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也是我国的最高管理机构。在改革之前，国务院副总理的数量不定，多的时候多达十多个。而副总理数量最少时，是经过调整的第五届国务院，当时只有两名副总理。而这一切都和邓小平有关系。

特殊时期结束后，中国政治上的一个传奇，邓小平最终再次复出。回归之后，邓小平曾公开批判过党政机构过于庞大，“很多干部都是不合格、不负责任的”，“如果不改革，就无法服众”，并相应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机构精简

而这一次机构精简的第一把火，则是针对国务院的。1982年的事业单位改革，十三个副总理仅有万里与姚依林二人仍在岗位。

那么，仅存的这两个人凭什么能够继续留任呢？

新中国建立以后，万里先后担任过建设工程部副部长，市政建设总局局长，北京市副市长。1958年，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万里主持修建了“十大建筑”，并在十个月内完工，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誉。

邓小平于1975年年初回归，开始了对党政工作的总体领导。他很清楚，要想彻底整顿好，就必须尽快地把铁路问题解决好，所以就派了铁路问题来担任铁道部长。邓小平针对目前我国铁道体制的乱象，提出了“集中统一领导，统一干部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鲜明主张。

在徐州铁道分局改组过程中，万里显示了他出色的指挥能力。仅十日间，火车对数翻番，出站旅客数量激增，整个铁路系统呈现出崭新的活力。

1977年11月，万里出任安徽市委首任书记，开启乡村振兴之路。在安徽，万里深知“三农”的重大意义。他走进乡村，与农户交流，提出“六条”方针，突出农业工作的重心，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让他们有合法的家庭兼业，建立起了承包责任制等。

1978年秋天，一场严重的干旱袭击了安徽省，造成了四百万的受灾群众。在此基础上，他又推出“借地渡荒”计划，动员农户将不能耕地的集体土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大大激发了农户的积极性，使其超额完成了秋季播种的目标。

之后，在小岗村十八名村民实行“包产到户”，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尽管有了宽松的政策，但是“包产到户”还遭到了一些人的抵制。面对种种困难，万里始终坚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最后赢得了邓小平的坚决拥护。

1979年，万里同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在其后颁布了首份有关乡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把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规定得很清楚。

当时中国群众有一种说法：“要吃米，找万里。”这句充满赞美之词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万里的敬仰。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万里先生正是邓小平的坚定践行者，他从安徽的乡村改革起步，到中国乡村经济的发展，可谓是中国改革的先驱。

姚依林学生时代就踏上了革命之路。解放战争期间，姚依林曾任晋察冀地区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华北工商管理委员会总干事。他按照毛泽东的“发展经济，保证供应”的原则，在推动华北解放区经济建设，保障解放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后，姚依林一直在国务院财贸系统工作，是负责全国财贸工作的重要参谋，参加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具体执行工作。

特殊时期，姚依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他在任外经贸部第一副司长时，顶住巨大的压力，积极开拓出口渠道，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恢复和发展外贸事业。

1977年，姚依林出任国家工业经济委员会主任、商务部主任，在这期间，他对“左”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教育，把一些不公正的事情都纠正了。他热烈地拥护和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同“两个凡是”的思想倾向作了激烈的斗争。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姚依林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搞改革、搞开发、搞社会主义的事业上。他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好作风，对全国的经济进行了很大的调整。这对我们党的“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9年，姚依林当选为国家的副总理，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领导制定并执行了“六个五年”和“七个五年”计划，并参与了“八个五年”的起草工作。

姚依林先生非常注意抓好重大工程，尤其是对农业的发展，还有对食品供应的关心。他还在我国的对外贸易改革和发展、设立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及沿海地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姚依林同志坚决执行了我们党关于建设中心，四个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万里、姚依林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开拓者，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杰出的领导才能和坚强的意志，为建设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民族，是中国现代化改革历史上耀眼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