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周润发谈港片的衰败，把其中一个原因归结为审核机制。虽然，不是很赞同他的说法，但不得不承认，论“敢拍”，早年的香港电影确实“敢”多了。有天马行空的脑洞，也有几近真实的改编，我们不妨来看看。

这部《毒舌大状》，堪称近年来港影的奇迹，在香港上映后不断刷新票房，在内地虽然不算叫座，但看过的人普遍叫好。它在豆瓣获得了7.6的高分，这个分数超过了同期热搜榜频频亮相的《无名》、《满江红》等。

这部片子的成功，除了演员的出色演技外，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1、案件的真实性

2、案件背后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是三六九等的讨论

《毒舌大状》改编自“香港奇案”之一的“彭楚盈案”，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称呼叫——“艳骨案”。

故事发生在1999年，失踪4年的知名模特彭楚盈在一个居民楼单位被发现。此时的她，周身布满尸虫，躯体横陈在睡床旁边的地面上，头骨则跌落在床边一个垃圾桶里，可谓“身首异处”。不仅如此，屋内一片狼藉，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避孕套、男装泳裤、大量药物，以及少量海洛因。

当时，油麻地警方将这件案子列为“谋杀案”，很快，我们熟悉的西九龙重案组介入。但奇怪的是，西九龙重案组调查后，把案件由“谋杀案”转变为普通的骸骨发现案，认为案件无可疑之处，按“死因不明”处理。而死因裁判官又以涉案人员方曼生身份敏感为由，决定不对事件进行死因聆讯，整个案件被视作机密，不对外公开。

那么问题来了？

方曼生究竟是何人？他为何涉案？他的身份又为何敏感到涉案而不对外公开。

方曼生，1940年出生，正是彭楚盈骸骨发现单位的业主；而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彭楚盈的“男朋友”。没错，就是大家想象的那样。1983年，年仅18岁的彭楚盈邂逅43岁的方曼生，随即相恋，进而用“偷来的时光”同居。但方曼生此时有妻有子，说到底，不过是一段“不伦恋”。

彭楚盈失踪后，她的家人曾联系过方曼生，但对方没有透露女方的下落。而从彭楚盈失踪的1995年，到骸骨被发现的1999年间，方曼生被目睹多次出入涉案单位，他的嫌疑不能不说不大。

一个疑点重重的案件，为何最后不了了之；一个重大嫌疑人，为何最后全身而退。

这就得说说方曼生的另一重身份。

方曼生本人就是个专业律师，他的家族更加厉害。父亲是纺织品商人方心诰，母亲是国画大师方召麟，叔父是著名骨科医生方心让，弟弟也是骨科医生，妹夫是香港辅助警察队总监陈棣荣，堂妹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他的亲妹妹最为有名，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也是著名的“祸港四人帮”之一。

这样的家族，横跨香港政商界、文艺界、司法、警务，权势之大、人脉之广，是真正的豪门，真正的权贵。

什么是豪门，什么是权贵，在“彭楚盈案”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几年前，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在《阿太主场》谈及此次事件，她说：“方曼生女友在家中倒毙，连头部也脱落的案件，非常轰动。当时我正担任局长，但我可以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当时警方没有向我通报，可能他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死因不明个案，也可能是合理的，为了保障私隐，这些牵涉高官的事，希望也能够保密。”

《毒舌大状》中有个为了正义舌战群雄的律师叫林凉水，“彭楚盈案”中的那个律师则叫翁静晶。

翁静晶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她有多重身份。

她做演员，合作张国荣，出演小龙女；她转行做保险经纪，做到了全球TOP10；她读法律，读到博士学位，有自己的律所。她嫁过武师，育有两女；她现在是“赌王家族”的豪门阔太，但在婚礼上说，计划捐赠全部财产，不会留给下一代。

2005年，香港警方重启“彭楚盈案”，但聆讯的过程却异常艰难。

有40多位证人出庭作证，有多位疑似“前男友”指出彭楚盈嗑药、情绪失控、负债累累、抑郁轻生。而这些“前男友们”却说不出彭楚盈家中冰箱的位置。警方无法提供有效的案件资料，连照片都是模糊到需要放大镜才能勉强辨认。最初的证物却不翼而飞，关键的避孕套不见了，彭楚盈的日记多处被撕毁。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还是方曼生。情妇4年联系不上，难道不会去自己的房子看看？多次被目睹去过现场的方曼生，难道发现不了自己单位成了案发现场？

《毒舌大状》中，罪犯伏法、小人得报，司法终究公正，真正大快人心！但现实中的“彭楚盈案”最终因为证据不足，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以彭楚盈“死于不幸或意外”告终。

现实一定不是爽文，但至少因为有林凉水、有翁静晶这样的人，揭开那些所谓的“权贵”的遮羞布，看到里面的乌漆嘛黑。权贵们都要脸，但这些事的存在，往往最打他们的脸，公道自在人心，在法网之外，群众的眼睛还是能看到，到底谁最不要脸！

这已经是一部20多年前的电影了，放在现在重看，依然觉得十分震撼。

这部电影，其实不像一部电影，它平铺直叙，用最直白的语言讲述了“秀茂坪童党案”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剧中，没有过多的情节设计，没有演技精湛的演员，没有好的运镜、摄影、配乐、妆造……它甚至可以称为一部纪实片，连旁白和解说都不需要的“粗制滥造”。

1997年，香港九龙区秀茂坪邨某单元屋内发生一起恶性虐打至死案，“凶手”多达14位，而这14位凶手全部未成年，最小的只有14岁。

他们为什么要“杀人”？

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在杀人。他们只是惩罚叛徒，他们只是在玩儿。他们想看看漫画中，一脚把人踢飞，能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他们在玩“人肉打桩机”的游戏；他们甚至想出了新玩法，谁能背一句诗，谁就有资格玩上一轮。

“出来混，最重要的是讲义气！”这句影视剧中的台词，被他们奉为皋臬。所以，叛徒最可耻，要受最重的惩罚。漫画里，那些人打人也没事，那些人很威啊，一脚能把人踢飞。影视剧、漫画成了他们的“圣经”。

十六七岁的未成年，应该在学校受正规教育，应该由父母做榜样，好好引导。可是他们没有。这些人的家庭，大多是“混血之家”，港产父亲、外籍母亲，在外被人看不起，对内吵吵嚷嚷，吵架、动手都是日常。有些是重组家庭，鸡仔说：“是你老婆嘛，不是我妈！”有些更惨，爹不疼、娘不爱，一个北上找小三，一个去澳门找“何先生”，就算儿子进了警察局，都推诿着，嫌儿子给自己找麻烦。

这些人不是缺乏管教，可以说是无人管教。

无人管教怎么办？他们只能自己管自己。爹妈靠不住，只能靠自己的拳头。大王小时候被人欺负，断了两根肋骨，从此猛打沙包练拳，自己会来那么几手，才能从弱小的“阿俊”变成同龄人口中的“大王”。

可是“大王”又怎么样？碰到真正的B社会，他只能弱弱地说一句：“我叫阿俊”。阿B最有头脑，他对大王说：“不如我们收几个小弟，不一定要打，至少要在气势上赢过他们。”所以，大王将番薯收归麾下，本来不过是三人的小团体，逐渐扩大，三五成群，变成了后来的“童党”。

结党自然是为了营私。以前，番薯不听话的时候，他母亲还能威吓他：“你敢动手，我立刻找你舅舅过来。”可自从跟了大王，番薯不用在害怕他的舅舅，有这么多兄弟在，还用怕一个泰国壮汉吗？

片中，花了很重的笔墨描绘了这群“童党”从个体发展成小团体的过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恶的累积也并非一蹴而就。从自卫到立威，他们能在学校里抢到一张乒乓球台，公开和女导师开黄腔。从立威到扬威，他们冲破家庭的束缚，建成了自以为是的“小社会”。他们把影视剧和漫画当圣经，他们用自己“小社会”的价值体系，审判自以为是的对或者错。

所以，惩罚鸡仔，不过是在执行家规。当一群人围着一个人殴打的时候，他们脑子里从没想过，他们的“家规”外，还有个叫做“法律”的东西。最终酿成大祸。

鸡仔死了。慌了神的大王又变回了阿俊，他向他的大哥求助，却没人真正当他是一回事。一群未成年人能有什么主意，不过是玩游戏不小心打破了家里的花瓶，把碎片藏起来就好了。这群人，最终不过是孩子，他们对恶的认知浅薄到让人好气又好笑。哪怕是最后被带进警察局，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坚守着“江湖义气”，不言不语。

最有头脑的阿B是最初的突破口，读书，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自首、转做污点证人，作为个体的阿B是理智的，清醒的。若不是有那样的父母，他或许原本有个不错的前途，成绩优异、会独立思考、做事懂得分轻重。纵观全片，你会发现，每次遇到事情，最理智的永远是他。可即便理智如他，在虐打鸡仔的过程中，也显得毫不手软。为什么呢？《乌合之众》中说：“人在群体中会变得失智。”《三体》告诉我们：“在疯狂面前，理智是软弱无力的。”阿B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起惨案，我们该全怪那些孩子吗？不应该吧。他们本就是一群缺乏关爱、缺乏管教的孩子。该怪那些家长吗？有一部分责任。但大王的母亲为了养活他要打三份工，鸡仔的继母为了两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硬是熬出病来。

该怪这个社会吗？或许吧！毕竟，当一群孩子陆续或自首、或被传唤的时候，那群警察甚至觉得厌烦。怎么这么多人？搞得我们都忙不过来！即便惨案已经到了震惊到瞳孔地震的地步，这群本应除暴安良的纪律部队，似乎还没意识过来，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群惹是生非的孩子，而是一个初见雏形的犯罪团体。

家庭教育、社会责任，这是发生在香港的“秀茂坪童党案”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这是20多年前。但即便时代进步至今，“河北四少年案”、“甘肃八人殴打案”，却发生在并不遥远的中国大陆。问题一直存在，或许我们无法避免，但至少在可能的范围内，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跟着百年前的鲁迅先生喊一句：“救救孩子！”

《踏雪寻梅》改编自2008年轰动香港的“援交少女碎尸案”，影片极大程度地还原了援交、碎尸等众多充满猎奇色彩，夺人眼球的真实情节。却又以电影的方式，将故事主题升华。就像郭富城主演的臧警官一样，打出了一个大大的“为什么”？

王佳梅，一个湖南姑娘，自小父母离异，寄人篱下。14岁，才开始获准入港，和母亲、姐姐团聚。

以为到了香港就能实现梦想了吗？并不是。

逼仄、阴暗的住房条件，一天到晚要打工赚钱、脾气暴躁的母亲，又老又病只能躺在床上的继父，经常被针对、被误解的学习环境……

她不过是从一个寄人篱下的困境，到了另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女孩儿大了，她有自己的梦想，她想独立、想飞~

为了实现梦想，她去模特公司应征，可条件不够，只能在公司做文职，美其名曰：“星探”。其实呢，就是路边拉人头、发传单的。烈日下，穿着高跟鞋，跑跑来、跑跑去。为了独立，她在麦当劳兼职，听着其他女孩儿追星的梦想，还要被人嘲笑粤语发音不准，一身乡土气。

梦想受挫，独立无门，年轻的姑娘怎么才能来钱快？于是，她选择了援助交际。

丁子聪，一个又胖又丑的货车司机。6岁的时候遭遇车祸，母亲去世，父亲残疾，靠着自己在社会底层打拼。工作时，要看人脸色，遭“老板”嫌弃，身边所能交到的也是今天不知明天事的混混。他倒是有过一个女朋友，年轻漂亮，但是没过多久，就跑去跟了有钱人。这件事，仿佛也没给丁子聪什么重大打击，年轻姑娘放弃矮穷矬，选择傍大款，这种故事随处可见。丁子聪，只是正好亲身经历。

王佳梅也遇到过爱情，一个面容姣好，有钱、有趣的“客人”。他们在一起，可以聊生活、玩儿游戏，打打闹闹。

男人说：“我不想你再做这行了。”

王佳梅：“我已经不收你钱了，再不做其他人生意，我吃什么。”

言犹在耳。

可是在正牌女友面前，王佳梅不过是一个追都没必要追的“垃圾”。悉心打扮，不做别人生意，开开心心赴约的王佳梅，在擦干眼泪后，立刻拨通了被她拒绝的客人的电话。“多给500，我可以呆到明天早上再走，我可以像女朋友一样对你……”

虚幻的爱情，毕竟抵不过现实；露水姻缘，太阳一出来就会散的。

现实的世界冷漠又残酷，两个孤独的灵魂在网络中相遇。他们聊着彼此的心事，聊生死，居然相谈甚欢，他们在现实中失望，却在网络中看到了希望。所以两人约着见面，想见一见相似的灵魂。

丁子聪说，他喜欢上了王佳梅。而王佳梅则在半梦半醒中，坐到丁子聪家的门槛上，翘起双腿，说那个姿势最舒服（那是王佳梅和那个客人在一起时的姿势）。丁子聪把对王佳梅的喜欢践行到了实际行动中。王佳梅说她想死，丁子聪就帮着她走向死亡；丁子聪甚至帮她肢解、剥皮，因为不想她来世为人，因为做人很无聊的，他讨厌人，他不希望王佳梅是人。

臧警官花白头发，胡子拉碴，妻离子散，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为了事业，顾不上家庭工作狂警察。

可当这件惊天大案发生的时候，当他以为能一展身手的时候，凶手主动来自首了，连作案细节都交代的清清楚楚。臧警官一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但真相却是如此简单，一个想死，一个帮忙。不过是两个孤独的灵魂，以自己的方式对抗他们不喜欢的现世。他能做的，不过是尝试理解当事人的心态，然后，更加珍爱自己的女儿。

王佳梅说：“我很想坚强，但是会累，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

她在键盘上敲击出这段文字，眼含热泪，硬是目视别处，不让眼泪掉下来。

许鞍华是香港最会拍市井和人情味的导演之一。2004年-2007年期间，香港天水围发生多起伦理惨案，一时间震动全港，天水围也成了“悲情城市”的代名词。

许鞍华在深入了解后，决定拍摄天水围系列电视剧，后又听从了王晶的建议，改拍电影。基调、风格、故事都做了修正，迎来了她人生中的又一代表作——《天水围的日与夜》。这部电影在横扫各大颁奖礼后，许鞍华又掀开埋藏在温情的“日与夜”之后的幕布，再次掌镜，瞄准此系列的初衷，《天水围的夜与雾》诞生了。

中年香港阿伯李森，娶了年轻貌美的湖南妻子晓玲。

老夫少妻，最容易出现感情问题，何况妻子还那么貌美。所以，李森整天疑神疑鬼。明明自己失业，靠综援过活，却不让妻子去打工。一来，担心妻子有工作会导致他失去领综援的资格；二来，担心妻子在外面勾三搭四，惹出外遇。一个穷得拿综援的中年阿伯，却喜欢“想当年”，在儿子面前炫耀自己的“威风史”，吹完牛，还不忘跟儿子拿钱。领了8000块的综援，却只给妻子2000块的家用，稍不顺心就拿妻子出气，挑剔她衣服的颜色，抱怨她做菜的口味。

懒惰、自私、暴虐，这是真实意义上的李森。

可外人面前的李森是另一张脸。邻居说他有礼貌，见了人笑着打招呼。丈母娘劝女儿不要离开他，因为他最有本事，能给老家盖房子，能把两个女儿接到繁华都市深圳、香港。晓玲也确实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还有工作，能北上寻欢作乐的李森，给晓玲买衣服，洗头、哄得她开开心心。

有的人就是这么奇怪，在身处顺境的时候，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大丈夫；一旦遭逢逆境，就变得自私、暴躁、不可理喻。对着外人，她们能维持着“绅士”的形象，点头哈腰做个好好先生，却把戾气都撒给了最亲的人。对外不敢多半句嘴，只敢欺负比他更弱小，本需要他保护的家人。

第一次被家暴赶出家门。

晓玲被邻居带着去见区议员，但是这个区议员似乎非常忙碌，讲不了两句，就被叫走了。晓玲说想自食其力、解决眼前的问题，区议员则感叹“综援政策”的合理性。这真是“扫天下，不肯扫一屋”，塞了500块，把晓玲扔给社工了事。社工真的能像区议员说得那样“什么都能解决”吗？不是的。社工的处事原则是：“维持家庭完整性”。

没人在意晓玲是怎么想的，没人关心这个被家暴的女子，她实际的需求是什么？大家不过是按章办事，工作而已，晓玲不过是个普通的case。

第二次被家暴出门。

晓玲直接被送进了医院，然后，又回到了妇女庇护中心。满地玻璃，受伤的脚，这次匆忙地连两个女儿都来不及带走，而这成了晓玲致命的原因。因为善良，晓玲不愿宿友相陪；因为恐惧，晓玲再次报警。警察说，那是你们夫妻“耍花腔”，打发了事，针不扎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只有同病相怜的宿友，各个担心晓玲，坚持陪伴她。

晓玲最终死于家暴，一家人齐赴黄泉。

社工、议员有责任吗？说不清，他们办事了吗？办了，仿佛又没办。警察有责任吗？他们错，或许只错在时候推卸责任，可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本就难以界定。晓玲自己有责任吗？也不能说没有，早早知道这个男人的劣根性，却一直忍受，从怀孕到女儿六岁，从湖南老家到香港天水围，始终下不了决心，不愿从泥淖中抽身。

家暴，只有0次和N次；家暴，真的会死人。

这些沉重的现实，如果真的如实搬上荧幕，或许都做不到“叫好又叫座”。《毒舌大状》必须是正义伸张、平民逆袭，才能让人叫一声“爽”。投资更大的《天水围的夜与雾》最终败北，人们更愿意看贫穷、困苦下的脉脉温情，而选择性忽略隐藏在夜与雾中的迷茫和黑暗。

我很明白，人都喜欢看到希望，这样才能在平凡和逆境中好好活着，靠这些荧幕中的故事，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要坚强。

但我们在向阳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这世界同样有黑暗，千万记得，要懂得自律和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