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东风里辽墓铜人押印说起上篇：老赵辽金铜人考古札记之一

从大同东风里辽晚期墓乐舞铜人押印说起上篇老赵辽金铜人考古札记之一作者老赵之前我们也曾经陆续聚焦闲聊过辽金铜人：

老赵管月晖：《铜人中的蹴鞠与抛球乐：蹴鞠铜人系列谈之一》

从回头雁布鲁头到抱鹅童子：老赵闲聊辽金铜人系列

从金元童发“博焦”到巴拉子王：老赵聊铜人图形名物探索上篇

老赵说铜人：蹲踞铜人系列阐发之特型篇

老赵说铜人：蹲踞铜人阐发之发冠篇

老赵说铜人：明清蹲踞铜人阐发之执荷篇

朱浒/段立琼：汉晋有翼铜人及其铭文新证

老赵：从“襄樊小铜人”管窥丝路文明流播

老赵管月晖：《辽代铜人中的捶丸造型系列简说》

老赵：八个辽代娃娃之间的美丽故事

今天开始，我们新开设一个系列专栏，专题聚焦一下考古资料中的辽金铜人。聚焦这个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考量：1、大家习惯中所称的辽金时期小铜人，其主体，到底是辽还是金。或者到底哪些种类是辽，哪些又属金，这涉及辽金铜人的定性问题。现在很多文章说法笼统宽泛，以偏概全，有必要加以甄别探究。

2、辽金铜人的存世性质。这个问题在收藏实践中已经不是问题，相当多铜人都是传世的，皮壳光滑，毫无锈色的大有存在。我们视野所及，加上合理推测，辽金铜人总体至少有几万枚。但是，如此存世的数量，我们在丰富的辽金考古资料中，却发现有明确出土记录的寥寥无几。正如彭善国撰文所述：”小铜人像在北方地区习见于居址而非墓葬”（这里所说的小铜人，专指辽金时期），而不像金代铜镜一样，在考古资料中多见于墓葬。

3、辽金铜人是世俗艺术品，还是萨满器具。其实这个问题本来不是问题，我们从造型中丰富多彩、贴近生活，蕴含佛教旨趣上看下就明白了。所以，基于上述的考量，我们重视考古中的辽金铜人，只是因为，考古意义上的辽金铜人虽然数量极少，占比极低，但是他具有明确的断代、定性意义。值得加以严肃关注。今天我们关注的个案，是东风里辽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甩袖乐舞铜人押印。

图一东风里平、剖面图图片采自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第43～54页。

一、大同东风里墓是辽代晚期

2011年4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了一座砖砌辽墓（编号M1）。该墓葬位于大同市平城区东风里东街北侧，东距大同火车站约1 公里，墓室建在距现地表1.5 米以下的细沙与河卵石混杂的沙砾层中。是一座素面沟纹砖砌筑的单室砖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葬出土器物不多，但壁画保存完整。

1、墓葬形制与壁画特征为辽代晚期

“大同东风里M1 为圆形单室砖墓，墓葬壁画主要描绘墓主人日常家居生活和鞍马、驼车出行等场面，依据王秋华关于辽代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该墓的形制与壁画内容具有辽代晚期墓葬特征。此墓壁画的内容与格局符合大同辽代晚期壁画“程式化”的特点。大同辽墓壁画早期不见出行图，晚期有出行图而无归来图，且晚期墓葬北壁画面中墓主人被隐去，这是大同辽墓壁画中非常独特的现象。（壁画图片资料见文后附件）从被毁的砖床和随葬品位置凌乱等情况推断，该墓葬早年曾被盗扰，墓室内有积土。墓室顶部和墓道遭到施工破坏，出土器物散置于墓室内，有铜、石、骨、瓷器等共14件。器物有石雕真容偶像、铜押印、铜镊、骨耳勺、瓷器残片等随葬物品。“此外，在墓室西部出土少许浅绿色纸张碎片，上有数道墨线，砖床东端放置有两块炭（无燃烧痕迹），墓室东部有木器残痕，应为木制小箱的遗存，箱盖角包裹铜片并以铜钉加固”。（《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10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相关出土物件介绍见下文）2、石雕真容偶像风俗为辽代晚期特征与大同地区其他辽墓不同的是，该墓出土了一尊奇特的石雕真容偶像。石雕真容偶像1 躯（M1 ∶ 1）。红褐色砂岩质。头戴黑色幞头，脑后及鬓角处以墨线勾勒细密发丝，长圆脸，阔目，眼珠涂黑，高鼻，大耳，朱唇，面、颈、手部涂肉色，身着黑色圆领长袍，青色中衣，腰前系红带，上缀六枚金色桃形饰，双尾，后背腰带涂金色。衣纹稠密，线条劲健，衣褶转折处棱角分明，向下呈扇形覆于石榻之上，双手合十于胸前，盘腿坐于长方形榻上，腹部以下中空。榻长58、宽42、高21 厘米，人物高73、通高94 厘米。《刘俊喜,侯晓刚,江伟伟,兰静,马雁飞.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3(10)》

石雕真容偶像网络资料

现藏于大同博物馆的石雕真容偶像状态网络资料

石像整体为红褐色砂岩材质，头戴黑色幞头，双手合十于胸前，盘坐于长方形的榻座之上。石雕真容偶像是一种特殊葬俗，是墓主人形象或容貌的再现。石雕真容偶像是辽晚期兴起的一种特殊葬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时代性。

辽代墓葬中出土的真容像数量不少，足以形成一个现象，1971 年，河北宣化张世卿墓中出土了一具木雕真容偶像，它四肢关节能够活动，体内盛有墓主人的骨灰，1979 年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出土了两具真容偶像，在造型上与张世卿墓真容偶像相似。赤峰巴林左旗辽墓、巴林右旗辽墓、宣化张文藻墓、张匡正墓、宣化下八里Ⅱ区M1、内蒙古扎鲁特旗毛利罕山辽墓、辽宁朝阳林四家子M1、北京大兴康庄辽墓、包括本人所聚焦的山西大同东风里辽墓等墓葬陆续出土各自真容偶像。大致16具。

从上述真容偶像墓葬时间坐标看，张匡正、张文藻、张世卿和马直温夫妇墓都有明确的纪年。张匡正、张文藻墓下葬时间为辽大安九年 (1093年)，最晚的是张世卿墓，下葬时间为辽天庆六年 ( 1116 年)。其余无纪年墓葬从考古资料来分析多具有辽代晚期墓葬特征。由此来看，真容偶像流行的年代应在辽代晚期，特别又以道宗以后为主。

高晶晶曾经撰文专题研究辽代墓葬真容现象，他注意到辽代墓葬真容偶像在地域分布上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真容偶像主要在汉地流行。墓主多为有一定地位的汉人。16具真容偶像，西京道8具，占50% ; 以幽云汉地看，共有 11具，占69%。在辽代真容偶像墓葬中，有墓志资料记载的张世卿、张文藻、马直温夫妇、朝阳林四家子M1墓主均为汉人。

学者们普遍意识到，辽代真容偶像由于存在储存骨灰的特点，所以与辽代的火葬风俗与佛教宗教信仰有关。基本上出土真容偶像的辽墓主人与其家族多有信奉佛教的因素。大同东风里辽墓石雕墓主人双手合十，盘坐于石榻之上，另外在墓室北壁的壁画中，有侍从手持经卷，躬身立于床榻之前。足以说明东风里墓葬主人的信仰倾向。李清泉指出，中古僧人们出于对涅槃境界的终极关怀和临终 “证得法身”的深切期盼，希冀入灭后能留下一躯体现其功德和法性的不坏身体。而高僧的真容塑像，似乎刚好展现了法身观念偶像化的历史过程。学者们在讨论辽代丧葬习俗的变迁时，多注意到佛教 “西天荼毗 ( ‘茶毗’)礼”葬制的影响。该葬制源于佛教僧人圆寂后火葬收存佛骨的宗教礼仪程序。

在考古报告中有如下陈述：墓室内出土的石雕真容偶像是一种葬具，表现形式是完整的人物形象，以墓主人的真容出现，用意与当时的佛教有直接关系。“采用真容偶像代替身体下葬的根本动力应当来自当时佛教丧葬文化的有关传统”，“真容偶像为在一定层面或达到一定境界的汉人才能享用，契丹人不用此法”。报告推断：M1墓主人当为具有一定等级身份及宗教信仰的汉人。

从壁画中存在的读经要素，墓葬中存在的双手合十的真容特征，我们大致可以明了本墓葬的佛教文化倾向。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资料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存在真容偶像的辽代墓葬，在时间上属于辽代晚期，道宗之后为主，在地理上多为西京、幽燕汉人居住区，在墓主族别上多为汉族，在身份地位上多为世家大族、或身份尊贵。在风俗上受到辽代火葬影响，在宗教信仰上则是佛教的一种葬俗范畴。

所以，既然大同地属西京，墓葬形制也属辽代晚期，又出土了石雕真容偶像，偶像的相貌衣着又都是有身份汉人的属性，所以也完全遵循着上述结论。

所以，从墓葬形制、壁画风格特点以及真容风俗等考古层面的要素看，本墓葬乃是辽代晚期墓葬无疑。所以，《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10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本墓的发掘简报中综述判断云：大同东风里M1为圆形单室砖墓，墓葬壁画主要描绘墓主人日常家居生活和鞍马、驼车出行等场面，依据王秋华关于辽代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该墓的形制与壁画内容具有辽代晚期墓葬特征。此墓壁画的内容与格局符合大同辽代晚期壁画“程式化”的特点，“大同辽墓壁画早期不见出行图，晚期有出行图而无归来图，且晚期墓葬北壁画面中墓主人被隐去，这是大同辽墓壁画中非常独特的现象”，表现形式也与卧虎湾辽代壁画墓、西南郊新添堡29号墓相似。南壁所绘宝珠、象牙、银铤、压胜戟、柿蒂形物等与韩师训墓后室西北壁所绘相同。墓中出有石雕真容偶像（M1∶1），而“真容偶像出现的时间也在辽晚期”。推测M1的年代应为辽代晚期。二、考古意义上的辽代晚期铜人在本墓中还出土了一枚人物纽铜押印，据考古报告说是通体鎏金，顶部有穿孔。人物面部丰盈，头戴幞头，身着长袍，挥动袖子，好似在起舞，很是生动。《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10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是这样描述这枚铜人纽印章的。鎏金铜押印1枚（M1∶7）。阳文，印台八边形，人物纽，通体鎏金，鎏金大部分脱落，通高4厘米。人物头戴幞头，其上有穿孔，面部丰盈，身着长袍，腰系双重带，双手隐于袖内，右手臂反于背，左手臂向下挥袖起舞，高3.7厘米。印面宽2、印台高0.3厘米。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资料

结合墓葬前文阐述，我们可以明白：1、既然本铜人押印是出土文物，既然本墓葬定性为辽代晚期，可见这个墓葬中所出土的辽代铜人，就是明确的具有考古意义上的辽代铜人。下限至迟为辽代晚期。大致是道宗以后。2、既然墓葬中存在佛教要素，墓葬主人真容也是佛教文化范畴，真容本身也双手合十，则本墓葬的佛教文化倾向是十分肯定的，也由此说明，至少本尊辽代铜人也处于宽泛辽代佛教的文化范畴之内。至少决不是萨满神偶。3、就本墓葬而言，墓葬主人大致是生活在辽代，具有一定身份地位，信奉佛教的汉人。所以，既然本墓葬形制、壁画风格、真容偶像都是辽代晚期范畴，墓葬主人为有身份地位的汉人，以及墓葬中蕴含的佛教文化倾向，由此，本墓葬所出土的辽代青铜人物纽押印，也由此获得了至晚为辽代晚期的辽代属性、辽代有身份有地位的汉人玩赏使用之物的属性，以及大致的契丹族与汉族文化交融的属性。也属自然。其实，这枚辽代铜人的造型在收藏实践中也能看到。但是数量十分珍稀，就本人数十年目力视野所及，仅见两品。其一是私人收藏的一件。另一件为史俊兄的藏品。私人藏品如下图所示：

老赵供图

史俊藏品如下图所示：

史俊供图关于这款甩袖铜人押印，有几点思考：1、关于人物造型纽形，此类同类造型，在铜人收藏实践中并不多见，本人目力所及，也就三件，东风里一件，私人藏品一件，史俊藏品一件。2、押印文字，并非是考古报告中所言，是”底座装饰“卍”字纹的鎏金铜押印“。说实话，连是否鎏金，我也是存疑的，只是发表的图片十分模糊，无法准确判断。押印文字，不仅并非卍字，而且大概率地并非汉族，而可能是契丹文字。真正的辽代万字押印是如下样式：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附近林东镇猪场出土现藏辽上京博物馆

辽代童子站立执雁（鹅）纽万字押铜人老赵藏品

3、在辽金押印收藏实践中，我们往往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相同的押印人物纽造型下，押印文字往往不同，同样一个诸如童子造型，这次印文为李，可能下次就是金，或者无法识别的契丹字、女真字。但是，本款铜人造型非常奇特，不仅目前而言只在印章上出现，而且押印文字都是完全一致。这种现象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本款造型的押印文字，也许并非是某种姓氏（比如黑龙江省绥滨县中兴乡金代墓葬，墓中出土一枚“郎”字石印，从《金史.国语解》“女奚烈曰郎”可推知墓主为女奚烈氏女真贵族）——而是与人物造型关联的某种指称。或者也可能就如辽代人物纽押印中出现的类似“吉”、“大吉”之类的吉祥语。

黑龙江博物馆藏品周倜拍摄

4、本人物造型幞头甩袖，大致是乐舞人物。这类造型在辽代壁画中也频频可见。至于辽代乐舞、大曲、杂剧中的造型探索，我们日后会专题聚焦。今天就不多罗嗦了。5、辽金铜人造型中，不仅频频存在头戴幞头，参与乐舞的角色造型，而且其中也明显存在汉人打扮的类型与契丹打扮类型的区别，鉴于本造型铜人明确出于辽代汉人墓葬，我们似乎也需要谨慎地猜测，非但辽代存在蕃汉双制，乃至在铜人类别中也或许存在蕃汉双型的并存。这其实是体现了宋辽、汉丹文化融合的程度。同样，辽代壁画中的乐舞人物也可以作为参证。壁画中的乐舞人物，姿势也有与本文主题人物造型类似者，乃至存在甩袖的姿势。而且其中，不仅有契丹髡发人物角色，契丹人打扮中还有男有女，也有幞头装扮的汉乐人打扮者。似乎也存在着蕃汉双型并存与民族融合的情形。这种情况，更由于蕃汉舞者并存于同一墓葬同一壁画之中，而更加显著了。但是不论蕃汉服饰发型如何区别，都是辽代文化的时空人文范畴。而且在铜人收藏实践中，契丹服饰与发型的占比，更是居主流地位。

6、辽代印章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台式：

辽代官印的台式，可分为“水平式”、“二层台式”、“水平覆斗式”、“二层覆斗式”等四种。其中“水平式”和“二层台式”多见于“汉文官印”之中，“水平斗式”和“二层覆斗式”则多见于“契丹文官印”中。

关于辽代印押的分期特征，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毫厘锱铢、刘卫辰文章：

毫厘锱铢、刘卫辰谈辽代官印分期与特征探索

三、墓葬中的其他出土物件石供桌1件（M1∶12）。灰色砂岩质，由桌面和底座组成，通高20厘米。桌面呈长方形，微残，器表有斜道琢痕，长32、宽28、厚4厘米。底座呈上大底小的圆柱形，柱体有竖道琢痕，底部有凹孔，柱体上直径18、下直径16、高16厘米，孔径4、孔深5.2厘米。影青小碗1件（M1∶2）。敞口，尖唇，弧腹，高圈足。胎薄洁白细腻，透光见影，釉色青中泛白，有玉质感，外底心不施釉。口径8.5、足径3、高3.2厘米。影青高足碗2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胎质洁白细腻，坚实。六曲花式口，圆唇，宽沿外撇，深弧腹，高圈足。施满釉，釉面有均匀开片，釉色青中显白，有透光感。标本M1∶3，口径12.5、足径5、高7.7厘米。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资料白釉小碟2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胎薄质细。六曲花式口，尖唇，斜弧腹，平底。外底不施釉。从口沿至内腹部有六出筋，内底留有七处支点疤痕。标本M1∶5，口径10.4、底径4.7、高2.2厘米。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资料

铜镊1件（M1∶11）。镊为弹压式，镊腿由两长方形片构成，前端向内弯曲成镊口，圆形首部套接一两端成圆环对接铜丝，柄部套一铜箍，前后移动可控制镊口张合。长7.3、宽0.5厘米。骨耳勺1件（M1∶8）。以骨片精细磨制而成，截面呈三棱形，表面光滑，长条，一端窄而尖，另一端磨成勺状。长9.5厘米。

琥珀童子1件（M1∶9）。用琥珀雕刻而成，伏卧状，头扎三髻，面圆润，双手微曲垫于颌下，双腿并拢上跷，腹背对穿孔，颌下有一孔与之相通。长2.7、高1.5、宽1厘米（图一三∶6、一九）。

以下为韩家窝铺辽墓出土琥珀童子，作为参照：

网络资料玉串饰2件。一件呈半月形，青白色，弧背中间穿孔。宽2.1、厚0.4厘米。另一件呈圆珠形，浅褐色，中心穿孔。直径0.6厘米。蜡烛1根。蜂蜡，圆柱状。残长7.5、直径2.6厘米。中间有芯孔，孔径0.4厘米。

四、墓葬壁画

在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布满墓室内壁的精美壁画，主要描绘了墓主人日常家居生活和鞍马、驼车出行等场面，总面积达15平方米。墓室四壁及顶部均彩绘壁画，由上而下可分三层。上层彩绘星宿图案，中层绘影作的仿木构建筑，下层画面以人物为主，用立柱将其分成多幅图案，下层四壁由南向北分别绘《守门侍者图》《农耕图》《出行图》《起居图》《侍酒散乐图》以及《吉祥图》（名称为考古人员所命名）等。除墓顶部分破坏外，其余部分画面清晰保存完好。顶部彩绘星宿图壁画残存的星宿图位于穹窿顶东北部，以朱色涂成圆点表示星辰，直径约2.5厘米，按各星宿形式和颗数以直线连接成完整星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