中央领导，甚至搞起了“独立王国”。

王明在武汉工作时，贼心不改，花大力气拉拢国民党高官，每天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间游走，迎合国民党要求。

关键是，王明通过出卖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来和蒋介石做政治交易！

而王明沉迷于大城市的结果是：长江流域的基层人民群众阵地完全丢失，根本没有被发动起来，党组织就此丧失了一大片战线。

可王明执迷不悟，依旧认为自己没错，反而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三个集团，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不同阶级，企图模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本质区别。

“统一战线中，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密切联系到独立自主原则。”

毛主席的回应很直接：

“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本阶级领导，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中国未来的一件大事，不能马虎。”

抗战的胜利，不应只是国民党的胜利，而应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反观王明的投降主义观点，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立场错误的问题。

他提出的“凡抗日者皆我友，降日者皆我敌；新四军应解除武装，并入国民党”，吹捧蒋介石为“最高领袖”等言论，荒谬无比。

那么王明这番作为的目的是什么？依旧是为了夺权，但他注定成功不了。

王明的胡作非为，和毛主席的运筹帷幄形成鲜明对比，哪怕是他的“靠山”共产国际也能看得清楚。

1938年，共产国际公开发言：认可毛主席的路线，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以毛主席为首。去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随着六中全会召开，王明彻底失去“上蹿下跳”的资本。

不过，毛主席心胸宽广，将个人恩怨放在了一边，主席思考的，是当前抗日工作繁琐，急需人才，所以并没有为难王明。

在王明口头承认错误后，毛主席继续对他委以重任，希望他能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并让他任职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大学校长等重要工作。

可惜，毛主席的信任并没有让王明有所改变，反而进一步暴露其两面派本质。

说回文首，当王明在1948年找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是万分惊讶的。

中共七大时，王明以倒数第二的票数被选为中共委员。

这一结果，是毛主席在背后努力的做同志们的工作，希望各方给王明一个展现自己出色才能的机会。

王明也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法律和政策研究，还有妇女工作，但功过不相抵，王明一直拒绝为过去做过的错事做任何检讨，哪怕承认错误，也只是口头上说说。

毛主席自然明白，王明依旧在心中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只是党内失势后决定“人在屋檐下，伺机反扑。”

但随着党在毛主席的带领下越来越强大，全国人民也即将迎来解放的关头。

毛主席认为，王明应当看明白了什么是正确的，应当会有所改变。

想着这些，毛主席主动和王明握手，两人坐下谈话，可惜的是，还没聊上几句，王明的话便让毛主席面色严肃。

“我要和你谈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王明此话一出，场面陷入僵局。

那份决议，关系着国内外许多事，是基本已经定性了的，毛主席没想到王明还是没有反思，依旧死性不改。

屋内，两人争论的声音逐渐变大，饶是毛主席这种极少发火的人，也被王明的顽固不化气得不轻。

李银桥眼见不对，连忙退出门去，心中一动，“得快点去找周总理！”

等到周总理匆匆赶来，王明已经黑着脸走出了办公室。

其实这场争论，并非毛主席对王明有什么个人意见，单纯是路线之争，但路线之争，却是关系到中国革命走向，这是毛主席如此坚定的原因。

这些年，毛主席早已将道理说透了，但王明始终当面一套，背面一套。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王明的狐狸尾巴就更藏不住了。

他表面喊着：“认真学习毛主席思想”，暗地里却找了个借口，跑到苏联。

在苏联，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报刊上大肆发表反动文章，攻击诬蔑毛主席，造成恶劣影响。

不可否认，王明曾在妇女工作、法律工作上作出过不小贡献，但纵观王明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走在错误的革命路线上。

他最喜欢的花是牡丹，虽然牡丹是最艳丽的“花王”，但却难经风吹雨打，这正是王明革命工作的真切写照。

他先唯莫斯科是从，后又只听共产国际的指示。

他的实际工作充斥着教条主义，唯书本论，忽略了中国实际，曾一度让党组织遭到致命打击。

而王明的遭遇也反映出，毛主席能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找到一条带领中国走出困难的正确路线，是多么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