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文一刀
近日，被称作“史诗级”骗局的上海“承兴系”供应链诈骗案再起波澜：踩雷约35亿的诺亚财富子公司上海歌斐资产状告京东又映入公众眼帘。
去年此时，“承兴案”一审宣判，主犯被判无期，同时公布的涉案数额震惊业界：上海“承兴系”公司共计骗取300余亿元，造成超88亿规模的实际损失。
类似的金融诈骗在“魔都”并非孤例，与“承兴案”几乎同时宣判的另一起巨骗——“华领系”私募投资基金集资诈骗案，则是以“非法募资76亿，最后仅剩1300元”的创举而震惊私募圈。
这些事件涉及民间资金规模之大可谓罕见，不过其采用的诈骗手法却出奇地简单：伪造虚假收益权，以此作为底层资产发私募基金或理财产品，吸引投资人购买之后吞没，如此往复循环直到案发。
这个看似颇为“极简设计”的骗局，能吸引投资人点开自己银行账户上钩买单的关键，一是高息，二是拉来所有人都认为“大而不倒”的知名企业做背书或幌子。
比如“承兴案”里，骗子通过勾结“内鬼”等种种方式，虚构出巨量对京东、苏宁等多家知名电商的应收账款，再拿着这些“收益权”到私募机构处“融资”；
私募机构，无论是明白故意装糊涂实质勾结，还是真的被蒙，再将这种“收益权”包装后发理财产品，在诱人收益率和知名企业应付账款双重加持下，高净值人群蜂拥入局。
在“华领案”中，华领系私募本身就直接上手“以虚假的票据收益权项目作为底层资产来发基金”。
对于无法像“承兴系”般神通广大伪造京东、苏宁的应收账款者，就拉来个把全民所有制企业，打着央企等名头欺骗投资人。
这些在全国范围内改制中早已经成为极其稀少历史遗留物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遇事均为一副“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最适合成为金融巨骗们的勾拉伙伴。
曾经口口声声以“绝密央企”作为噱头的“茂隆系”企业，尤其在300万价格对外承包期间，自然没少掺和这样的戏码。
（详见：“茂隆系”清查案中案之一：“绝密”公司的乱局与闹剧
“茂隆系”清查案中案二：73亿债务的疯狂之旅）
2021年，面对承包人东窗事发后的一地鸡毛、一片乱局，“茂隆系”主管单位国史学会对原承包人陈生超总经理职务解职，同时复函任命新总经理，再成立“茂隆公司债务清查领导小组”，新总经理兼任债务清查小组组长。
新总经理虽然名为“总经理”，实际干的却是临危受命为“茂隆系”清查债务并着手化债的活，这种角色，类似资本圈里的“白衣骑士”。
然而仅两年后，这位“白衣骑士”就在一起精心设计、带有“贼喊捉贼”色彩的诉讼中，被上海虹口法院拉入“限制高消令”，几经申诉无果，“白衣骑士”为免受浑水沾染只能黯然辞职。
“茂隆系”面临的最新状况，于是成为：虹口法院“一棒”限高令，打飞了化债人。
“茂隆系”化债人如何被一纸限高令逼走，前后过程不仅颇为耐人寻味，而且上演的这一出，眼下正在以不同方式出现在广受瞩目的“承兴案”之中，京东、苏宁等会不会出现类似遭遇有待观察。
一、联姻“问题央企”
杭州中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2022年5月之前，简称“中观投资”，现已更名为“杭州中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中观投资官微称，2015年4月，其取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约一个月后，又获得某“国企”入股，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中观投资宣称的这家国企名为“中冶国福（上海）控股有限公司”，2011年9月21日设立，入股中观投资时诞生三年多。
虽然“年轻”，中冶国福的大股东——北京中冶投资有限公司——却在P2P行业里很有名。
北京中冶投资之所以在“P2P界”有名，是因为其名下多家子公司不同程度牵涉P2P平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旗下“北京中冶国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入股的上海银河惠理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银河惠理开发的P2P平台，就是赫赫有名的“国金宝”。它从2014年8月至2018年7月，4年时间向27万人非吸资金162亿，暴雷案发后尚有33亿未能兑付。
国金宝案涉及面甚广，处置时间很长，直到2022年8月上海法院仍在登记被害人。
中冶国瑞不仅投资“国金宝”，与已经暴雷的中仁财富、拉拉财富等多家平台都有千丝万缕联系，昔日堪称中冶投资旗下搞P2P的“当红炸子鸡”。
“中冶国福”作为中冶国瑞的“兄弟企业”，参股的中观投资却未能如“银河惠理”般成了气候。
不过，虽未能“做大做强”，中观投资在取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又披上“中冶系”国企大旗之后，倒也搞了几个“项目”。
其开发的P2P平台名曰“中观招财猫”，起初搞了几期投资新三板的产品，从线上投资流程来看略显简陋。
或许是业务不温不火，工商信息显示在2017年3月，中冶国福就从中观投资股东变更中消失，其持有股份转给当时的大股东施晓琳。
二、合挖“基金陷阱”
失去中冶系国资股东，中观投资很快找到另一位“央企”进行合作，它就是茂隆实业贸易发展总公司（即中国茂隆）。
双方产生联系的方式不是参股，而是通过一家上海的贸易公司相结合，最终催生出一个投资基金。
贸易公司叫做上海瑞铉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上海瑞铉’），基金为“中观—茂瑞1号投资基金”。
基金的底层资产，是来自上海瑞铉对茂隆公司的应收账款。
具体操作为：上海瑞铉先后以两笔贸易供货的应收账款为标的与中观投资签约，后者备案设立“中观—茂瑞1号投资基金”募资。上海瑞铉承诺未来以9%的年息回购，茂隆公司同时做“兜底担保”。
9%的年息做诱饵，茂隆公司担保为幌子，中观投资通过基金让不少投资人纷纷解囊。
接下来的场景不难想象，上海瑞铉起初还有回购，但很快熟悉的味道就开始飘散：基金坠入暴雷、烂包。
三、虚假应收账如何被包装
翻阅公开信息不难看到，上海瑞铉用茂隆公司的应收账款为底层资产，通过各种途径包装成理财投资产品最终均“拆细”售卖给投资者。
2017、2018年间，上海瑞铉使用对“茂隆系”企业的所谓“应收账款”，通过中观投资和一些保理公司四面开花发售金融产品，产品形式或为设立的私募基金，或在浙江、广东的地方金交所备案后的理财投资。
2019年前后，这些产品集体暴雷。
在广东，中汇保理公司以3500万元受让瑞铉公司对茂隆实业公司应收账款5千余万元，再将之包装成理财产品在广东华侨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备案后发售，茂隆公司为理财产品的回购做完全担保。
在温州，同样的戏码又通过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扩散向投资人，茂隆公司依然勇当担保。
令人唏嘘的是，温金中心没几年也东窗事发、董事长被抓。
事实上，茂隆公司与上海瑞铉不仅是表面上的“贸易”关系，上海瑞铉的实控人李王俊，既是“茂隆系”企业的股东：与茂隆公司合股的北京茂隆丰迈投资有限公司中，其为大股东；
2015年间，李王俊还在茂隆凯德控股有限公司一度担任法人。
上海瑞铉一直以来的注册资本仅50万，2014年7月突然暴增至3500万，但实缴资金仅有很小部分，大多为认缴。
另一方的茂隆公司其实也半斤八两，2021年3月，该企业官网发布一份其法人许克有的声明，显示早在2014年就被承包给一名“在家乡有未了案底，又跑到北京混日子的温州刑满释放人员。”
声明罗列被“温州个体户”承包期间的所作所为不仅有“冒用、私刻公章对外签订合同”，还包括“通过签订虚假贸易合同，虚拟应收账款来非法融资。”
2021年之后，茂隆公司债务清查领导小组成立，亦发文称，前任总经理陈生超承包期间曾“编造虚假合同、捏造应收账款，利用茂隆实业贸易发展总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身份违规违法替他人担保，非法取得融资款约70多亿元。”
同时还存在“炮制虚假贸易，需开增值发票，社会集资”等问题。
这些“自揭老底”所称内容，在茂隆公司卷入的多起金融委托理财、商业保理纠纷司法文书中其实早已随处可见。
综合这些信息，上海瑞铉的这些所谓与茂隆公司的“贸易”显然虚构成分居多，中观投资将这般底色的“应收账款”包装成“基金”向投资人发售，是否与上海瑞铉演双簧就值得怀疑。
茂隆债务清查小组发文则直接点名：此举俨然为中观投资的金蝉脱壳之计。
2022年11月，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对问题私募清理中，中观投资的私募管理人资格被注销。
四、“贼喊捉贼”，蹊跷限消
2019年之后，上海瑞铉因承诺的回购无法兑现而诉讼四起，杭州中观亦将上海瑞铉、茂隆公司等一齐诉至公堂。
多份裁判文书可见，待一系列金融产品暴雷后，上海瑞铉方面就几近失联，2022年公司执照被吊销；
而茂隆则如同“僵尸企业”，此前宣称的所谓的百亿资产，事后清查小组证实不过是大约70亿负债。
杭州中观对两家此种境况公司的起诉，对于挽回投资人损失而言并无多大意义。
但杭州中观对诉讼显然“非常上心”：2019年诉讼，2020年5月末一审判决，之后就屡次申请法院对这两家公司“强制执行”，结果自然都因“无可执行财产”而执行终结。
2021年，茂隆公司主管单位重新任命总经理并启动债务清查工作。
不久，杭州中观再次申请法院“恢复执行”，2023年初，正值茂隆债务清查工作关键时期，新任的债务清查小组组长薛宝君突然吃到法院“限制消费令”。
早在2019年末，最高法就制定《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2020年1月2日正式发布。
该意见第五部分——“严格规范纳入失信名单和限制消费措施”中明确规定：“单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
以此对照上海虹口法院的做法，薛宝君前来茂隆公司仅两年，此前的所有纠纷与其毫无关联，然而蹊跷的是，任其多次阐明原委进行申诉，结果均被驳回。
被列入“限消令”半年多来，让其担任茂隆公司清查债务小组工作的展开颇为不便，这番举措到底是不是在阻挠清查债务令人生疑。
因申诉无果，薛宝君无奈愤而提出辞职，然而即便如此，其深陷“限消令”之中仍未能解脱。
此种遭遇，给当前诸多金融集资案面临的化债事宜，无疑正在敲响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