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正月初一，邓子恢正忙着接待一位客人——他的老友林伯渠。
林伯渠如约而至，两位革命元老像往常一样，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开始唠家常。寒暄过后，林伯渠忽然神情凝重地望向一旁的林秉苏，略带叹息地说道：“孩子，其实你应该姓邓。”
沙发对面的邓子恢也看向身边的邓苏生，慢慢点了点头。两个年轻人错愕地对视，完全被突如其来的话语弄懵了。这背后有怎样的真相？
1934年，红军正为长征的出发集结忙碌着。党中央下达了一道指示：所有随军长征的至少需保证行动迅速，幼小的孩子无法经受这千里跋涉的苦难，必须留在苏区。
邓子恢的妻子黄秀香望着怀中仅出生数日的男婴，无法抑制地悲痛。关键时刻，林伯渠的夫人范乐春主动将怀中尚在哺乳期的婴儿托付给他人，又将孩子们交给可靠的老乡抚养。
她也生下了一个男孩，与黄秀香的孩子并肩躺在一起。范乐春将两个小小的婴儿用棉布裹好，静静地望了一眼自己的丈夫林伯渠，又看了一眼黄秀香。
略作准备后，范乐春背起两个孩子，牵着缰绳，独自骑着马向山路赶去。几个小时后，她到达了会昌县，紧接着便马不停蹄地敲开了堂兄范美宏家的木门。
范乐春将两个婴儿托付给了堂兄夫妇，并再三嘱咐：“这两个孩子都是红军的后代，一个姓林，刚出生14天，是我的儿子；另一个孩子姓邓，刚出生3天。一定要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你们如果没能力抚养，那就找个人家帮忙养大。”
范美宏夫妇两口子的生活早已入不敷出，靠种地维生的收入甚至无法养活自己。
如今突然加上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完全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重负。郭发仔将两个孩子从襁褓中抱出来，摆在面前仔细端详。
一个婴儿比较健壮，皮肤粉红，手舞足蹈间显得格外有力；另一个则显得瘦弱些，啼哭声比另一个来得微弱。夫妇俩替小一些的孩子取名范宜德，希望他宜德宜仁，将来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另一个更强壮的婴儿，被送往邻村，交给无儿无女的赖兆枝和满姑夫妇抚养，这个孩子也获得了新名字——赖平亚，寓意平安无事。
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黄秀香随红军小分队向赣南一带转移。国民党早已设下埋伏，步步紧逼的火力让他们几乎无路可走。
黄秀香的腿不幸中弹，剧痛瞬间袭来，她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战友们不忍丢下她，迅速用箩筐将她抬起，艰难地继续突围。
但敌人的火力过于凶猛，小分队人数本就稀少，寡不敌众，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鲜血浸透了丛林。最终，这支小分队全军覆没，黄秀香被敌人俘虏，押送至于都县城的监狱中。
黄秀香经历了人间最残酷的折磨。敌人为了获取红军的机密，对她施以酷刑，鞭打、烙铁、灌辣椒水等刑罚接踵而至，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模样。
敌人一次次地失望而归，但酷刑却从未停止，敌人最终恼羞成怒，决定杀害她，以绝后患。黄秀香牺牲时，年仅24岁。
而范乐春的身体在游击战争中不堪重负，风餐露宿，忍受饥饿，身体状况日益恶化。
闽粤赣边区的省委了解到她的病情后，迅速为她安排了转移，决定送她到梅县黄塘医院治疗，希望能缓解她的病痛。到了医院后，虽然环境简陋，范乐春仍受到关照，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她的病情有所好转。
皖南事变爆发， 国共之间的局势愈加紧张，范乐春离开了医院，转移至了西溪赤寨山的一个破旧草棚，继续休养。
但环境艰苦，没有药物，也没有医生，肺病的病情加重，范乐春的体力愈加虚弱。1941年5月，范乐春病逝，年仅三十岁。
1949年，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的邓子恢，听说江西终于解放，心中喜悦油然而生。
妻子黄秀香壮烈牺牲后，她的牵挂全都落在孩子身上——他们还活着吗？这些年里有没有吃饱穿暖？是否安然长大？
于是邓子恢执笔书写一封信件，这封信被送往江西省赣西南区委第二书记陈仁麒的手中，他请求陈仁麒协助寻找失散的孩子。
陈仁麒接到信后，深感此事非同寻常，第一时间指派干部左枫负责此事。
左枫是土生土长的赣南人，对这里的地理和民风都非常熟悉，但即便如此，这项任务也充满困难。赣南在战争年代人口流动频繁，许多家庭记录被战火摧毁，两位孩子又是在尚未登记身份的婴儿阶段被送走，寻找的线索几乎薄如蝉翼。
左枫几乎走街串巷、村村询问。他依托当时的地方政府协助调取村镇的资料，一一排查。
经过几番曲折努力，他找到了郭发仔的家。
1950年8月，范宜德如往常一般，在会昌县的一家伞厂辛勤做工。就在工作间隙，养母郭发仔走到厂门口，对他说道：“家里来了客人，你回来看看吧。”范宜德心里感到有些疑惑。
范宜德回到家后，左枫试探地问他：“孩子，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吗？”但范宜德的记忆中只有从小与养母郭发仔相依为命的点滴，对于更远的往事，他完全没有印象。
左枫对郭发仔说道：“感谢您这些年的不离不弃，抚养了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现在解放了，组织上希望能为他安排上学，也让他接受更多的教育。”
之后，左枫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找到了赖亚平，一同返回赣州。陈仁麟见到两个孩子时，笑容满面，亲切地拉着他们的手嘘寒问暖。
他仔细端详时，一丝疑惑在他心头涌起——这个名叫范宜德的孩子，五官竟与邓子恢颇为相似。想到老首长曾寄来照片，他拉过左枫小声询问：“你确定没弄错？”
左枫拿出证明材料，解释道：“郭发仔反复强调范宜德是范乐春的儿子。”虽然心中疑虑未消，但陈仁麟没有再追问，而是安排左枫带两个孩子到南昌短暂游玩，并为他们添置了新衣。
几天后，左枫带着孩子们乘船抵达武汉，准备与邓子恢一家团聚。
邓子恢与妻子陈兰早已站在家门口，翘首以盼，两个瘦弱的孩子依次走下车。邓子恢仔细端详着两个孩子，但因他们个头相近、面容清瘦，一时竟无法分辨出哪个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左枫走上前，指着那个跛脚的男孩说道：“首长，这就是您的儿子，原名赖亚平。”
赖亚平快步跑到邓子恢面前：“爸爸！妈妈！你们好！”邓子恢眼圈瞬间红了，连连点头：“好！好！孩子，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邓子恢的妻子陈兰也拉过两个孩子，关切地询问起这些年的遭遇。听着两个孩子的故事，陈兰再也忍不住，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陈兰注视着面前的两个男孩，心里有些疑虑。尤其是那个名叫范宜德的孩子，无论是长相还是神态，都和丈夫邓子恢颇为相似。
她压低声音，对邓子恢说道：“还是验个血吧，看看两个孩子的血型，确认一下再告诉林老也不迟。”
邓子恢摇了摇头：“我也察觉到了，但林老孩子少，我有好几个。这跛脚的孩子，怎么能送去给林老呢？不如就顺水推舟，依照左枫和老乡的说法，把更聪明伶俐的范宜德送给他吧。”
他顿了顿，叹了一口气：“这些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归根结底，他们是党的孩子。”随后，邓子恢给赖亚平取了一个新名字，叫“邓苏生”，寓意是在中央苏区出生的孩子。
几天后，邓子恢拨通了北京中南海林伯渠的电话，向老友汇报孩子的情况。林伯渠在电话那头听得喜笑颜开，连连说道：“好啊！太好了！快把孩子送来！”
但邓子恢却并不着急，安排两个孩子在武汉住了两个月。
抵达北京后，林伯渠满怀激动地迎接了范宜德。林老一把将孩子搂入怀中，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声音里满是怜惜：“孩子，让你受苦了。”
他给范宜德取了一个新名字——林秉苏，寓意秉承苏区革命精神。不久后，林伯渠安排林秉苏到学校读书。林秉苏却显得有些抗拒，说自己只读了三年小学，如今再去读小学，有些不好意思。
林伯渠却坚持道：“不学习、没文化，如何建设新中国？”
林秉苏从小学五年级重新开始学习。尽管努力了一段时间，小升初时还是名落孙山。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学校破例允许他到初中部试读。
孩子们渐渐长大，外貌也愈发显现父母的特征，令不少熟识他们的大人们心生疑惑。
一次，朱德站在棋盘旁盯着林秉苏看了半天，突然开口道：“秉苏，你怎么看着这么像邓老啊？”彭德怀闻言也应和道。
朱德向来心直口快，索性直接找到邓子恢，开玩笑似的说：“邓部长，你们两家是不是弄错了？我看秉苏和你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孩子，多半是抱错了吧？”
邓子恢却笑着摆手表示没弄错，并将会昌老乡的说法和认领过程仔细讲了一遍。
其实，两个孩子并非没有听过类似的传闻。每当有人谈论起他们的来历，林秉苏和邓苏生心里也会不免多想。
为了彻底弄清事实，中央办公厅派遣专员前往会昌县，再次向郭发仔探寻当年的真相。听闻此事，时任赣州地委书记的陈仁麟深感愧疚，主动配合调查。
1953年，邓子恢正带队前往江西瑞金考察。
尽管公务繁忙，他还是抽出时间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远在会昌的郭发仔，还特意买了一段布料作为礼物，让信使转交，并叮嘱地方政府对郭发仔给予特别照顾。
面对中央派来调查的工作人员，郭发仔道出了压在心底多年的秘密，她确实没有说实话。
两个孩子被托付到她家后，由于范乐春在革命中的牺牲，她认为范乐春英勇无私，不该让她的英灵孤单无依，于是她将养在自己身边的范宜德认作林伯渠的儿子，而把跛脚的赖亚平说成是邓子恢之子。
随后，她找人代笔，写了四封一模一样的信，分别寄给林伯渠、邓子恢以及两个孩子，向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真相。
1954年春节，邓子恢和林伯渠这两位革命前辈再次聚首，身边坐着自己的儿子。
当天，林伯渠望着林秉苏，开诚布公地说道：“孩子，你应该姓邓。”邓子恢握住邓苏生的手，补充道：“你，应该是林家的后代。”
经过这次公开的沟通，两个家庭达成一致——历史的错位必须拨正。林秉苏改回姓邓，更名为“邓瑞生”，邓苏生改为“林苏生”。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林苏生便选择投身法律领域。
他进入中国政法学院学习法律专业，以勤奋和才智在求学道路上脱颖而出。毕业后，他进入相关部门为国家法制建设贡献力量，为新中国的法治之路添上了一抹亮色。
邓瑞生选择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深造，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后，邓瑞生走上了物理教育与科研的道路，用自己的辛勤付出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物理学人才。
参考资料：
[1]倪良端.邓子恢、林伯渠被“调包”的孩子[J].四川统一战线,2011(4):3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