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晋阳起兵”是唐朝的开端。按照常理来说，参加晋阳起兵的元从应该是最值得李渊信任的股肱之臣。但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李渊在向长安进军的时候曾对李建成和太原公子说道：“然晋阳从我，可谓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

对于“俱非致命之士”有两种翻译：一是李渊认为“晋阳元从”不够忠诚，无法与自己这个主公生死与共，为自己献出生命；二是李渊认为“晋阳元从”不够职业，自己的命令无法贯彻执行。但无论哪一种，李渊确实认为“晋阳元从”不够可靠。这是怎么回事呢？本鬼说说一家之言。

虽然李渊出身于关陇集团的顶流“西魏八柱国”并且是隋炀帝的亲表哥，但隋炀帝一直对李渊心存芥蒂。因此李渊在隋炀帝时期长年脱离军事，直到杨玄感造反后，无人可用的隋炀帝才让李渊开始带兵。而李渊直到大业十三年（617年）才正式出任手握军政大权的太原留守。

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后依然不完全信任李渊，便任命王威和高君雅为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忠于隋炀帝的亲信，而且两人之前都是带过兵的郎将，比李渊更熟悉军队。也就是说，李渊不仅受到这两人的监视，麾下军队的一大部分实际指挥权也不属于李渊。

而起兵造反肯定需要忠于自己的军队和政治班底，此时的李渊本有两个选择：第一，放弃造反，当个大隋忠臣或者识时务的俊杰；第二，“风浪越大，鱼越贵”，冒险亲自与王威和高君雅周旋，亲自招募、组建和训练真正忠于自己的军队和政治班底，很多开国皇帝都是如此。

然而李渊的选择是：让自己的二儿子负责招募、组建和训练忠于李家的军队和政治班底并承担相关风险，自己在幕后享受成果即可。除了太原公子之外，参与晋阳起兵准备工作的多是中下级官员（如刘文静）和逃到太原的避战军官（如刘弘基），这批人组成了“晋阳元从”。

从最后的结果来讲，李渊这么做确实以最小的个人风险、最低的个人付出获得了晋阳起兵的成功。但“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李渊这么做的代价就是他在“晋阳元从”中的实际影响力非常低。对于“晋阳元从”来说，那位“褐裘而来”的太原公子才是主公。

综上所述，李渊觉得“晋阳元从”对自己的忠诚度有问题，“晋阳元从”也在有意无意地抵制直接来自李渊的命令而更倾向于执行太原公子的命令。正因如此，李渊认为参加晋阳起兵的元从功臣不够可靠。而李渊有开国皇帝之名而无开国皇帝之实的矛盾直到武德九年才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