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为全军指战员授衔授勋，作为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120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华北军区副司令的萧克被授予上将。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或许都有不少人感到不解，如此资历，如此职务，怎么才授予上将，他可不比十大将的资历、职务低。

也有人说，正是因为1949年他从华北军区副司令调任四野参谋长，才导致被评为正兵团级，授予上将的，真是如此吗？

不可否认，综合萧克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职务，是仅次于十大元帅之后的。

可是在评大将中，除了资历、职务、战绩之外，还有一项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山头”。事实上，十大将都是代表不同时期的“山头”，像粟裕、陈赓、罗瑞卿、谭政分别代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野、二野、华北军区、四野；像徐海东、张云逸、黄克诚、许光达、王树声分别代表红军时期的红25军，红7军，红3军团，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

从职务来说，萧克是符合条件的，可他调动又有些频繁。

萧克是红1方面军出身，1934年率领红6军团与贺老总部队会师，一起并肩作战，开辟根据地，1936年两个军团组建红二方面军，可他短暂担任副总指挥一段时间，就被调去红四方面军担任军长。

抗战时又回到红二方面军改编后的120师担任副师长，或许是为加强领导工作。1939年被抽到晋察冀到冀东工作，担任挺进军军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在晋察冀后一直工作到1949年，又被调任到四野担任参谋长。多次战区调动，可以代表哪个“山头”呢？

说到“山头”代表性，一般都是指部队从创建到发展壮大，一直在这支部队战斗，而且资历、能力、战绩、威望甚高。

如果他一直留在红二方面军，120师，一野；或者一直在晋察冀军区，没有调四野，能成为大将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实际上，罗瑞卿在抗战结束后才到晋察冀军区任职的，也算是空降干部。可他作为政工干部一直都在一线，担任军区副政委，又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政委，与萧克搭档；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委，与杨得志搭档。后改为2兵团第一政委，19兵团政委等职。参加华北的诸多大战役。

萧克作为副司令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战场打仗不算多。自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撤销前，参加承德保卫战、张家口保卫战；第二野战军撤销后，就专职担任军区副司令，负责军区工作，打仗方面交给新成立的野战军。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他负责过石家庄保卫战，后兼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全部精力放在办学，直到1949年4月被任命为四野参谋长。

至于为何能担任参谋长，也是林总看中的。

林总无论是用兵，还是用将都一个习惯，就是用熟悉的部队或者将领。

抗战结束后，各根据地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很多都是他不熟悉的，但有两支部队他非常熟悉，一支是山东军区1师梁兴初部，一支是新四军3师7旅彭明治部。1师的前身是红3军团，抗战时改为115师343旅下辖部队；7旅的前身是红1军团，更为熟悉的老部队，抗战时期改编为115师343旅下辖部队。

这两支部队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初期，他都指挥过也熟悉战斗。因此将这两支部队直接由他直接作战，其他部队分属四大军区下辖指挥。

在用将方面，萧劲光、伍修权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第二参谋长，因为他们都各有任务，无法在司令部协助林总工作，加上他们之间过去交集不多。刘亚楼从苏军回到部队后，被调任参谋长，深得他的赏识。

刘亚楼过去担任红1军团2师政委，1师师长；抗战爆发前，林担任红军大学校长，刘担任训练部部长等，一直是他的直属老部下，毕竟熟悉，知根知底。俩人在东北的合作也是愉快的。

刘亚楼后来改为兵团司令后，林总想要一位熟悉的将领担任助手，而且要资历深，能压得住才行，在四野中战将虽然不少，可资历都相差无几。林总之所以看中萧克，还是过去是老部下。

萧克在土地革命时期1次给他当过参谋长，第一次是1929年，林担任红4军1纵司令时，他被调任1纵参谋长。如今再次给他当参谋长，也充分说明林总用人的习惯。

野战军参谋长相对大战区副司令而言，肯定是降职使用的，野战军参谋长对应职务与兵团司令一样。至于1952年，他被评为正兵团级，是不是因为这个职务不得而知。

其实，说到大战区副职被评为正兵团级也只是萧克一人，像一野副司令张宗逊，虽然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职务没有萧克高，可解放战争时期也成为大军区副职；还有宋任穷，他曾经兼任过三野第三副政委，后改为4兵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