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宣告结束，不过条约并未能消除双方的对立与冲突。清朝视条约为安抚英夷的手段，希望他们收到赔款后赶快走人；而英国则视条约为打开清朝国门的钥匙，希望进一步深入这个国家。
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
对于《南京条约》的这一条，双方矛盾很大。条约签订英军撤出广州后，广州所属的两广总督衙门就以“民怨”为由拖延英国人入城事宜，一拖就是十几年。这期间不是英国人有足够的耐心，而是他们正专注于克里米亚战争腾不出手。
但是也让清廷上下形成了一种误判，英夷也就那么回事。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国对于进入广州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1856年10月8日借“亚罗号事件”，英国领事巴夏礼照会并威胁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他允许英国人入城。叶名琛以置之不理表达了拒绝。
10月23日英方一边继续发出要求入城的照会，一边施加武力威胁，开始炮击广州外围炮台以及广州城。至11月上旬，英方共击沉清朝水师二十余艘舰船并占领了广州炮台。
但是叶名琛既不同意英国人的要求，也不上报真实战况，反而向朝廷发出多份捷报：
经兵勇轰坏兵船，并毙其水师大兵头哂吗糜咯厘，夷匪伤亡四百余名……
督臣叶名琛早已知其诡计，复叠次钦奉训谕，愈见坚定不移。并屡伤兵勇，轰坏夷船多只，复伤毙夷匪一千余名……
叶名琛并不是犯傻觉得自己挥手间就能剿灭英夷，只是他封疆大吏的身份注定了他只能去粉饰。
古代诸皇朝在集权的同时，实际上朝廷对于皇朝的管控又相当的无力。由于低下的技术水平、行政效率和管理方法，朝廷没有能力去直接管理地方。只能定下一个大致的目标后交由地方大员及附属官僚系统去治理，朝廷连保持日常监督都困难。
因此朝廷在地方官员们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基本也不会太在意或关心他们的“旁枝末节”。这就导致地方官员的上报普遍“含水量”很大，既然好消息都含“水”，那你上报坏消息岂不是意味着实际“坏上加坏”，自己给自己下绊子，逼朝廷将自己解职？
叶名琛也没有明白时代变了，以为英夷像其它藩属或者海匪那样，闹不出太大风波，捞得一些好处就会消停，只要严防死守即可。但是英国人这次是为了打开天朝尘封已久的大门。
咸丰也不是真的完全相信叶名琛，毕竟他的父皇刚被群封疆大吏、钦差组团忽悠过。而且清朝还有密折制度，广州离京师虽然远，皇帝也不是完全掌握不了前线的消息。
咸丰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选择相信罢了。怎么说朝廷也只能把重任交给了这些封疆大吏，最多也就是换人而已。毕竟朝廷和皇帝本就没能力亲力亲为，如果有，皇朝集权的属性又怎么会允许这些督抚们存在呢？
只要叶名琛能不让英夷入城，又何必在意他是不是在谎报、冒功、粉饰呢？这就是所谓制度性的腐朽（当年乾隆大张旗鼓地搞尹壮图案也是这么揣着明白装糊涂，能糊弄过去就行）。
因此闻讯后的咸丰，不但嘉奖了叶名琛还指示他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接受英国人的投降“如果该酋自知理屈，悔罪求和，并罢议进城，只可俯如所请，以息兵端”……，这说明咸丰也不是完全相信叶名琛能把英国人揍得落花流水，暗示他把握机会、见好就收。
不过在叶名琛的捷报“轰炸”下，清廷认为制服英夷并不是难事，气氛还是被他给烘托起来了，所以清廷不执行条约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局势就在皇朝上下的乐观中迅速紧张并恶化。
1857年3月英国巴麦尊内阁在大选中获胜，英国政府开始主张武力解决问题；
1857年4月20日，法方借”广西马神甫事件“加入英国阵营；
1857年6月英国第一批增援部队到达广州外海；
1857年12月英政府代表额尔金镇压完“印度土兵起义”后，也率英军主力抵达香港；
额尔金会同法、美两国代表向叶名琛发出照会，要求入城并赔偿损失等。叶名琛则以“似出于旁人怂恿，并非贵公使本心”这种官腔予以拒绝。而且还上报咸丰称，洋夷已被大清的威仪所震慑，开始求和了。
注：美国军舰在广州海域被清军误作英方舰艇炮击过，美国也借这个机会和英法联合在一起。
1857年12月24日，英法公使照会叶名琛称已将相关事宜转英法联军处理，并要求清军撤离广州。这既是最后通牒，也是宣战公告。叶名琛却奏报称“英夷现已求和，记日准可通商”。
12月29日广州城陷落，叶名琛被俘（后被转押至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而亡）。咸丰遭受了和他父亲一样的羞辱，在一片大捷、大胜声中，收到广州陷落的消息。不过更让他震惊以及耻辱的事情还在后面。
英法占领广州后并未满足，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他们是希望彻底打开这个封闭大国的国门，获取广袤的市场，为此英法美三国希望向北京派驻公使。
清廷之前不允许洋人入京，外交、通商事宜只能在广州通过“通商大臣”处理。而通商大臣，面对事务又常以职权不够来推诿、踢皮球。这也是清朝处理事务的常用手段，遇到不想处理的事务就拖，拖到不了了之为止。
英国人认为在北京派驻公使与清廷、大皇帝直接沟通，能够越过这群满嘴胡话、欺上瞒下的大臣，更方便他们去获取想要的利益。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天朝上国的思维，让清廷连“蛮夷”入京都接受不了，怎么会接受公使常驻京师呢？
这种根本性的矛盾也是双方后续冲突进一步激化的一个原因。
注：乾隆朝时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因为英使不愿意向乾隆行中国的跪拜礼，两国的正式会面一度接近破裂。后虽经双方谈判让步成行，但朝廷也不再愿意接见膝盖弯不下去的洋人了。
1858年4月中旬，联军抵达大沽口外海，并派出使节要求清廷派员谈判，谈判的重点就是向北京派驻使节。咸丰拒绝了这一要求，双方一度僵持了下来。
5月20日英法两国不愿意再继续等待，开始攻击大沽口炮台，至26日炮台及天津城均被英法联军占领。清廷也不得不派直隶总督桂良前往天津斡旋，并请俄国公使居中调和。
桂良玩了一个现代人无法理解的，但是在当时属于常规的操作 – 6月18日至27日，他私自与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在条约中桂良基本同意了三国的所有条件（也同意了在北京派驻使节的条件，并同意洋使在觐见皇帝时只行他们的单膝礼）。
桂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嫌自己命长，还是自甘堕落成为国贼？其实都不是，基本上换谁去做都是类似的结果。
朝廷和咸丰对桂良的要求是让英法联军撤军，但不同意洋人在京师派驻使节。而联军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主要是英国），所以谈判基本上解决不了双方的问题。一旦谈判破裂，桂良这个钦差办事不力的罪是跑不了了。
付诸武力呢？真要是打得赢，天津就不会丢了，桂良对于这点是很清楚的。而且他更清楚一旦开打，打输了，别的不说，战败的锅铁定是他背。
既然文武两种手段都不行，桂良就只能玩中庸和厚黑了 – 忽悠，先混过去再说。
洋人好忽悠，朝廷和咸丰，桂良打算怎么忽悠呢？
桂良没打算忽悠咸丰，他是打算玩一个流程套路。桂良和洋人签了条约，实际上洋人也不傻，因为他们知道桂良代表不了清朝皇帝，他们需要清朝朝廷和皇帝的对条约的答复。桂良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桂良暗示咸丰称，这是城下之盟，先把英法联军打发走再说，如果不愿意可以不作数或以后对内容再行修改。咸丰认可了桂良的方案，御批了“依议”。洋人认为清朝皇帝同意了，他们就撤回了广州，准备后续换约事宜。
注：换约是指英法美三国需先将条约文件送回各自国家由政府、首脑签署确认，再返回中国和清廷交换各自签署的条约文件。
咸丰这个“依议”和明清皇帝们朱批“知道了”基本是一个意思，大臣们都懂而且都不会问，因为问就是“知道了”。基于此，联军撤回后不久，咸丰很快就指示两广总督何桂清与三国使节商议修约事宜。
对于清廷和咸丰来说，这可能是大丈夫忍辱负重、能屈能伸，是权宜之计、是谋略；对于英法来说，这是背信弃义，是被忽悠、欺骗的耻辱。这也造成后续双方对对方的敌视更甚、不信任感更深，更严重、规模更大的冲突也不可避免了。
（未完待续）
问知何处
在英国面前，咸丰光绪帝也要跑了两次，连都城都不要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