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即农历正月初一。自古以来，春节便是中国人最重 要的传统节日。但实际上，“春节”这个名字到目前也仅使用了一百年而已。民国以前，中国人始终称农历正月初一为“新正”、“元旦”、“正旦”。进入民国后，北洋政府采用西方的公元纪年法，由于西历中的1 月1 日是一年之始，故称其为“元旦”，而农历正月初一由于接近春天之始，故称为“春节”。这项“改节名”的规定起草于1914 年1 月21 日，正式颁布的时间则是1914 年1月23 日。

（民国时的爆竹店）

广义的春节实际是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开始，一直到正月 十五的元宵节为止。多少年来，春节的风俗始终在延续着，它是一个家庭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也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

腊月二十三要“祭灶”，这本是一项古老的习俗。祭灶最早叫作“纪灶”，是为了纪念用火来熟食的先人，后来则逐渐演变成了祭祀灶神。祭灶本是在夏天举行，直到东汉之时，有阴子方者，于腊日清晨做饭时看到了灶神显形，他便向其跪拜，并杀黄羊以祭祀，从此，他家富贵兴旺。人们得知此事后，便争相在腊日以黄羊祭灶，遂成千百年来之习俗。

（贴门神。 “门神”一职一般以秦琼和尉迟敬德二位担当为主。）

自近代以来，这一习俗逐渐演变为“糖瓜祭灶”。人们认定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往人间来监督善恶的神灵，每年腊月二十四灶王爷都会向玉帝奏报人间之事。为避免灶王爷说自家坏话，人们便在腊月二十三晚上给灶王爷送行时，用江米糖或是麦芽糖来封住他的嘴。在当时，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晚饭后，家家室内都点燃炉火，男女老少聚集一处，此时桌上通常会摆放关东糖、糖瓜、凉水、草料，还会有香炉、蜡扦等供器以备祭祀。祭祀完毕后，将所有的糖都剁碎，先投入一部分于香炉中“以粘灶王之嘴”，其余的糖则全家人共同分享，其乐融融。

元旦之前的一天，被称作除夕。这一天，贴门神、贴春联、敬祖 先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这一天的夜里，全家老少要齐聚一堂，放爆竹、吃年夜饭、守岁。说起年夜饭，这可是除夕夜里的重头戏。饺子是全国不少地方年夜饭的主题，不少家庭都会在除夕或是初一吃饺子，来表达人们辞旧迎新的美好祝愿。依照中国古代的计时方法，第一天夜里的11 时至第二天凌晨的1 时为子时，前一个小时又叫子初，后一个小时又叫子正，所以12 点的时候正好是“交子”之时。饺子与“交子”谐音，因此吃饺子也就被认为是大吉大利的象征。而且饺子的形状像元宝，包饺子也就意味着包住了福气，而吃饺子则象征着生活富裕。还有不少地方年夜饭里一定会有火锅和鱼，火锅热气腾腾，红红火火；“鱼”则与“余”同音，象征吉庆有余，生活幸福。

（卖香烛的老人。 香烛上还会有“福”字，以求吉祥。）

正月初一当天，家家户户要拜年。拜年的习俗起源很早，至少在宋代便已有之。拜年是正月初一清晨的一件大事。古代时，百官皆着崭新朝服，入宫向皇帝行礼，退朝后官员们也会互相拜年。民间百姓则仅限于男性之间拜年，若是到一般朋友家去拜年，则只向佛像三叩首即可。若主客辈分相同，则只需作揖；若主人比客人年长，客人则需主动跪拜。客人大多是在主人家寒暄几句便告辞，而主人应在几天之后回拜。

（随着西洋历法的引入，民国时期人们也开始过起了西方的元旦。）

民国时期，传统的拜年活动逐渐被团拜、宴会、晚会或是茶 话会等形式所取代。与晚清不同，民国年间女性逐渐走上了台面，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大大增加。民间的拜年活动中，小女孩经常头戴纸做的蝴蝶、蚂蚱等可爱形象，给长辈三叩首。走亲访友时，还要尽可能地送些礼物，比如茶点、水果、酒水之类。邮政拜年或是电话拜年也在民国年间时兴起来。人们通过写信的方式向远方的亲戚或是朋友传达新年的问候，对方看到信上的字迹，就如同看到了写信人一样。而电话在当时普及率还比较低，一般只有官宦、富贵人家才安得起电话。对于一些工作繁忙的政府官员来说，亲自抽身拜年可能时间上不太充裕，打个电话拜年，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感受到自己的诚意，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百姓们对西历元旦这个节日，一开始总是充满了好奇与陌生， 他们纷纷站在街头驻足观看。）

正月十五是整个春节的最后一个高潮，也是春节即将结束的 象征。正月十五被称为上元节，也被称为元宵节、灯节。元宵节吃元宵，是流传了多年的风俗，到了民国依旧沿袭下来，只不过无论从做法还是食材都比过去要丰富得多。仅就面皮而言，就有江米面、黏高粱面、黄米面等，而馅料则更是各种材质应有尽有。甜的有桂花白糖、山楂白糖、什锦、豆沙、黑芝麻，咸的有各种肉馅，素的则有芥菜、蒜、韭菜等，南北各地口味不同。而在制作方法上，同样存在着南北之间的差异。北方元宵多用箩滚手摇，也称为“摇元宵”，南方则更多用手心揉成团。元宵既可以带汤吃，也可以蒸着吃，吃法不一，但都是为了表达对正月十五的一种庆祝，取团圆、和睦之意。

元宵节更加为人所知的习俗还是“赏花灯”。赏灯自汉代便有，只不过当时点灯的时间只有一天。到了唐代，点灯时间延长至三天，无论京城还是地方，到处挂满彩灯，相当热闹。宋代的点灯时间则增至五天，灯的样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及至元代，延续了这一挂灯的传统。在元大都丽正门外的大树上经常会悬挂诸色花灯，美丽异常。明代的悬灯规模达到了历史之最，从正月初八至正月十七，长达十日之久，在北京东安门外还专门出现了“灯市”，专司售灯业务。到了清代，“灯”与“市”分离，如明朝一样的贸易已经不复存在。挂灯的时间也大为缩短。正月十三称为“上灯”，正月十四为“试灯”，正月十五为“正灯”，正月十七为“罢灯”。“赏花灯”的主角“花灯”，是用竹、木条、纸、绢等材料制成的。当时的花灯，主要有走马灯、莲花灯、荷叶灯、宫灯、兔子灯、西洋灯等等，而灯上的图案则有古代故事、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真可谓是丰富多彩。到后来，不少商号在花灯上出谜题以吸引百姓，猜中者有奖，这种“猜灯谜”的活动便成了元宵节的又一大风俗，再加上焰火的伴衬，一个完美的元宵节就这样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民国时的元宵节，花灯衬托出祥和的气氛。）

孰料，民国年间，元宵节一度成了“被搅乱的对象”。1912 年 1 月1 日建立的中华民国，由于改行西洋历法，使得许多传统的节日一度混淆而使人们感到困惑。报纸号召民众过新的“元宵”，并于新的“正月十五”——公元1912 年1 月15 日举行元宵庆典。但到了那一天，人们发现月亮根本不是圆的，也就根本没有什么心思去过元宵了。也难怪，那天本是农历的十一月二十七，月亮就是个月牙，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月圆之日”。与之相同，对于公历的“新元旦”，百姓同样不予认可。当时老百姓称农历正月初一为“旧新年”，称公历1 月1 日为“新新年”。1913 年时，原本腊月二十三就该封印的官府，却在“旧新年”里照常办公，而之前的“新新年”那天，他们倒是格外热闹；反观寻常百姓家，大多对“新新年”瞠目以对。临近腊月，大家伙想的依旧是“旧新年”。“历法的改革打乱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过节传统”，政府最终还是意识到了这点，认同了“新旧二历并存”，这样，“正月十五”元宵节才再度正常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民国政府还规定，元宵节前后三天为“灯节”，十四日试灯，十五日正灯，十六日残灯，这个习俗后来在民国流传开来，直至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仍在沿用。

但民国毕竟是有了新气象的国家，“新历法”作为改革的一 大重点，还是要继续实行下去。政府为了做出表率，便一直以新历法纪年。在北京，每到公历1 月1 日，总统府门前便会张灯结彩。上海的精英人士们也纷纷交换贺卡，庆祝“新年快乐”。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终究是“官家的事”，他们仍旧只认他们的“农历”。当时有人说：“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乃社会的新年。”由此可见，民国初年历法的变化及节日的变化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响。而最终民国政府的“历法妥协”，或许才是那个年代最适合所有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