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港谍影》1977年开拍，是当时拍摄的与苏修间谍斗争的反特片热潮中的一部。

当时拍摄的这类反特影片包括《熊迹》、《猎字九十九号》、《黑三角》等。

正如电影研究史家所认为的那样：“电影就是历史”、“一部影片，无论什么类型，都含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法国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在七十年代末出现集束的表现捉拿苏修特务的电影与小说，与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受到苏联的强大压力有关。这些电影记录了当时的历史现状与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东港谍影》改编自1976年5月出版的小说《斗熊》，然后在1977年就被提上拍片日程，速度是相当之快了。

原著小说《斗熊》反映的故事年代是1972年，电影《东港谍影》的故事发生时间，则顺延到电影拍摄的时间1977年。

所以，在电影剧本里，加进了“粉碎四人帮”的情节，指责了四人帮对公安工作的破坏与干扰，并且根据形势，对终极潜伏特务的身份，也作了改变。

小说里的潜伏特务高文的身份是大学教授，曾经在学院里教授俄文，但到了《东港谍影》里，则改成了银行职员，原来的知识分子身份悄然之间改换了，防止给人一种知识分子变相地成为特务的最佳候选的印象。

尤嘉在《东港谍影》里扮演公安人员于芳，此时尤嘉37岁，按剧本的人物设定，于芳的年龄在32岁，明显尤嘉的年龄偏大。

在原小说里，于芳这个名字都没有提及，只有一个叫小于的内勤员，看上去，也是一个小姑娘。改编成《东港谍影》后，于芳的戏份大幅增多，但是没有涉及到人物的情感因素，所以这样的角色便会很尴尬，是一种典型的打酱油的设置。

《东港谍影》里的于芳，是一个中年女性，那么，她的家庭是什么？电影里的由达式常扮演的男主角在35岁左右，同样没有他的家庭介绍，但显然男主角与于芳也不是夫妻关系。这两个中年男女在电影里一心扑在工作中，剥离了感情生活，还是继承了文革期间电影里矢口不提男女人物的情感生活的规范。

就是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尤嘉却在电影里因为车祸而受到了重创，是当时车祸中受到伤害的最严重的一个。

在影片的结尾部分，苏联间谍亲自到国内来拿取情报，在即将登机离开的时候，公安人员紧接赶往飞机场，电影里有一段飞速开车、与时间赛跑、拦截特务的场景。

现在电影里仍然保留了这一场戏。

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以交叉蒙太奇的手法，一边交待苏联特工已经上了飞机，即将离境，另一方面，是公安人员驱车赶往机场。

交错递进的镜头，制造了一种箭在弦上的紧迫感，这也使《东港谍影》这部电影初具了娱乐片的风范。

但现在电影里只有三名公安人员，并没有尤嘉的身影。

显然，尤嘉参拍的镜头，因为她的意外受伤，而被剪掉了。

机场最终追凶的镜头里，也没有尤嘉的出现，充分证明，尤嘉的角色可有可无，影片最终的大结局里少了她，照样不影响整个电影的大团圆的胜利结局。

让尤嘉受伤的这组镜头，在大连的海滨拍摄。这场戏份中，主驾驶是一号男主角达式常，尤嘉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拍摄的时候，配合的司机开动了马达，达式常坐上司机座驾，一脚踩了油门，道具用的上海牌轿车便呼啸而去。

从电影镜头里可以看到，一边傍海的盘山公路，地形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罗曼蒂克，车子速度过快，道路曲曲弯弯，都给予了驾驶车辆带来了额外的困难。

坐在驾驶座上的达式常一时失手，车子右侧擦上了路边的山体，激烈的碰撞，磨擦了车子的右侧，导致轿车整体失去平衡，左侧的两个车轮悬空空转，然后车身猛地下坠，车内人员都由此受到钝击。

坐于右侧的尤嘉靠近碰撞的地方，受到的外力打击最大，当时昏了过去，达式常及另外二名演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受伤，一时拍片外景地成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灾难现场。

剧组赶快将四名演员送到大连铁道医院，尤嘉伤情最重，右臂上下两段开放性骨折，并有轻微脑震荡，医院诊断必须经过三个月的恢复期才能重新工作。

主要演员受伤住院，剧组只好调整拍摄计划，改拍其它场景。

好在事情并没有走向最坏的一种可能。一个多月后，尤嘉基本康复，重新回到了剧组，继续影片的拍摄。

相对于尤嘉扮演的女公安人员的角色，剧中的另两位女性，反而更有光彩。

与尤嘉在《蚕花姑娘》中扮演姑嫂关系的朱曼芳在《东港谍影》里的戏份更重。她扮演一个心事重重的、心理饱受创伤的女技术人员，她也是苏联特务想嫁祸于她的受害者。

她在电影里还有一段迟暮的爱情戏份。这个角色，显然给予朱曼芳以宝贵的展演个人演技的演绎空间。朱曼芳的实际年龄，比尤嘉还小一岁，在电影里却显得沧桑呆板，角色的规定，导致也无出色表演。

而另一个由向梅扮演的特务的妻子，同样也没有多少表演的机会。向梅当时已经40岁，之后，她还迎来了演艺生涯的第二春，但在《东港谍影》里，她扮演一个忍辱负重、生活不幸的特务之妻。

当她识破丈夫的破坏阴谋之后，怒发冲冠，杏眼圆睁，但整个电影里，并没有介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电影里表现的戏份也不多，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角色的合理性并没有在电影里得到重视。

因为《东港谍影》里的特务工作，完全是用人力堆砌出来的。苏联特工部门看上去很愚蠢，从1959年起就潜伏下了两个特务，一个是银行职员，一个是造船厂的技术人员，这种特务，平时没有横向联系，就默默地放在那里，一直等到小说《斗熊》故事发生的1972年，才开始启用，此时已经相隔了12年，到了《东港谍影》里则相隔17年，这样的巨大的人力资源成本，如何能保证潜伏特务的使用可靠性？

然后为了取得这两个潜伏特务的情报，又派出了一个境外进来的特务，这就是电影开始时的那个特务，在电影结尾又派出了一个特务，甚至幕后的特务总指挥都混入国内，来取得情报，这样整个电影里的潜伏特务两个，接应特务三个，五个特务，就为了一张舰艇的图纸，耗时十七年来静待时机，坐收渔利，如此守株待兔的特工模式，简直难以置信。

而从七十年代发生的真实的苏联间谍派遣情况来看，都是一种短期行为，不可能有这种长时间的特工安排。

因此，《东港谍影》这样的电影，仍是在时代的大框架之下，揭示了当时在七十年代流行的“阶级斗争”主题，只不过这里的阶级敌人，不是过去的蒋帮特务，而是苏修特务。而当时发生的真实的苏联间谍事件，为这类故事提供了一个真实性支撑，但是具体落实到电影里的这些实际层面来看，仍然觉得编写故事时带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破绽与漏洞。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这种风行在七十年代的苏修特务模式作品也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