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蚕花姑娘》拍成于1963年。该片编剧顾锡东，日后以编剧的越剧《五女拜寿》而更为人所知。他官至浙江省文联主席，以一个编剧的身份，担当如此高级别的职务，足见顾锡东本人在浙江省艺术家队列中的至高无上地位。
但是，他晚年担任省文联主席，不得不把精力，分摊到行政管理中去，也影响到他的艺术创作。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作而优则官”，似乎成了一类艺术家的共同的人生路径。如同江苏省作家陆文夫在晚年的时候，也因为担任了作协的官职，而分担了很大的精力，影响到创作，卷入到作家根本摆不平、搞不定的人事纷争。对艺术家来说，当官是绝对有害的。看起来风光，但对创作来说，杀伤力相当的巨大。
所以，陆文夫与顾锡东晚年一改他们的早年孜孜以求于创作的人生理念，而投入过多的精力在他们本不擅长的行政管理工作中，都留下了他们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晚年遗憾。
《蚕花姑娘》拍成电影，顾锡东收到稿费800元，这笔钱相当于今天多少钱？那时候，一般文艺创作人员的工资在五十元左右，800元相当于两年工资，按现在的工资标准，两年工资在30万元左右，这样看来，顾锡东拿到的800元稿费，相当于30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在六十年代还是相当的惊人的。
但顾锡东收到这笔稿费之后，执意要把其中的300元分给另一位编剧，这是什么原因？
这就涉及到《蚕花姑娘》这部电影的来龙去脉问题了。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一下。
顾锡东早年因创作小戏而知名，那个时代，五十、六十一直到七十年代，群众文艺创作相当受到重视，每年的文艺汇演，从中央到省级一直到乡镇一级，都是层层级级，轰轰烈烈地展开。群众文艺受到重视，就必须有大量的节目创作，这形成了那一时期戏剧创作在各级政府的重点支持中占据了举足轻重地位的奇特景观。
因为有这么一个奇观，日后在改革开放文坛上大放异彩的作家，都曾经有过编写戏剧的经历。《芙蓉镇》的作者古华在文革期间编写过戏剧，而《芙蓉镇》这部小说里的男主角（电影里由姜文扮演的那个角色），也是一个编戏的文化人士。像叶蔚林、张贤亮、陆文夫、陆天明等等新时期的重要作家，都曾经在文革期间编写过戏剧，可以说，从事戏剧创作的历练，保持了他们的创作能力，这才使得他们在文革结束后，立刻能够实现创作转型，以相当成熟的语言而爆红文坛。可见，这一戏剧创作领域，是作家能够一展才华的最容易发挥的独擅胜场的舞台。
顾锡东因为会写戏，顿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各级部门，都要把他拉进自己的创作队伍里来，于是，他便从角隅之地，抽调到县、再抽调到地区、最终直接抽到省里，成了专业创作员。
在这一过程中，顾锡东创作了一部越剧《银凤花开》，正是这部越剧，日后成了《蚕花姑娘》的情节母本。
《银凤花开》定稿于1958年，曾参加浙江省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演出。
《银凤花开》的标题是什么意思？
“银凤”是戏里的地名，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杭嘉湖地区的“银凤塘”，从《银凤花开》的剧名，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出反映养蚕姑娘的戏。
《银凤花开》里表现了一个嫁到村里的新媳妇，承担了养蚕的责任。新媳妇叫巧凤，丈夫叫九龙。这个新媳妇来到村里来的故事设置，基本移植到了《蚕花姑娘》中，而且两剧的人名都很相似，《蚕花姑娘》里的新媳妇叫柳巧莲，明显是从《银凤花开》里的叶巧凤化用而来，丈夫也叫九龙，与《银凤花开》里的人物名字相同。
《银凤花开》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个新媳妇，而《蚕花姑娘》里，则把新媳妇放入到衬托的背景墙位置，着重描写了新媳妇的小姑小萍的选择取向与内心冲突，这构成了电影里的姑嫂关系这一人物设置模式，而在《银凤花开》里，也有姑嫂关系的设置，不过，这一姑嫂关系由新媳妇与她的嫂子组成。这也使得《蚕花姑娘》的戏剧冲突，与《银凤花开》迥然不同。
《银凤花开》的主要冲突，放在新媳妇在养蚕过程中与副社长保守思想之间的矛盾。新媳妇立志创新，大胆开拓，在养蚕过程中，试用养蚕新技术，用湿桑叶喂蚕，取得良好效果。后来蚕儿生病，新媳妇冒雨求药，撑船夜行，船翻入水，命悬一线。全剧主要刻画的人物形象就是新媳妇的这种无私奉献、锐意创新的苦干、实干、巧干精神。
而副社长则是一个保守派，一看到养蚕中遇到困难，便打退堂鼓，要求停止养蚕，调整人力，投入到其他的生产项目上去。整个《银凤花开》里，展现的是养蚕的技术问题，表现的是创新与保守的冲突。
而到了电影《蚕花姑娘》中，新媳妇的重要性明显减弱，她的小姑小萍成为电影里的主角，电影的主题，不再是技术上的纷争、保守与开放的冲突，而是小萍始终徘徊在务农与进城之间的矛盾中摇移不定。《银凤花开》里的养蚕技术冲突，成了《蚕花姑娘》里的背景，而主体架构则表现了农村姑娘是扎根务农还是进城扬名之间的尖锐矛盾。
因此，《蚕花姑娘》里的戏剧冲突，是那个时代的农村女孩的命运选择问题，相当的尖锐而突出，而《银凤花开》里的戏剧冲突，仅仅是农村中的生产技术展演，矛盾交锋相当的平淡，整个剧以巨大的篇幅，表现了养蚕中的一波三折的过程，创新派与保守派围绕养蚕中的每一个技术阻厄，而展开了思想交锋，无甚新意，缺乏支撑起全剧的独创性的时代主题。
而到了《蚕花姑娘》里，虽然表现的是农村女孩的人生选择问题，是那个时代的共性的主题，但至少这个主题，要比越剧原作来得更切合人性的深层次抉择，具备一部艺术作品映射时代风向的敏锐感应。
从《银凤花开》到《蚕花姑娘》，可以看出后者是对前作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在这一改造与升华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了另一部也曾经投入拍摄的同题材作品。
1958年，浙江电影制片厂成立，准备投拍的第一部电影，名叫《蚕花娘子》，从片名可以看出，这与《蚕花姑娘》反映的是同样的主题。
沈祖安
《蚕花娘子》的编剧是沈祖安，这是浙江省戏剧界另一个与顾锡东同样知名的剧作家。
我们找到一个沈祖安的资料，拷贝如下：
沈祖安（1929.9.20——）浙江诸暨人。现任浙江省文化厅艺委会委员、浙江戏剧理论研究会会长、浙江曲艺家协会首席顾问。长期从事戏剧创作、戏曲研究和评论工作。出版有论集《纵横谈艺录》、《琵琶行杂记》、《弹词类考》、《沈祖安艺术论集》、《沈祖安曲艺论集》等多种和剧本《雪地红梅》、《珍珠衫》、《紫金鞭》、《风尘英烈》、《杨柳奇缘》等数十种。为盖叫天、刘海栗、王传淞记录整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艺海堂漫忆》、《丑中美》等多部艺术回忆录。并有《鉴湖女侠》、《燕子飞传奇》、《琵琶蛇传奇》等多部小说行世。
沈祖安已于2021年去世，享年92岁。
沈祖安与顾锡东久已认识，用沈祖安的话来说，到顾锡东去世，他们相处了53年。追溯他们的最初的相识，是在1951年。当时沈祖安隶属于浙江省委文工团，借调至浙江省文化局和文联筹委会，编写文艺汇演材料，发现了正在基层滚打摸爬的顾锡东颇具才华，便向顾锡东组稿，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53年的相处、相知经历。
从他们的相识历程来看，沈祖安起点要比顾锡东来得高，他早就在省里文艺部门工作，而当时顾锡东还在基层写文艺说唱材料，后来，顾锡东还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与学识功力，不断创作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戏剧作品，而声名大振，取得的成绩，远超于沈祖安之上。
沈祖安编剧的《蚕花娘子》经过修改后，开拍在即，但这时风向突变，浙影厂被认定为不具备拍摄故事片资格，于是剧本胎死腹中。
而当时顾锡东编剧的《蚕花姑娘》也被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看中，正在投拍。沈祖安与顾锡东关系很是密切，就把未拍摄的剧本《蚕花娘子》交给了顾锡东，顾锡东将两个剧本进行了一番揉杂，摘取两剧的精华，重新润色了电影剧本《蚕花姑娘》，最终形成了目前的《蚕花姑娘》的形貌。可以看出，沈祖安的剧本，对《蚕花姑娘》的最终定型，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滋润作用。
顾锡东深知这一点，当剧本的800元稿费下拨下来，他特意给了沈祖安300元，从这个金额中，或许我们可以一窥沈祖安的剧本移植进《蚕花姑娘》里的占比含量。
但沈祖安坚决给予了拒绝，最后，顾锡东在上海陕西南路上的红房子西餐馆邀请沈祖安及参加了剧本创作的上影厂相关人员吃了一顿大餐，以感谢沈祖安无私地把自己的创作成果，交给顾锡东分享。
顾锡东与沈祖安日后在浙江文艺界一直相处融洽，但也有拍桌子摔电话的时候，但这种争执，多是由于工作的观念不同，产生的碰撞，顾锡东也曾经为自己的发火，向沈祖安表示道歉，这种私谊交好、但不影响工作中秉真直言的相处关系，堪称文人情谊的一段佳话。
顾锡东于2003年去世，享年79岁，作为老友，沈祖安在回忆文章中充分肯定了顾锡东对浙江戏剧作出的巨大贡献，认为他是浙江剧坛“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位。”
但是从沈祖安无偿地把自己的作品提供给顾锡东的过往来看，一个人取得的艺术成就，离不开他身处的文化群体的相互激发、相互辅佐、相互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