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15日在天津开的那个会上，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胡景翼、孙岳这五个人，用联名推举的法子，一块儿把段祺瑞推举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总执政了，让他来行使政府的权力，段祺瑞呢，也说乐意接受。11月21日的时候，段祺瑞发通电说，他要接受各方的推举，去当这个临时执政，还公布了自己的大政方针。
【1、段祺瑞上台后的政治现状】
11月22日的时候，段祺瑞进了北京。到了23日呢，黄郛摄政内阁发了通电，说24日就不干这差事了。24日那天，张作霖一进北京，段祺瑞就宣布自己开始担任临时执政这个职位了，还发表了就职宣言，同时也公布了临时政府组织条例和各部人员的人选。临时执政府组织条例是这样的内容：
第一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临时执政统管军民事务，统领海陆军。
第二条，临时执政在外国面前是中华民国的代表。
第三条，临时政府配备国务员，辅助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的命令以及和国务有关的文书，要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临时执政安排国务员分别掌管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临时执政把国务员召集起来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这一制度从公布那天就开始施行，等到正式政府成立了，就马上废止。
段祺瑞把各部人选公布如下：
临时执政是段祺瑞，内务总长为龚心湛，财政总长是李思浩，外交总长乃唐绍仪，陆军总长为吴光新，海军总长是林建章，司法总长是章士钊，教育总长为王九龄，交通总长是叶恭绰，农商总长为杨庶堪。执政府设置于陆军部，执政府的秘书厅位于海军部，秘书长是梁鸿志。
临时执政府属于过渡性质的组织，执政者统管军民政务，还统率陆海军，这里不设内阁总理，施行的是民主集权制。这种不那么正式的政权形式相对更容易被各方认可。毕竟民国建立以来，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在权限方面一直纠缠不清，段氏亲身经历这些，可受了不少这方面的“苦”。
临时执政府有个相配合的国会成立非常会议，这个会议是由没参加贿选的国会议员组建而成的。11月25日的时候，这个会议通过了组织大纲，大纲总共11条，内容如下：
第一条，本会议由没参加民国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总统选举会的国会议员组建而成。
第二条，本会议制定所有临时法规，同时对政治方面的重要事件进行议决。
第三条，这个会议要是没有十四个以上省份的议员来参加，那就不能开始讨论事情。蒙古、西藏、青海、华侨这些选举区呢，都按照省份来算。
第四条，这会议议事啊，得列席议员超过半数同意才能决定呢。
第五条，这会议要设置行政委员，让他们负责所有事务，这个行政委员呢，由各省议员每人推选一个人来担任。
第六条，行政委员按顺序轮流担任本会议的主席。
第七条，本会议可以设立各个委员会。
第八条，本会议设置秘书厅。秘书厅呢，得按照行政委员会的指令来处理事务。
第九条，本会议持续到正式的民意代表机关完全成立之时为止。
第十条，这大纲要是有十个以上议员联名签署，就可以提出修正案，由三分之二以上到会人员表决决定。
第十一条，本大纲从议决宣布那天起开始施行。
就这样，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就成立了。段祺瑞刚上任，就大权独揽，马上发出第一号令，宣称：“这次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为了革新政治制度，重新开始治理国家。”第三号令又讲：“为了符合民众意愿，革新政治，整顿法纪。”在这些好听的话背后，实际上有着军事独裁专制的本质。这个政府是直系失势之后，奉系和冯系军人联合组建的政府。
这届政府的诞生，根本就没什么法律依据，纯粹是派系争斗暂时妥协弄出来的。它的统治权得由冯和张来商量着定。段某人呢，能借着国家元首的名头发号施令，掌管一切，可决定权在手握军权的冯和张手上。段执政能直接任命国务员，还不设国务总理，总理的事儿他自己兼管着，权力都合一块儿了，也不受民意机关约束，但说到底还是个没多少实权的空头元首。
【2、善后会议召开的背景】
段祺瑞上台之后呢，就赶紧采取一些积极的办法，要把直系的势力给消除掉。他先后把直隶督军兼省长王承斌、河南督理张福来、安徽督军马联甲、江西督理蔡成勋、热河都统米镇标、绥远都统马福祥、察哈尔都统张锡元这些人的职务都给免掉了。然后呢，让李景林、胡景翼、王揖唐、方本仁、阚朝玺、李鸣钟、张之江、王艺祥等人分别去接任督办。还把京兆尹刘梦庚的职务免了，让王芝祥接着干这个职位。那些段祺瑞势力够不着的省份，也把督军、督理的称呼改成督办了。海军总司令呢，从杜锡珪换成杨树庄了。这么一来，直系的力量就一天比一天弱了。
在对内政的处理上，段政府想要让自己的统治变得合法，让北洋军人的统治得以延续下去，于是就和全国人民展开了两个方向截然不同的斗争，一个是军人官僚专政，一个是人民民主运动。
早在1923年6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在第二次针对时局发表的宣言里，提出了用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国家大事的想法。等到直系被奉系打败了，1924年11月，中共又在第四次针对时局的宣言里再次提出这个想法，还希望国民党尽力促使国民会议预备会得以召开呢。
孙中山彻底认同了中共的这一想法，于是发起召开国民会议。为了给国民会议打基础，孙中山觉得应该先开个预备会，把召开的日子以及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之类的都定下来。他还提议预备会由商会、教育会、实业团体、工会、农会、学联、大学、各政党代表和反直各军组成。11月19日，中共发布了对时局的看法，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表示支持。
中国共产党指出：
要挽救眼前这紧迫的危机，靠各省军阀搞和平会议或者国是会议是不行的，靠几个元老弄个善后会议也白搭，得靠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主张的，也就是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倡导的国民会议。这种国民会议才有希望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为啥呢？因为它是人民团体直接选出来的，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和权力。
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国民会议运动掀起了高潮。
可段祺瑞、张作霖呢，他们就想让国家政权被一小撮人把控着。他们呀，特别害怕广大老百姓参与到政治当中去，所以就主张用善后会议来取代国民会议预备会议，拿国民代表会议来顶替国民会议。
这时候，孙中山已经北上到达天津了。12月18日那天，段祺瑞让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去拜见孙中山，想问问他对《善后会议条例》有啥看法。
孙中山对段祺瑞“外崇国信”的主张加以斥责，点明这一主张和他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是相悖的。
还有呢，孙先生坚决反对善后会议的代表全是武人和实力派人物，却唯独没有人民团体代表这种情况。可是段祺瑞根本不管不顾，就自己拿主意，执意要开善后会议。12月24日的时候，《善后会议条例》被公布出来了。到了25日，专门派许世英去“筹备善后会议相关的事情”。
按照《善后会议条例》的规定，参与会议的人员得是：
(1)对国家有很大功劳的人：(2)讨伐贿选并且制止内战的各军最高首领；(3)各个省区以及蒙、藏、青海的军民长官；(4)有着特殊的声望、学识、经验，被临时执政聘请或者派遣充任的人。
段邀请的会员有好几种，第一种会员是孙中山和黎元洪。第二、三、四种会员呢，除了国民党这边的人之外，都是些武夫、官僚还有新老政客。
会议的议题总共有4项：(1)国民代表会议的组织法；(2)军事制度的改革；(3)财政的整理；(4)临时执政提交商议的事项。
其中那些所谓临时执政交议的事项，自然应当以所谓“解决时局纷争，筹商建设方针”为界限。
30号那天，许世英在有关就任筹备善后会议事宜的通电里说：
这次会议呢，执政的想法其实就是想让各方的想法都能沟通顺畅，让各省乃至全国一起谋求和平统一，还为推动国民代表会议出份力。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在邀请孙中山、黎元洪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报里表示：“当下最紧要的事情，从治标来看，要以和平统一为首要任务；从治本来讲，把解决根本大法当作重点。”
这表明段祺瑞打算借助善后会议，构建一个权力重新分配后的“和平统一”格局，并且弄出一个议决宪法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好为他当上新的国家元首铺平道路。
【3、善后会议的结束】
段祺瑞政府提出召开善后会议，这一主张受到了全国各地众多老百姓的反对。
1925年1月17日的时候，孙中山在《复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里提到，他在1924年11月发出的《时局宣言》里所主张的：
把国民会议当作实现和平统一的法子，用预备会议来谋求国民会议的产生。……善后会议除了催生国民会议之外，还涉及财政、军事方面的整顿，这样一来，它的权限自然就比预备会议更宽泛，可是在构成成员方面，预备会议所列出的人民团体却没有一个能够参与其中的。
于是，孙中山提出了两条补充性的意见，把它们当作国民党参与善后会议的条件：
(1)善后会议得有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2)这会议讨论的范围呢，虽说能牵涉到军政、财政方面，可最终的决定权必须得归国民会议。不过段祺瑞拒绝了。
就这样，孙中山决定不让国民党员参与善后会议，黎元洪、唐绍仪、章炳麟、梁启超、朱启钤、岑春煊这些人也都不参加。全国到处都在组建“国民会议促进会”，大家都努力争取召开国民会议，抵制善后会议。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政府全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在北京大张旗鼓地召开了善后会议。166名会员里，来参会的只有86人，还不到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呢。段祺瑞费了不少劲儿拉拢人，到2月13日，善后会议第一次会议才凑够了法定人数，选了赵尔巽当议长，汤漪当副议长。
善后会议从2月13日开第一次会，一直到3月16日开第七次会，这前后花了一个多月呢。在这期间啊，那些武夫、官僚还有政客，一个个都争着抢权夺利，吵个没完没了。
段祺瑞交议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收束军事大纲》、《整理财政案》这些议案，因为奉系抵制，一个都没通过。这样一来，就决定休会两周。3月31日再次开会的时候，王揖唐、屈映光他们费了好多心思去疏通，让奉系点头同意了，还采用了顾鳌提出的折衷办法，把《收束军事大纲》并到《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里，这就规定了军事整理委员会的职权，而且把军事整理委员会改名叫“军事善后委员会”。
4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之后，就变成段、张掌控会议的情形了。在这期间，善后会议先后通过了《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把《整理财政大纲案》并入《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还把财政整理委员会改名叫“财政善后委员会”，并于4月20日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
到这个时候，《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这三个主要的议案就都弄好了。4月21日的时候，善后会议就闭幕了。
【4、对学生的镇压】
善后会议结束之后，段祺瑞那政府觉得《国民代表会议条例》都已经公布了，镇压国民会议运动这下有了借口。孙中山一去世，对他们来说就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就肆无忌惮地让京师警察厅下命令，查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类的团体。
4月27日的时候，京师警察厅给内务部发了个咨文，说像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筹备处、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国民会议协进会、国民会议后援会这些团体啊，“肯定不能再让它们成立了，不然就会引起麻烦”。“要是再有谁借着这些名义，凑到一块儿开会的话，那显然是别有用心。”还下令让下属“时刻留意着，按照法律规定去查禁”。
段祺瑞执政之后，对那些危害国家、已经倒台的总统和“皇帝”，那可是充满温情，各种包庇纵容。但对待爱国的老百姓呢，就完全是另一副嘴脸了。
直系政权垮台之后，冯玉祥的部队曾经搜捕那些参与贿选的“猪仔”议员呢。北京的地方检察厅有一阵子也在搜集贿选相关的证据，可段祺瑞没当回事儿，结果这些事儿到最后都没了下文。
曹锟这事儿呢，段祺瑞下过这么个命令：“曹锟靠贿选当上大位，这可祸国殃民呐，让内务部和陆军部好好监视着他，等着公开审判。”这命令乍一听，措辞挺严厉的，可实际上啊，这就是护着曹锟的一招儿呢——把曹锟从冯玉祥军队的监视下弄出来，改由内务部和陆军部来监视，就是怕出啥意外。到后来啊，曹锟压根儿就没被公判过。
对于冯军把溥仪驱逐出皇宫这事儿，也是特别不认同。段氏刚一上台，立刻就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视。
1924年11月29日，溥仪从“醇王府”溜到日本公使馆去了。1925年2月5日呢，日本公使芳泽在公使馆公然给溥仪办两旬大庆。到了2月24日，溥仪乔装改扮，在日本人的护卫下，坐车逃往天津，住进了日租界的大和旅馆。溥仪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日本人安排的，然而段祺瑞对这个政治阴谋根本不当回事儿，就连抗议都一次也没提过。
这当口儿，北京教育界起了反对王九龄担任教育总长的风波。
1925年3月16日，北京八所高等及以上学校的教职员跑到教育部去阻拦王就职，可段祺瑞呢，他却让北京的警察总监朱深带着军警去干涉这件事。段祺瑞觉得教育次长马叙伦跟学潮有瓜葛，就下令把他的职务给免了。
王九龄不敢去部里就职，4月14日的时候，段政府就改让章士钊兼着署理教育总长这一职位了。随后呢，段政府打算把北京的八所学校合并起来，还要设立考试院，可这计划又被北京的教育界给反对了。
5月1日劳动节和5月4日学生运动纪念日的时候，北京的学生搞了两次游行讲演，结果都让军警给驱散了。学生打算5月7日在天安门搞个国耻纪念大会呢，段祺瑞政府弄了好多军警到天安门去戒严，教育部也下命令让各个学校不许放假，学生的活动还被便衣特务盯着。不过爱国的年轻学生可不管政府怎么阻拦，还是朝着天安门去集合，就跟军警起了冲突，好几十个人被抓了。下午2点的时候，200来个学生去找章士钊讨说法，章士钊在执政府开会还没回来呢，乱哄哄的时候，又有18个人被押送到法院去了。
段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那些手段，让学生们更加愤怒了。5月9日那天，4000多学生罢课，还搞了示威游行呢，他们要求把被抓的学生放出来，废除限制民众自由的出版法和治安警察法，撤掉章士钊以及惹事的警察方面的人。
当时北京被冯系国民军掌控着，冯对学生运动还比较同情，在这种情况下，段政府不敢太狠地去对付学生的爱国运动。10号的时候，段政府下命令了，说学生只能“专心向学”，不能干别的事儿。到了12号，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出来调和，那些被抓的学生就都被放出来了。
【5、“金法郎”案】
在对外政策方面，段祺瑞的北洋政府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当时，全国范围内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革命运动发展得更为壮大了。帝国主义呢，就打算拿华盛顿会议上承诺给中国的一些条件当作诱饵，好从段祺瑞政府那儿换取最大的利益，从而让不平等条约更有保障。而段祺瑞政府为了让自己的统治更稳固，也想获取帝国主义的支持。
段祺瑞上台之后，日本政府就想帮段祺瑞“统一”中国。
1924年12月18日，大阪的《朝日新闻》刊发社论，呼吁中国各个派系的武人听从“中央”安排，召开善后会议。英、美等国对段祺瑞政府的“外崇国信”政策挺有好感，都有默认的意思。不过，他们都担心孙中山北上入京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
所以呢，段祺瑞政府老是跟各个帝国主义说“尊重条约”。12月初的时候，秘书长梁鸿志替段祺瑞回答日本记者说：“这回临时政府成立了，不管哪个国家的对外条约，我们都照原样遵守；要是有特殊关系的，也按照特殊条约去履行。”
12月9日，荷兰、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这七个国家的公使向临时政府外交部递了个照会，说承认临时政府是有条件的，就是得尊重“条约”。
12月7日的时候，七国公使给执政府外交部发了个照会。这照会里有一项内容是啥呢？就是华盛顿会议定下来的一件事，这事儿就是允许中国开个关税会议，好去实行二五加税（也就是值百抽2.5的附加税）。要开这个关税会议呀，得法国批准九国公约才行。可法国呢，它把中国承认金法郎案当作先决条件。
10号那天，法国驻华的临时代办又跑到外交部去催着开始商议金法郎案了。
1925年2月23日那天，段政府的全体阁员请在京城的国民党领袖吃饭，就盼着他们别再反对金法郎案了。可这疏通没起啥作用，段政府就铁了心要把这案子干到底。
4月11日的时候，财政总长李思浩和法国公使马太尔之间的交涉都已经弄妥当了。只要外交总长签个字，这交涉的过程就能公布于众了。提到为啥这个事儿必须得解决的时候，段政府觉得啊，如果这个事儿不解决，法国就不会批准九国公约，关税会议也就开不了。这样一来，中国就没法实行二五加税，国库每年的收入至少得少2400万元往上呢。而且法、意、比、西这四个国家扣下的盐税余款，中国政府也动不了，所有的财政计划都没法施行。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法国公使按照1922年7月9日的中法协定，以及1923年2月10日外交部承认按金法郎来解决问题的照会，一次次地过来催着解决，中国政府没法拒绝呀。
这个案子得以解决的主要条件是：
法国正式宣称放弃部分庚子赔款的剩余款项，扣下的盐款全部退还，庚子赔款按照1905年条约规定的电汇方式折合成美金来计算，法国承诺尽快批准九国公约等。
1905年条约里规定的电汇方式，说的是法国通用货币（法郎），如今换算成“汇兑美金”来算，这跟按硬金计算有啥不一样呢？随着法国金法郎的事儿解决了，意、比、西这三个国家也得照着办，这让中国的国库亏了8000多万呢。
段祺瑞政府在4月22日正式公布金法郎案新协定，原因有俩。其一呢，是想把庚款展缓的那1003万多元给收回来，好应付临时政府各项军政费用的燃眉之急；其二呢，是想借着解决金法郎案，让海关二五加税能够施行，这样就能给临时政府增加财源了。
所以呢，段政府就不管不顾地饮鸩止渴，在全国老百姓跟前把妥协外交的真面目给暴露出来了。
【6、与列强的关税会议】
1925年10月26日，帝国主义各国的代表跑到北京，参加了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关税特别会议，这个会议就是来讨论改定税率和关税自主相关问题的。
关税会议要开了，全国老百姓都不乐意，都觉得中国得自己定税率，自己管税款，自己安排用途，海关的事儿得自己说了算。开这个关税会议，还等着别的国家“点头”，这和关税自主的理念完全相悖。这其实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修改不平等条约这两条路之间的斗争。冯玉祥把协定税率批为“亡国的外交手段”。
各驻外使节联名发出通电：
历年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进口远远超过出口，工业技艺不断衰败，商业也一直没有什么起色，这都是这些苛刻的规则造成的。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是要独立自主，税率得由我们自己来定，不能听别人的把百分之五改成百分之七点五。要是只局限于眼前的小利益，灾祸肯定会连累到子孙后代。
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也一个个通电反对关税会议呢。参加关税会议的国家，除了签了九国公约的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之外，还有瑞典、挪威、丹麦这三个国家。中国这边有6名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分别是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干，会议主席是沈瑞麟。
会议刚开场，中国代表就提出了四项建议：
(1)把条约里限制中国关税的部分给撤掉；(2)中国答应实施固定税率和裁撤厘金一块进行，最晚不能超过1929年1月1日（民国十八年）；(3)裁厘之前的过渡办法：中国海关税则除了按现在的百分之五征收之外，普通商品再加征百分之五的临时附加税，甲类奢侈品加征百分之三十，乙类奢侈品加征百分之二十的临时税；(4)这个暂定的税率，在协定成立三个月后就生效。
这四条建议让各国代表都吃了一惊。
美国的代表表示：
要是中国依照华盛顿条约提出合理的提案，美国肯定会给予同情性的考虑。
英国的代表表明：
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统一、独立且秩序井然的政府，这个政府要有稳固的财政根基，并且要以裁撤地方税作为前提条件。
他们话里的意思就是，中国提的条件要价太高了，已经超出了九国公约的范围。
其实啊，英、法、美、日这些国家以前在伦敦就中国召开关税会议这事讨论过，最后达成一致的看法呢，就是加税最多加到二五，而且对加税之后钱的用途还得附加些条件。可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呢，提出了值百抽十甚至值百抽四十的要求。虽说这个税率在国际上不算高，但他们却觉得这些要求不符合华盛顿会议的精神。
特别是日本代表，铁了心坚持只能基于二五加税来讨论，而且就算是二五加税，也得指定用途，用来偿还无担保的外债。
会议组建了两个委员会，分别对中国提案展开讨论。第一委员会负责讨论第一和第二项提议，第二委员会负责讨论第三和第四项提议。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害怕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所以在会议上不敢公然反对关税自主。日本提出中国关税自主得在五年之后才行，美国则觉得三年也没问题。
11月19日，各国代表同意，在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不过得等到1929年1月裁厘实现了才能施行。
冯、奉两系一打仗，中国的局势就乱得不行，段祺瑞那政府也摇摇欲坠的，关税会议开得断断续续，到最后也没搞出个具体的方案来。
1926年1月26日的时候，英、美、法、日、意、荷、比、葡这八个国家派去的调查法权委员，在北京开了个法权会议。在这之前呢，美国就提出来了，说必须得让有关的各个国家组织个调查团，去调查一下中国司法行政现在是个啥情况，这样才能决定领事裁判权是不是该撤掉这个事儿。中国这边派出的全权代表是王宠惠。
9月16日的时候，法权会议弄出了个决议。这决议呢，原则上是支持撤掉领事裁判权的，不过得在中国那些武人不再干涉司法，法庭能够完全独立行使权力的时候，才会去考虑实施这事。这么一来，法权会议其实也就没个啥结果，就这么结束了。
不管怎么说，华盛顿会议弄出来的“九国公约”，还有“蓝辛 - 石井”协定被取消，“英日同盟”也散伙了，这些对中国都是好事儿。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修约运动啥的呢，虽说问题没得到解决，可这好歹也是一场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争取国家主权的外交争斗啊，这体现出北洋政府那种追求国权平等的外交想法。中国在近代的时候国家主权都丢得差不多了，所以争取国家主权的外交斗争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