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构思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修养、创作个性各不相同，构思的程序、方式也没有什么划一不变的模式。不过，从作品产生的轨迹来看，在艺术概括的过程中，构思活动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一般说来，构思过程中大体经历过这么一些阶段：产生创作冲动，受到生活触发，孕育文学形象。当然，这些阶段之间并没有什么机械的界线可以截然分开先后，它们共同体现了作品在“怀胎”时期的“催生”活动的曲折历程。

(一)产生创作初念

在现实生活中，作者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许多活生生的客观材料（包括各种各样的人物、事件、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现象等等)，心灵受到震撼，那些动情的人、事萦绕脑际，久久难忘，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有一种非把它们反映出来不可的热切欲望。这种创作初念的萌生，甚至会使作者寝不安寐，食不甘味，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创作初念的产生，是生活激发的结果。这个阶段，虽然文学形象还不那么明晰，要表现的主旨也还未具体确定，但这种强烈的创作欲望绝不是凭空无所依傍的，而是大体上有了某种朦胧的意念，想反映出某个方面或范围的生活内容，想表达出某种生活见解。

因此，创作初念尽管远不是作品的成形，但它十分可贵，作者那种心理上的“压迫感”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并促使他对所接触到的生活现象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

使作者产生冲动、受到感染的原始材料，其中常含有某种潜在的意义有待于作者去认识、去揭示。可以说，产生创作初念是进行具体创作构思的起点。陆机《文赋》说：伫中区以玄览”，“瞻万物而思纷”，就是指在观察万物的基础上，引发了文思，进入了构思活动。

许多作者的创作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作品构思的最初阶段，都是盘桓积压在心头的强烈的创作欲望，催动他们去创造文学形象，反映社会生活。高尔基经历了苦难的童年，那些生活经验使他在“心中唤起一种欲望”，他说：“由于向我身上压迫过来的‘苦恼的贫困的生活’的压力，和因为我有这样许许多多的印象，使我‘不能不写了’。”（《我怎样学习写作》）

鲁迅说自己在和农民接触的过程中，“逐渐知道他们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就产生了写作意念：“要描写下层社会的不幸”，“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可见，高尔基写作《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鲁迅写作许多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莫不受了强烈的创作初念的催动。这种初念正是促使作者进入构思活动的基因。

创造冲动的萌发不仅有赖于深厚的生活，还跟作者的生活态度、思想感情紧密相关。同是面对丰富的生活，有的人会激起强烈的创作欲望，而有的人则无动于衷，这其中就有对生活的态度、感情问题。

很难想象，感情冰结、对生活冷漠的人，会产生或经常保持创作冲动。他们即使面对闪光的世界，也会感到文思枯竭。创作实践证明，作者受到生活的感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感奋，有“我要写”的欲望，才使文思汹涌，甚至无意为文，却难以自制，要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体验。

曹禺在《怎样写<日出>》一文中说：“我看见多少梦魔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我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旁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情感激动终究按捺不住了。”

同样，他写《雷雨》，目睹旧社会的罪恶，也“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可见，创作欲望决非凭空而来的神秘之物，而是来之于作者对生活的灼热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