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朱耷枯木寒鸦图轴 局部）
1.没有身份的女人乾隆三十年，二月，春寒料峭，万物仍有肃杀之意。
一个叫做朱耀明的男人跑到县衙，击鼓鸣冤，有状要告。
当时的县衙，是重庆巴县县衙，而巴县，就是现在的重庆市巴南区。
朱耀明告状告什么呢？他告另外一个叫做康文魁的男人，把自己家的女眷，一个名字叫做“茶妹”的女人给拐走了。
茶妹不是一个具体且真实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一个绰号，茶妹也不是朱耀明的妻子或者女儿，也不是同族之亲，可以说茶妹和朱耀明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茶妹只是朱耀明花了九十两银子买来的。
买来干嘛呢，还不是做老婆，而是买来当做赚钱的工具，这个茶妹被朱耀明买来之后，在朱耀明的胁迫下，进行卖淫活动，给朱耀明赚钱花。
巴县有个嫖客，也就是被告人康文魁，他就找到了朱耀明，两人讨价还价之后，康文魁以三十五串铜钱的价格，包养了茶妹一年时间。
可是，这一年时间过去之后，康文魁不仅没有支付朱耀明嫖资，不仅一分钱没给，还把茶妹给拐跑了。
这朱耀明人财两空，给他气的不行，他二话不说就把康文魁告上了衙门，要求县令为他做主，不仅要康文魁把茶妹还给他，还要康文魁把嫖资如数结算。
在我们的视角来看，这个朱耀明不是头发昏，就是吃错药，在这桩案子里，他既是人贩子，又是拉皮条的，他本身就涉及了违法犯罪，他怎么还敢到衙门去告状呢？
这就好像一个小偷到别人家偷了一条金项链，然后他发现这条金项链不是纯金而是镀金，于是他到警察局报案说这条金项链是假的一样离谱。
巴县衙门接到了朱耀明的诉状之后也很纳闷，县令勃然大怒，严厉的申斥了朱耀明的行为，说以后还要追究朱耀明的罪过。
可是，这巴县的县令虽然瞧不上朱耀明，对朱耀明的行为非常反感，但他还是受理了这桩案件，还派出了衙役，去查访康文魁和茶妹的下落。
也就是说，至少在当时，县令虽然对朱耀明的行为予以申斥，但是并没有当即采取多么严厉的处罚，因为按照当时清朝的法律条文来说，人口贩卖，逼良为娼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要杖一百，带枷三个月，然后还要流放三年。
这杖啊，就是打板子，如果执行这个处罚的衙役不留情，别说一百了，五十板子下去就要见阎王，就更不必说带着枷锁游街示众三个月，还要流放三年了。
这流放有远有近，万一流放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要么死在半路上，要么也会死在披甲人手里。
说白了，如果巴县衙门严丝合缝的追究朱耀明的罪过，朱耀明几乎是必死无疑。
可是，眼下朱耀明不仅没事儿，反而还得到了衙门的帮助，衙门已经开始打算帮他捉拿康文魁，找回茶妹。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茶妹啊，她出身蛮族，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还很有可能是从很遥远的地方被拐卖而来的，她没有家庭，没有亲人，没有社会关系，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自然也不可能在户籍系统中登记造册，也不会有向朝廷缴纳粮食税赋的记录，从某种角度来看，茶妹都不能算做是大清朝廷的合法公民。
这桩案子，在史料中没有后续，我们无从得知涉案人员会面临什么样的惩处，茶妹又是否被找到，不过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茶妹似乎也不重要，因为她只是一个代号罢了。
（髡残层岩叠壑图轴 局部）
2.一个女人的一生另外一桩案子，也发生于乾隆年间。
乾隆十四年，夏，空气闷热，路上行人稀疏，唯有蝉鸣声此起彼伏。
山西安邑县下边的冯村乡发生一起命案，当地百姓闫洪廷闯入另外一户百姓崔二珩的家中，把崔二珩的妻子张氏残忍杀害。
这个闫洪廷，是张氏的前夫。
最开始，闫洪廷和张氏是一家子，他们在安邑没有产业，田地收成也不好，日子越发贫困，闫洪廷为了维持生计，竟然决定先把儿子卖掉换钱，再把妻子也卖掉换钱。
他这个想法，自然是遭到了妻子张氏的拒绝，因为这不仅仅是闫洪廷对家庭的背叛，对妻子的侮辱，他本身的这种行为，在清朝的法律中，也是违法犯罪。
闫洪廷的儿子有没有被卖，不得而知，但是后来他商量通了自己的妻子，又或者是张氏在闫洪廷的淫威和逼迫之下不得不屈服，因此闫洪廷决定，自己要先把张氏假意休掉，在法律层面结束和张氏的婚姻关系，然后再让成为独身的张氏另嫁他人，当然说是另嫁，说白了就是变卖，把张氏变卖之后，张氏得到钱财，再设法逃脱，重新回到闫洪廷的身边。
张氏对闫洪廷的计划，自然是持拒绝态度，因为没有哪个女人会愿意干这样的勾当，但是张氏的父亲和闫洪廷的父亲却对该计划予以支持，闫父甚至在安邑县民间捏造了儿子已死的假消息，说自己的儿子患病去世，而儿媳独寡，生活越发艰难，所以要为儿媳另觅丈夫。
借着这个由头，闫父找上了安邑县里的一个媒人，媒人从中牵线搭桥，以白银四十一两的价格把张氏卖给了县里的另外一户百姓崔二珩。
也许是对丈夫彻底失望，也许是为了报复丈夫，张氏嫁给崔二珩之后，没有设法逃脱，而是就此和崔二珩过起了正常的夫妻生活，闫洪廷虽然得了钱，但他本意是“假意休妻”，却没想张氏“已然真做”，于是他忿忿不平，到崔二珩的家中讨要张氏，要把张氏领回来，张氏在这个过程中反抗激烈，说什么也不跟闫洪廷走，闫洪廷一怒之下，杀害了张氏。
故事中的张氏，十四岁嫁给闫洪廷，十七岁给闫洪廷生了儿子，二十六岁被丈夫卖给了崔二珩，又于同年被丈夫杀害，她短暂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而至于闫洪廷，被衙门捉住之后，被判了斩监候，约等于是古代的死缓...
（李鱓松藤图轴 局部）
3.王氏之死最后一个故事，发生于康熙年间，时间猜测是即将入冬，风渐起。
康熙年间的山东郯城，有个叫做王氏的妇人，王氏已经嫁人，丈夫叫做任某，是郯城县里的一名长工，以任某的这个身份可见，王氏和丈夫任某的生活水平在当时并不好，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因此二人的感情也未必和睦。
几年之后，王氏有了婚外情，她结识了一个史料中没有留下姓名的男人，我们称为情人。
王氏背叛了她的婚姻还不算，后来她直接离开了丈夫任某，而和情人私奔出逃了。
可是，王氏下定决心选择的“新的伴侣”并没有王氏想的那么可靠，因为诸多原因，情人在携带王氏出逃的半路上，就将王氏抛弃了。
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古人的行动并不如今人自由，百姓们被划分在固定的县乡村中，没有路引，没有衙门开具的公文，很难离开本县。
这个并不可靠的情人像丢垃圾一样丢掉了王氏，留王氏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王氏被情夫抛弃的地点，距离丈夫任某的家只有十三公里，其实当时王氏是有能力返回家中的。
但是，她没有回去，或者说不敢回去，因为私奔，私通，这种事儿，在当时来说是莫大的罪名，回去之后不仅有可能被丈夫毒打一顿，还有可能被衙门追究罪过，而且她本人还要承担社会舆论和来自于民众的指责，所以她选择了流浪，时不时寄居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道观中。
不料，几天之后，王氏的行踪很快被邻居高某和丈夫任某发现了，具体的情况是高某和任某都到道观中祭拜，都发现了在此处寄居的王氏。
邻居高某早就听闻了王氏红杏出墙，背德私奔的事情，高某幸灾乐祸，大概嘲讽任某被戴了“绿帽子”之类，任某恼怒，和高某扭打一通后不了了之，最后将妻子王氏带回家中。
但是，任某并没有打算原谅王氏，夫妻二人本就不和睦的感情也彻底无法修复，于是，在一个雪天的深夜，任某掐死了妻子，并将妻子的尸体丢弃在了路边雪地。
杀妻的任某自作聪明，翌日还跑到郯城县衙报官，因他之前曾在道观里和高某发生矛盾，大打出手，所以一方面出于记恨，一方面为了转移犯罪行为，于是他在县令面前诬陷妻子王氏和邻居高某私通，并栽赃是高某杀死了王氏。
如此蹩脚的诉状很快被县令识破，县令逮捕了任某，但却并没有以死罪论处，倒是邻居高某，反而被县令罚了纹银十两。
当然，这十两纹银，县令没有中饱私囊，据为己有，也不是借着这个案子敲诈勒索，而是县令认为，王氏死后必然不能安息，如果她的鬼魂在乡间游荡，骚扰百姓，就会造成本县的治安不良，因此高某被要求出钱十两，安葬王氏...
参考资料：
《清实录》、《清史稿》、《全国地方县志》、《清朝法案汇编》
姚家儒,郭丽萍.中国古代拐卖人口犯罪及治理对策.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刘不成.清朝一起拐卖妇女旧案里的新问题.廉政瞭望,2022
康建.清代略人略卖人罪研究.河南大学,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