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版《繁花》以商战交锋为主线，将大上海改革开放后经济战线的较量与博弈，集中在黄河路的灯红酒绿中，某种意义上讲，是继承了港片的缩微上海滩题材的习惯思维模板，本质上，仍是一部港片模式的新演戏。

相对于目前的刀光剑影、恩怨交织的商战设计，原著小说则可以称着是文人小说，更体现了作者的职业身份决定了的小说视域取向。

小说《繁花》虽然以上海市民阶层为描摹对象，但是本质上的叙事与心理活动中，仍典型的是一种文人传统，小说里存在着大量的脱离塑造人物性格的卖弄学问的环节，一逮着机会，作者就要在小说里罗列从“上海掌故”一类书中移植来的民俗风情。我们不妨大致罗列一下：

——蓓蒂的阿婆讲小菜生意，卖弄公冶长的民间传说（15页）。

——理发店里卖弄理发术语（21页）。

——阿宝与蓓蒂爸爸聊苏联电影《第四十一》（P42）。其实这里显摆的是作者对电影的看法，小说里多处地方，只要找到机会，就对文艺现象作一番评论，涉及到众多电影、小说，尤其是苏联小说在作者的心目中印象深刻，评论的文字也是随处可见。小说里不管人物的身份如何，都能念叨几句古诗词。

——阿宝提到口述录音（P59页）。其实只有文人才关心西方的口述历史，由阿宝道来，实际上是作者的传声筒。

——阿宝集邮，小说借此卖弄邮票的买卖、邮票上的图案（P63——67）。五章第一节，完全是一本童年回忆录，没有什么人物及情节。所以，小说抽掉几个知识卖弄及“嫖经”，基本就没有什么内容了。

——童年时代的航模（P72页）。也算是一篇童年的回忆录。

——阿婆回忆太平天国的黄金世界（P91页）：其实应该是一种妄语，她自称她的外婆原在太平天国府里当宫女，后逃出，带出了很多财宝，埋入了墓中，但后来文革期间掘开墓里，发现里面一无所有。所以阿婆所说的只能是传说，也反映了作者的“志异”其实并不可信。

作者用这种假语村言推脱了身为作者对文字所应担负的可能责任，可以把他的一切的记述归咎于传说者本人，谣言的传播者与制造者正是通过此种手法，达到了抹黑与伪造历史的目的。

——文革抄家。小说再次以回忆录的笔法，记录了上海街头剪奇装异服、斗香港小姐等历史现象，旁及抄家时的各种物品及名称，街头撞车自杀，路边阴沟盖上的人眼睛。然后卖弄文革期间的“改路名”。文革期间的家具的各种叫法。苏州河里拖尸体的巡逻船。等等。

小说里饭桌上的人物关系，其实仔细考究起来，都与作者的编辑身份有关，因为一些重要人物的出没，都与编辑部有着关联。

比如，常熟徐总那里还有一个丁总，他手里有很多古董，想出一本书，于是请沪生联系上海博物馆里的一位著名馆长，为他的书写一篇序，这一个情节，典型的就是一个编辑经常碰到的事情。可以看出，小说里提到的多次出游，实际上就是作者身为一个编辑被那些出书者邀请去进行以色情贿赂与联谊为名公关的平行版与影射版。

里面还写到一个林太，她提到她的朋友曾经汇集了以上海男人文章为主题的一本书，出版后，送给阿宝一本，也基本是一个编辑最热衷的话题。

小说里出现大量的陪酒女与招小姐的情节，基本都可以视着一个编辑外出被有求者贿赂攻击中所遭遇到的最平常的现象，这构成了一个编辑的最基本的对世界的理解。而小说中涉及到的汪小姐、梅瑞所在的国贸公司，阿宝从事的生意等等现代经济的图景，在小说里都不着一词，一律加以回避。说小说接地气，又接在哪里？在小说里，没有一点上海经济的社会现实。

而恰恰是反映社会本质与城市走向的经济生活，在剧版中被抽离出来，进行了重新加工，成为电视剧跌宕起伏、引人眼球的看点与热点。

在小说中，人物的所思所想，都是一种文人化的共性的思维方式。阿宝、沪生、小毛几乎都是文青爱好者的口吻，看看小说最后，小毛参加了一部法国电影的编创，沪生、阿宝也紧随其后，都可以看出人物有着一种文艺老青年的心理动机。再看看人物的心理，冷不丁能冒出一句古诗词，与小说里的乡俗民情掺合在一起极为扎眼，比如小说里经常这样写到：

“阿宝说，我记得一句：寒花只作去年香。”

“阿宝说，《九三年》的句子”。——有几个人看过雨果的《九三年》？

“阿宝朝前几步，闻到胸口的润滑油味道，想到小毛遥远的词抄，塞客衣单，孀闺泪尽。”

“古话有，雀入大水为蛤。阿宝觉得，如果李李化为一只米白色文蛤，阿宝想紧握手中，再不松开”——这一句用典未免太深了，未尝不是作者的代言代思。

小说里的男人如阿宝与小毛、陶陶还有一个共同的表情，都喜欢哭。可见，这三个核心老男人的表情都是如出一辙是属于文人的。

“阿宝急忙跑下楼梯，差一点哭出来。

“李李立于门前挥手，阿宝心里想哭。”

“陆总说到此地，落了眼泪。”

“樊师傅讲到此地，拖过毛巾揩汗，揩眼泪。”

“小琴话题一转，谈起乡下过年的经历，不咸不淡，心里有悲，讲得大家不响，讲得陶陶心里落眼泪。”

“春香说，不要担心我。小毛落了眼泪。”

“小毛眼泪落下来。春香说，老公要答应我，阿宝不响，眼泪落到心里。”

如此众多的眼泪，我们只能说作者在描写人物的心理方面缺乏力量，不得不用同样的语句来表现伤心，而令人不解的是，男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像小毛这样的工人家庭出身、练过武功，为何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得如此婆婆妈妈的？

这种文人化的心态与元素，在电视剧里必然被彻底地唾弃，而另起炉灶，才使得剧版能够吻合上上海的现实生活，王家卫的目光与定位，得益于他在香港拍片的传承与传统，才让《繁花》至少在立论上得以站立起来，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加盟王氏美学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