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诗作里为何密集出现大量雨水的描述?因何事说自己常年忧愁

能静居主人 2020-01-13 08:26:17

撰文/赵立波

紫禁城内的冬天,一个孩子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后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看着宫里的火炉燃的正旺,他竟然写出了这样一首颇为同情底层百姓的诗来:“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唏嘘愁未了。”显然这诗颇受悯农作品的影响,尽管并无过多的华丽与文采,作为宫中尚未长大的孩子来讲,这种换位思考的善良非常难能可贵。而这个孩子就是彼时康熙所钟爱的孙子,弘历,雍正的第四子,也就是日后成为了主掌大清六十余年的乾隆皇帝。

乾隆早年画像

在当时宫廷中儒家范本的教育下,年少的弘历确实对农民抱有着深切的同情,尽管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对农民生活的实际感受,但是由于他为数不多的接触外界时,往往能够对农村和农民产生同情与怜悯。

青年时的乾隆有一次跟随雍正出去打猎,看到农民正在田里顶着日头挥汗如雨地干活,他见到这样的情景非常有感触,同样用诗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理解:“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后面的四局更是难得,大意是,“就算年景丰收,由于租子太重,还是被地主逼债。因此感叹说越来越相信只有仁政爱民,才是最为重要的。”

做了皇帝后,乾隆多次对农耕下达指示,他说:“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御制诗》

乾隆御制诗

因此,从年少时对农民的理解依旧农业是清朝重要生产方式,这些都成了乾隆最为关切的领域,在晚年时他还在总结说:“我自登基以来,各省的雨水和岁收时刻牵挂,六十年如一日,每值收成丰稔,惟益增虔惕,或偶尔遇到一个地方歉收,心再四驰询。”

用乾隆的表达是,忧愁占据了他一年四季的大部分光阴,“春忧雨之不足,夏忧雨之或过,秋忧岁之不登,冬忧雪之未降。”显然乾隆成了帝国对农业最重视和最忧心的一人。“忧愁二字,朕惟于望雨悯农用之。于军务亦未至与忧愁困苦,如众人之所畏者。”《清实录》农业离不开雨水,而对于气象的关注和亲自参与,乾隆更是亲力亲为。遇到重大旱情,乾隆亲自参与“求雨”仅仅在乾隆七年,就参与祈雨达30次之多。

他自己不光担心旱灾,而且要求各省官员也要将雨水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做新皇帝后不久,他接到了江苏巡抚的政务奏报,而奏报内容仅将雨水问题放在文末轻描淡写几句。乾隆严厉批评他说:“汝为封疆大吏,当以雨旸年谷为第一要务。今见汝奏折八件,将不关紧要之事,胪列于前,而将奏报雨泽秋成之折,置于最后,是汝以雨泽为可缓之事,而竟不以民食为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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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气象雨水问题,乾隆可谓坚持了一生。

乾隆三十年时,江浙地带发生旱情,官员在立秋后才专门向乾隆汇报了雨水情况。乾隆大怒说:“雨旸水旱,关系民生甚大,朕心深为挂念,督抚膺封疆重寄,所司何事,全不知仰体朕意,竟尔漫不关心,泄泄若此乎?”于是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全部“交部察议”,因为雨水未能得到及时消息,而一下子对这么多高官进行处分,整个清朝也相当罕见。

对于雨水旱灾的担心,也就是对农业民生的关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已经年逾古稀的乾隆特意临摹了南宋画家“鸡雏待饲图》,然后命刻印多份,交给地方官员,教育他们“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乾隆诗集

对于农业灾害,乾隆始终给予高度关注和救济。多次告诫地方官员“赈恤亦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并说,自己当政几十年,“向来督抚中失察挂误处分,朕常加宽免。或有讳灾之事,朕必重治其罪。”

因为重视赈灾,地方官整体来讲推动的力度也相当大,因此,乾隆十八年时,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赈灾的银两和康熙、雍正两朝进行了数据比对。报告说:“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款项,共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已经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

漕运官员提醒乾隆说:“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多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而败九十万石。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经高大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看了如此庞大的支出对比后,乾隆也很意外,并给出了一个解释:“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己,也没想到会动用这么多的漕粮。《清高宗实录》

尽管如此用力,乾隆依旧没能改变初衷,经常告诫“为督抚者,第一应戒讳灾之念。”并阐释说:“朕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水旱灾荒乃民生第一切务。朕为未雨绸缪之虑,夙夜焦劳,无时或释,训饬督抚大臣,至再至三。伊等亦知讳灾必获重谴,不敢自蹈罪戾。”《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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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乾隆以多拿出赈灾银两,以此获得内心安定。因此出现了大量钱粮被“滥赈”甚至入了官员私囊的事情。然而对此乾隆说:“办理赈灾,宁可滥而不要遗漏。”有些官员犯罪,其中有“滥赈”一项罪名,乾隆得知后很生气,认为如果将赈灾过度当成罪名,恐怕以后没人敢赈灾了“此语虽小,不用心之误写,实有大关系,朕不肯受,亦不忍受也。使天下后世,谓因多赈核减,治人之罪。则朕为如何主。”就是说我叫人家努力赈灾,最后再给人家定个罪,我算什么一国之主?

有一年,安徽太湖现发生灾害,灾民在野外挖野菜时掘出一种“黑米”,数量可观,掺在其它粮食中,可以充饥。乾隆听说后,命地方官把“黑米”呈上一些,自己尝了尝后竟然流出眼泪,“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最后命人“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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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乾隆纵然心疼灾民,不惜余力下血本赈灾,到了灾民手里的东西却并没有什么好处,属于典型的“歪嘴和尚瞎念经”。乾隆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他控制不住。“若官吏多一分侵渔,即灾民少受一分实惠。”因此,在清政府源源不断的钱粮下发的同时,更多的是被官员所侵蚀,虽然“印委各官,点验灾黎,按户计口。”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基层官吏,甚至捏造不存在的名单进行贪污。这些情形被外国马戛尔尼来华团的英国人记录下来:“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户无数……立即拨发库银四万两,赈济灾民,而户部先没去二万两,以下每一转手,则复去若干两,自二万,一万以至数千、数百不等。层层乾没之手续既过,最后之实利及于灾民者不过两万而已。”

乾隆中年画像

此外,这一问题被朝鲜使臣目击,在回国时向国王汇报说:“乾隆于恤民之政,非不勤恳。而任事之臣,率多雍淤。辽东分赈时,凤城将之行两朔赈政,而余皆于私囊,且以赈银换做唐钱。饥民一月所受,各不过五十文,号诉无阶,怨声载路,臣所目击者如此。”因此,从年少的乾隆对农民的理解到大力救济,却因梗阻问题导致赈灾大打折扣,或许,这些是乾隆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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