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曼，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

并不是因为他是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原因，其实更多是他风趣的性格与情商，其实他不止是一位非常好的物理老师，他的整个人生也很精彩励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费曼，这位因量子电动力学成就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巨匠，本该在获奖后享受荣誉、担任教职、出席演讲、荣誉加身。

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一生远离行政职务，专注于科研，展现了他独特的个性和对科学的纯粹追求。

1965年10月21日凌晨4点，费曼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是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通知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本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但紧接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祝贺电话和媒体的采访邀请。

接听了几个电话后，费曼便将话筒从话机上取下，放在桌上，然后走进书房，开始考虑一个问题。

他预感到自己可能会陷入一种自己不喜欢的生活——变成一个奖牌似的人物，被各种行政事务和演讲活动占据，无法再专注于科研。

费曼在加州理工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他决心避免自己也陷入这样的泥沼。

费曼很快做出了决定。他回到客厅，将话筒放回电话机上。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是《时代周刊》的记者。

费曼直截了当地向记者询问，有没有不接受诺贝尔奖的恰当方式。

记者回答说，如果他拒绝领奖，那会成为比他获奖更爆炸的新闻。

无奈之下，费曼决定循规蹈矩地领奖。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是瑞典皇室最高礼仪的一部分，费曼不得不参加。

然而，这种形式主义的活动让他感到不适。

在招待晚宴上，他与瑞典王后进行了几分钟的尬聊。

王后问道：“思考这些困难的问题一定很辛苦吧？”

费曼答道：“还好吧，我是因为兴趣才去做的。”

王后继续问：“要改变原先的想法，应该很不容易吧？”

费曼回答：“不会啊。刚刚演讲的都是老一辈物理学家，他们才需要重新适应。我学的本来就是新物理观念。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会不会再来一次大变动，那就没人知道了。”

当王后问他是否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时，费曼坦诚地说：“不一定啊。我从来没想过世界和平的问题。老实说，科学是不是真能促进和平，谁也没把握。”

这样的对话让王后感到费曼实在不上道，不再理他。反倒是费曼与王后的秘书聊得很投机，直到其他客人都离开了，他俩还在聊。

费曼是否因为获奖被迫过上不想要的生活？

答案是否定的。在1976年1月6日，他给物理系教授维斯可夫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证据。

注意时间点，1976年，距离他获得诺贝尔奖已过去10年。费曼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教授，我已经找到我们当年打赌的那份记录，你寄给我的赌金太高了，因此我退还你15美元。我根据那份记录补充一个说明：我，费曼，过去十年内没有担任过任何一项有行政责任的主管职务。”

费曼拒绝行政职务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他早在获得诺贝尔奖前6年就开始拒绝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1959年11月，费曼收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来信，通知他交下一年的院士会费30美元。当时，费曼已经做了5年院士。

他回信说，“附上会费，但这几年下来，我发现国家科学院举办的所有活动我都没有兴趣，请允许我放弃院士的身份，离开这个组织。”

行政副主任可能被这一要求吓了一跳，选择冷处理，没有回信。

两个月后，费曼又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想放弃院士身份，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参加科学院的活动。

实际上那时候，费曼刚刚41岁。按常理，这个年岁的院士身份非常宝贵，全国各地申请十几个重点实验室，每年几百万经费，都是大有可为的。

费曼为什么要放弃呢？

后来，院长布朗克亲自回信，表示30美元会费的事可以不计较，选他做院士是对他的敬意，不必因为对活动没兴趣而退会。

然而，费曼再次回信解释，这不是会费的问题，而是他个人的选择，并比喻自己是一只怪异、忧伤、别扭、孤单的鸟，希望院长让他飞走。

院长假装不接话茬，感谢费曼留在科学院。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直到7年后，老院长退休，新院长上任，费曼又去了一封信，简短有力：“请接受我辞去院士的申请，我纯粹出于个人因素。”新院长也一样和费曼打哈哈。

费曼在之后一年总共写了4封信明确表示辞去院士，最终新院长不得不同意。前后算起来，费曼在11年间写了不下10封辞职信。

这绝不是作秀，而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费曼坚定辞去院士时还没有获得诺奖，这说明他确实从内心深处不在意这些头衔。

费曼为什么对这些荣誉和头衔如此反感，甚至不惜拒绝和得罪国家科学院的院长、瑞典的王后？

有些书中分析，这与他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有关。

他父亲曾对他说：“哪怕是教皇，也不过是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罢了。”

费曼从小见过太多象征权力的制服，对权威不屑一顾。这种分析有道理，但费曼之所以能一生远离俗务，也得益于他生活的环境。

那些被他拒绝、得罪的人无法对他施加实质性的报复，否则，他很可能早早陷入各种困境。

比如，导师惠勒可能拖延他的毕业（过分了），要求他必须写够多少篇论文才能答辩；或者学院不给他分配研究生名额；又或者康奈尔大学每次评级都没有他的份，他工作十年还是讲师，不敢结婚，无法养家。

但幸好，美国国家科学院不能决定科学家的命运，科学家在科学院之外也可以独立研究。国家科学院主要是一个评奖、开会、汇总杂文的机构，对科学家的实际科研影响有限。

费曼能做到一辈子远离俗务，既是他个性使然，更是环境的宽容和弹性空间足够大，允许他这样的人活得很好。

总结：

费曼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有坚定的信念和独特的个性，并且生活在一个宽容的环境中，是可以不被俗务所困扰，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的。

他的经历不仅展示了他的个人魅力，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对个人发展和创造力的重要性。

费曼的选择，不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是文明社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