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一位年仅24岁的青年工人被带走拘留，他就是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戴笠的孙子戴以宏！
昔日权倾一时的＂特工之王＂戴笠，杀害了无数革命志士的生命，甚至连自己的结拜兄弟都不放过。如今，他的孙子落入法网，面临死刑。
就在最后关头，戴以宏却说了一句话，改判无罪。他说了什么？
戴笠出生于1897年的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少年时代的戴笠聪颖好学，在私塾接受了良好的国学教育。家境的衰落让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只身前往上海谋生，戴笠在上海结识了蒋介石。
戴笠凭借过人的口才和察言观色的本领，很快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和赏识。偶然间，戴笠又结识了蒋的好友戴季陶。巧合的是，戴季陶与戴笠同姓，这让戴笠找到了攀附权贵的绝佳理由。
蒋介石的仕途起起伏伏，戴笠成为蒋的贴身助手。
1924年，蒋介石南下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戴笠跟着来到黄埔，成为军校的一名学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戴笠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他亲自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的特务行动，镇压革命力量，树立了令人唾弃的＂恶名＂。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蒋介石被迫抗日。戴笠在此时为蒋介石筹备建立了一个特务系统——军统。军统遍布全国各地，在抗战期间，绑架、严刑拷打甚至暗杀异己分子，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戴笠在这次事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化装潜入西安，为蒋介石传递重要情报，还在暗中串联，为蒋介石的获释布局。
抗战胜利后，戴笠为蒋介石做的那些肮脏勾当，浮出水面。在抗战期间，戴笠利用特务系统疯狂扩张自己的权力，变本加厉地迫害进步人士。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竟将自己的结拜兄弟王亚樵出卖，亲手将其杀害。王亚樵是当时著名的爱国志士，事情曝光后，戴笠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众怒。
内战全面爆发后，戴笠为蒋介石卖命的丑恶嘴脸愈发清晰。他指挥特务四处逮捕共产党员，对革命志士施以酷刑，无恶不作。戴笠用自己的滔天罪行，将＂特工王＂的名号钉在了耻辱柱上。
1946年，戴笠乘坐的飞机在浙江宁波神秘失事，这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就此陨落。
围绕他的死因，众说纷纭，至今成谜。有人说是飞机故障，有人说是政敌设计，也有人说是蒋介石对其权力的忌惮而设置的局。
1949年，国民党接连失败，蒋介石被迫带领残部逃往台湾。
虽然戴笠已经牺牲多年，但蒋介石仍时不时回想起这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为了尽最后一份责任，蒋介石命令毛人凤开始调查戴笠的后人，想要找到他们并给予帮助。
戴笠丧生后，戴家失去了最有权势的靠山手。戴笠在世时种下的恶果，开始在他后人身上应验。
最先遭殃的，是戴笠的独子戴善武。因为父亲的关系，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国民党的少将。戴笠一死，他就成了众矢之的。
有人说他私吞军饷、贪污受贿，更有人直指他是共党的卧底。1951年，戴藏宜被共产党抓捕，而后被处以了枪决。
戴藏宜死后，戴以宏一家过上了流离失所的日子。戴以宏的母亲郑锡英，将唯一的女儿戴眉曼托付给了在戴家多年的厨子，然后带着三个儿子流落上海。
为了养家糊口，郑锡英白天做针线活，夜晚又做洗碗工。在三个儿子中，戴以宏是其中最为懂事的一个。
此时蒋介石终于想起了戴笠，虽然戴笠的死带走了他最得力的部下，但蒋介石仍旧心存感激。于是，蒋介石派遣毛人凤和特务开始调查戴笠家族的下落，最终找到了郑锡英他们。
但戴以宏的身份问题导致他没有被允许一同前往台湾，剩下的三个兄弟和母亲顺利被接走，戴以宏则被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转折。
国民党将戴以宏交给了特务分子陆炳章抚养，陆炳章曾是国民党的一名特务，负责多项间谍工作。但三年后，陆炳章因参与间谍活动被捕入狱，戴以宏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年仅9岁的戴以宏被送进了孤儿院。
这个孤儿院，是宋庆龄出资创办的，它不单单关注孩子们的物质需求，更注重思想的培养。宋庆龄希望，孤儿院的孩子们能够理解为人民服务、为国家贡献的真正意义。
戴以宏在这种环境中，逐渐树立了自己的价值观，获得了比常人更多的关怀和教育。
16岁时，戴以宏被分配到合肥市的一家棉纺厂工作。尽管工厂的工作简单，工资也不算高，但他依然努力工作，勤奋踏实。工作中，他的表现很快得到了认可。
2年后，响应中央号召，戴以宏报名自愿前往艰苦的边疆，为祖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于是，他被派往安徽枞阳县，成为一名拖拉机手，帮助当地农民收割粮食，并学习了修理机械的技能。
戴以宏勤勤恳恳，工作不辞辛劳。10年间，他不仅修理家电，还在业余时间帮助邻里解决各种问题，深得乡亲们的喜爱。
领导们提出要将他调往更高的职位，戴以宏却婉拒了。
1971年10月，户籍处进行了一次常规的人员登记，要求填写三代以内的家族关系。由于戴以宏年幼时便与母亲相依为命，且并未了解过父亲的事，他只能在表格上如实填写母亲的名字，并说明自己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谁知，这张普通的表格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发现，戴以宏的背景被揭开。
在这敏感的时刻，戴以宏的身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为“郑锡英”这个名字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同名同姓的人，但因为他是戴笠的儿子，这个名字迅速引起了特别的注意。
民国时期的档案解密后，戴笠的家庭关系被曝光，而戴以宏作为戴笠的后人，他的背景也成为了某些人利用的工具。有人故意将戴以宏与当年的间谍活动联系起来，肆意渲染他的身份。
一些激进的舆论不断煽动，称“国民党间谍竟然潜伏数十年”、“戴笠的孙子竟然是下乡知青”等等。这些报道混淆视听，刻意制造对戴以宏的负面形象。
最终，戴以宏的身份问题被上报至政府，为了调查清楚，他被暂时拘留。
戴以宏被拘留后，经过了长时间的审讯和调查，他交代了自己近二十年来的经历，从进入孤儿院到在枞阳县工作。他反复强调，从母亲带着哥哥和弟弟回台湾之后，自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独自一人生活。
他坚决表示，自己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的事。由于事情发生已久，所有这些话已无从考证。
在法庭上，法官问道：“对于有人举报你从事间谍活动、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你承认吗？”
“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在社会主义的红旗下成长。我所做的，只有为社会贡献。”戴以宏站在法庭上，泪如雨下，恳请法官明察，自己无辜。
由于案件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法庭无法立即做出判决，审理被一再推迟。多次开庭的结果依旧没有改变，戴以宏始终坚持自己是清白的。
案件的拖延，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利用戴以宏的身份，大肆传播对他不利的言论。尤其是他是戴笠的孙子这一事实被频繁提起，导致公众的情绪愈发激烈。
有的人煽动情绪称，戴笠曾是残酷的反共分子，戴以宏身为其孙子，必定继承了父辈的“罪行”。他们极力渲染，要求惩处戴以宏，甚至主张必须枪毙他。
这股舆论风波迅速升温，愈演愈烈，群众的怒火将整个案件推向了风口浪尖。法庭最终做出了判决：戴以宏被判枪决。
戴以宏无法接受，戴以宏突然开口：“我9岁就进了孤儿院，在祖国的怀抱下成长，我怎么可能做出那些事情呢？我是被新社会养大的！是新中国的儿子！”
戴以宏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和社会上的普通孩子一样，在社会主义的红旗下成长。乡亲们对于戴以宏的认知，一直是那个踏实肯干、为人热心的青年，谁曾听说过他与间谍活动有关？
戴以宏从未做出过任何对国家和人民有害的行为，长年累月的工作成绩与为人处世，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可能参与间谍活动。
经过调查和对戴以宏的政治审查，最终确认他无罪。组织决定释放戴以宏，恢复他的自由。
戴以宏回到了曾经的村庄，村里的乡亲们依旧热情接纳他，没有一丝冷眼和排斥。村里的老百姓们依然亲切地称呼他，戴以宏心中满是感动，于是，他决定继续扎根在这里，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
不久后，戴以宏接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戴眉曼的消息，得知她已经平安长大，并且嫁给了一个汽车修理工，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个消息让戴以宏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尽管早年失去了亲人，但至少妹妹还过得好，这让他感到安慰。
1976年，戴以宏与一位下乡的女知青结了婚，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两人携手共度，默默耕耘自己的田园。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和台湾关系逐渐缓和，戴以宏终于有机会与远隔两岸的亲人团聚。他终于与多年未见的亲人重新建立起联系，弥补了那些年因历史原因所错失的亲情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