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9年，大宋是皇祐元年，大辽重熙十八年。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回溯，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当时的人们所认为的头等大事，和我们后人眼中这一年的关键事件，往往大相径庭。时间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法师，它不仅匀速流逝，还悄然重塑着每一件事情的价值。
公元1049年的大宋朝，对当时的人来说，最为紧迫的事情当属应对灾情。前一年，黄河决口改道，这是大宋开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水灾。无数河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陷入了绝境。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皇帝连忙表态：当年正月十五的灯节取消，许多仪式上的音乐也一并停止。毕竟在全国救灾的关键时刻，搞那些花哨的东西实在不合时宜。朝廷更是忙碌，讨论治理黄河的策略、筹措治河经费等事务，成了重中之重，这便是当时人们的切身体会。
然而，当我们在网上搜索公元1049年时，大家普遍关注的却是另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件小事的当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
范仲淹买田
这一年，范仲淹已经61岁，他的身体情况极差，所以朝廷把他调往杭州当知州。范仲淹祖籍苏州，苏州到杭州有运河连通，于是他借助这个交通便利的优势回了趟老家。这次回去范仲淹办了件小事，但却影响了千年。
啥事？范仲淹置办了1000亩地，创立了范式义庄。另置一处盖了义宅供贫困族人居住，义宅内设有义学，供族内子弟读书学习。
放在现代，这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家族信托基金”，但当时没有这个词。范氏义庄以“义田”或家族基金式财团法人为自治经济基础，以五服内宗亲为自治团体成员，以祀祖聚族、扶贫济困、奖学励志为自治公益的目标，这一组织成功地弥补了国家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严重不足。
范氏义庄从开始1000亩地，到南宋后期规模扩大到3000多亩，清代末年有8000多亩，民国末年更是达到了20000多亩。 范仲淹开创的义庄模式迅速传播开来，到了清朝，仅仅苏州吴县，就有59个大宗族设立了义庄。其他地方也是涌现出很多义庄，义庄俨然成为中国古代宗族史上的现象级存在。
义庄为什么在此前的那些朝代里不曾出现，却在宋朝出现了？
宋代出“义庄”？
在宋朝，中国进入了科举社会。个人决定家族，家族为个人提供支持，平民通过考科举，实现阶层跃迁。宋朝还有一个特点，叫“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就是土地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宋朝的市场经济繁荣，市场繁荣的基础是产权和交易的保护制度健全。市场繁荣的结果就是让土地成了靠谱的、可信赖的资产。宋朝的环境给义庄创造了成熟条件。
范仲淹虽祖籍苏州，但出生在徐州，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因此跟着继父姓朱，他以为自己就是朱家人，但是他知晓了自己的身世，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刺激。范仲淹中了进士之后，回苏州认祖，但是范家人却担心他会分家产，在范仲淹再三保证不分家产的情况下，范家人才算接受范仲淹。
到了1049年，范仲淹已经名满天下，无疑是苏州范家全族的骄傲与依靠。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波折，让范仲淹对苏州范家有了一份超越寻常的责任感，他要让范家祖先和后世子孙看看，谁才是范家真正的顶梁柱。 这是范仲淹个人的原因，但如果仅用这个来解释义庄的出现，就过于简单化了。
任何真正重要的社会创新，都不可能仅仅因为人性的某个优点或缺点，也不可能仅仅因为某个聪明人的灵光闪现。 一个创新，创新者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创新条件的成熟。回到范氏义庄这个创新，首先从隋唐到宋朝，科举制逐渐完善，像范仲淹这样出身贫寒的苦孩子，也有了当官的机会，但这也意味着原来的那个士族社会崩塌了。
以前只有高门大姓的士族，才会以家族和血缘为傲，现在普通人也可以了。看看以前的皇帝家族，多少都会给自己的祖宗编个故事。汉高祖刘邦说自己是龙的儿子；唐高祖李渊追认老子李耳为祖先；宋真宗也给老赵家编了个祖宗叫赵玄朗。
宋朝以后就没有这种风气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平民出身，就没有编一个故事。
义庄为什么可持续？
范氏义庄存活了整整900年，到1949年才结束，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范氏义庄是中国史料上记载的第一个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被视为信托制度的雏形，家族慈善的起点。
义庄能持续900年，这事跟范仲淹的制度设计关系不大。义庄是一个机构，一个机构要想穿越时光，是有很多大坎要过的，战争动乱和内部矛盾就是两道大坎。为了能迈过这两道坎儿，范仲淹他放弃了这笔资源的处置权，它的产权属于整个苏州范氏家族。
后来的事实证明，范氏义庄之所以能多次度过劫难，绝处逢生，就是因为范仲淹的这种超然的道德形象。范仲淹留给子孙和宗族的，是一个名扬千古的好名声。 范仲淹几百年前的那份道德力量，能穿透时光，护得范氏义庄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