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一个帝王在坐稳江山后对昔日一起打天下的老伙计们痛下杀手。
开国君主们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了自己家族的皇权永固，但有些时候，那些老伙计明明已经交出权力不再具有威胁，却也难免身首异处。
皇帝杀功臣这件事，权力方面的考量当时是主要原因，但个人情感问题也是一个次要因素，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君王和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真的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吗？
答案只怕是否定的，打天下是世上危险系数最高，难度系数也最高的活动，稍有不慎就是整个集团身死族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帝王必须强迫自己做正确的事，用正确的人，那些得到帝王重用的人未必是帝王真正喜欢的人，只是为了让自己集团不在打天下这项致死率极高的活动中变成炮灰，君王不得不对一个个自己不喜欢但确实有本事的人礼贤下士，笑脸相迎。
而有本事的人又往往比较骄傲，他们会将君王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不得不“表演”的礼贤下士认为是理所应当，人的心理活动是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打天下时，那些有本事但也不太乖巧的手下们在皇帝眼里是有个性的豪杰，等到天下平定，或许这些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行为根本没变，但同样的行为在皇帝眼中就会变成骄纵跋扈。
人是一种天生喜欢安逸的生物，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做出让自己不舒服，甚至损害自己利益的事，通常只有一个原因：他不得不这样做。
力挽狂澜尔朱荣遇刺身亡后，站在冲突暴风眼中的高欢主动选择带着自己的怀朔镇老兄弟们撤离，前往与冲突中心较远的河北地区发展。
相比于怀朔镇的高欢，同为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集团则没有这样的烦恼，因为以他们的实力，中原战区的争霸赛他们根本没有资格上场。
六镇起义，天下大乱时，关中地区亦爆发混战，万俟丑奴的起义军趁着天下大乱的机会几乎尽占关陇地区。
尔朱荣平定天下大部后，派贺拔岳、侯某陈悦辅佐尔朱氏成员尔朱天光征讨万俟丑奴。
武川镇的各路豪杰此时大多在贺拔岳军中。
贺拔岳与侯某陈悦平定万俟丑奴叛乱后就地驻扎，贺拔岳势力主要控制关中，侯某陈悦势力则主要控制陇西。
尔朱荣被杀后，尔朱天光返回洛阳参与夺权，贺拔岳与侯某陈悦遂成为了当地的实际控制者。
待高欢将关东地区大部分平定后，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但有了孝庄帝元子攸刺杀尔朱荣的“成功经验”，孝武帝元修也想搞死高欢拿回权力。
相比于尔朱荣和孝庄帝，高欢和孝武帝元修都稳妥很多，高欢长居晋阳老巢，不与孝武帝直接见面，而孝武帝似乎也不想采用直接暗杀那种极端的方式夺回权力，他要联合更多势力对抗高欢。
在选择“盟友”过程中，孝武帝的头号目标就是贺拔岳，此时只控制者关中地区的贺拔岳实力根本无法与高欢相提并论，但孝武帝仍选择争取贺拔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关中地区易守难攻，如果获得贺拔岳的支持，即便从高欢手中夺权的行动失败也能有退入关中这个选项。
至于第二嘛，贺拔岳有一个天然盟友，并不是和他一起平定关陇的侯某陈悦，而是他的兄长，控制着荆襄地界，号称拥兵十万的贺拔胜。
如果贺拔兄弟联合在一起，陇西的侯某陈悦势单力薄，也只能选择与他们联合，否则就注定被做掉，如果贺拔胜、贺拔岳、侯某陈悦全部加入孝武帝元修阵营，虽然实力依旧不及高欢，但再加上元修皇帝身份带来的合法性加持，是有机会与高欢集团掰掰手腕的。
但在乱世中拼杀而出的高欢也不是吃素的，他很快就找到了这个联盟的薄弱环节：侯莫陈悦。
贺拔胜和贺拔岳是兄弟，他们两方有着充分的理由共计退，但侯某陈悦这个外人为什么要听从贺拔兄弟呢？
最终在高欢的离间下，侯某陈悦做了一件改变天下时局的大事：他刺杀了贺拔岳。
从侯某陈悦刺杀贺拔岳后的反应来看，他确实不是什么胸怀大志的枭雄，在干掉贺拔岳后，侯某陈悦即没占领贺拔岳控制的土地，也没有收编贺拔岳的部众，而是返回老巢，上陇山去了。
侯某陈悦的短视给了贺拔岳部下武川集团成员反应的时间，一番商议后，他们决定请各方面能力均十分出众的夏州刺史宇文泰出任集团新的话事人。
宇文泰接过指挥权后，安抚将士，严明军纪，一切准备妥当后率军上陇山向侯某陈悦复仇，只想偏安一隅的侯某陈悦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其部下李弼见其胸无大志，不是干大事的人，于是转投宇文泰，李弼的倒戈加速了侯某陈悦集团灭亡的速度，让本来不具备太大兵力优势，还得仰攻陇山的宇文泰集团迅速打垮了侯某陈悦集团，尽占其部众、土地。
侯某陈悦的行动逻辑可以十分清晰看清他的目的：他不想争什么天下，他就想保住自己陇西那一亩三分地，但这乱世的逻辑是谁先“躺平”谁先死，侯莫陈悦因此沦为了时代的最大笑柄。
随着对侯某陈悦集团征讨的顺利结束，关陇地区尽数落入由宇文泰领导的武川集团之手，在这乱世终结前的关键时期，他们拥有了一块虽不算富庶，但勉强可以用来争夺天下的关键根据地。
武川战绩武川集团控制关陇的同时，高欢也基本完成了对整个大关东地区的控制，这两个实力并不对等的对手，即将成为这天下棋局中最重要的棋手。
孝武帝元修投奔宇文泰后，高欢亲率大军来攻，并一举拿下潼关，此时的高欢风头无两，天下似乎已经他的囊中之物。
但或许是因为过于自信，亦或许是信不过后方那些爱搞小动作的贵族，高欢决定先去解决合法性的问题，他返回洛阳，单方面宣布废掉已经投奔宇文泰的孝武帝元修，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敬帝，并宣布迁都邺城，留薛瑜镇守潼关。
高手之间过招是不能犯错误的，因为对方不会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高欢撤回后，宇文泰亲率大军攻克潼关，俘虏7000余人，武川豪杰们牛刀小试，恐怖的战斗力显露无疑。
处理完后方问题后，高欢再攻关中，此番高欢兵分三路：司徒高敖曹领兵攻上洛，大都督窦泰攻潼关，高欢亲领兵自晋阳攻蒲坂。
宇文泰认为三路大军中窦泰一方才是关键，应集中兵力在潼关与窦泰决战，但此时高欢军距离宇文泰军更近，众将认为舍近求远攻窦泰不妥，还是应该分兵据守。
分兵据守说得轻巧，如果此时宇文泰方面有这么多军队谁不知道要分兵据守，一番思索后宇文泰决定坚持自己看法，他先命人散布消息说准备放弃关中退守陇西，实则亲率轻骑出小关奇袭窦泰。
窦泰没想到宇文泰大军会突然杀到，仓促迎战，结果大败亏输，几乎全军覆没，高欢因黄河冰薄不能相救，于是撤军，高敖曹听到前线败报也撤回军队。
东西魏第一战，宇文泰靠着自己的冷静判断取得胜利，但这并未改变西魏弱而东魏强的整体局面，更加凶险的大战还在后面。
大统三年（537年），高欢亲率20万大军逼近关中，更要命的是，此时关中刚刚经历大旱，本就弱小的西魏缺兵少粮，可谓雪上加霜。
宇文泰见高欢率大军来袭，赶紧调动全部机动兵力去迎击，但此时宇文泰能够带来迎战之兵满打满算也就1万多人，高欢来袭的消息传到关中后，宇文泰下令在各州县征兵，但此时州县兵未至。
宇文泰认为不要等各州县征召之兵了，现在就与高欢决一死战，但众将认为双方兵力差距太大，还是等一等州县所征之兵为好。
宇文泰当然也知道此时出击非常冒险，但他更清楚人性，高欢率大军来攻时，就有大量州县投降，双方实力差距过大宇文泰知道，地方州县又岂会不知道？在各州县征集的那些兵不是来不了，而是在观望，如果宇文泰打赢了，他们自然会来，但如果宇文泰打输了或者不敢与高欢决战，这些州县不但不会再给宇文泰派兵了，还会反戈一击把宇文泰和他领导的武川集团献给高欢。
宇文泰再次力排众议亲率所有机动兵力渡过渭水，于沙苑芦苇丛中设伏，高欢率军赶到时猜到芦苇丛中有伏兵，于是提出用火烧芦苇怎么样？
但麾下大将侯景却认为：双方兵力如此悬殊，应该主动出击，生擒宇文泰。
或许是因为太过自信，高欢同意了这个建议，这个决定即将令其后悔终生。
东魏军见西魏军少，还未等列阵完成就争相出击，宇文泰也抓住东魏军未列阵的弱点命部队出击，西魏军的特种部队李弼率领的铁骑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一举将东魏军拦腰截断，东魏军于是大乱，自相践踏，李弼整合军阵再次冲阵，东魏军军阵彻底崩溃，将士各自逃命，军械铠甲丢弃遍地。
高欢独自在亲兵的护送下骑着骆驼逃过黄河，极度狼狈。
这一仗，由于高欢当了一把“运输大队长”，西魏宇文泰集团发了大财，光铠甲就缴获了18万件。
经此一役，西魏军打出了自信，认为自己在面对东魏时有绝对的胜算，但他们很快为此付出了代价。
538年，东魏大将侯景率军围攻洛阳金墉城，宇文泰率军反击一度击退东魏军，但东魏军稳住阵脚后又反杀西魏军，双方拉锯之下，各有胜负。
公元543年，因河北大族高仲密以北豫州献降宇文泰，东西魏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大战邙山之战打响。
此战东西魏双方相互冲杀，战场形势逆转数次，最终都拿对方没什么办法，各自退兵。
表面上看，东西魏邙山之战双方打成平手，但由于西魏方面本就兵少将寡，双方各自损兵折将，对于本身实力更弱一些的西魏方面损失更大。
如果按照正常逻辑，东魏强而西魏弱的局面在邙山大战后会继续存在，且由于西魏在邙山之战中精锐老兵被大量消耗，日后的作战将会变得十分艰难，但福兮祸所伏，精锐尽丧的西魏反而因此唤醒了他们脚下土地所蕴含的可怕力量，这力量曾横扫六合，一统八荒，那具已经沉睡了6个多世纪的超级战争机器正在被启动。
府兵的救赎沙苑之战前，宇文泰便设立八柱国制度管理军队，八柱国中，宇文泰负责全国军事，元欣为宗室代表，手上无一兵一卒，真正直接统领军队的是赵贵、于谨、独孤信、李虎、李弼、侯莫陈崇这六柱国。
北周绝大多数兵力都由这六柱国统领，是为六军，这六柱国各督两名大将军，故称为十二大将军，十二大将军又各督两个军府，共计二十四军府，这便是府兵制的雏形。
府兵制的确立让西魏的军事系统更为成体系，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西魏集团的战斗力，这也是西魏能在沙苑之战中以绝对劣势兵力逆风翻盘击败纸面实力明显占优的东魏的原因。
但此时的府兵大多还是鲜卑人，主力是当初北魏六镇时期武川镇的镇民，此时的西魏政权仍延续少数民族民族政权惯用的胡汉二元模式的社会组织形式：胡人打仗，汉人种地。
汉人豪强手中当然也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但这样的豪族武装是进入不了国家正式的军事系统的，截止到此时，西魏的军事体系只是比东魏更系统一点，二者并没有质的不同，东魏集团也是中央武装在高欢手中，地方武装在地方大族手中，地方武装与中央武装大致分离的模式，且东魏的中央武装更为强大，包括北魏六镇中除武川镇外的其余五镇，以及原属于尔朱氏的精锐骑兵等。
双方在军事体系在质量上没有本质区别，即便偶尔出现某一方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全面加持下取得恐怖战果的情况，从长期来看，东西魏战争仍将走向质量一样，数量取胜的均值回归。
河桥之战和邙山之战西魏集团被打回原形就是明证。
邙山一战，当初追随贺拔岳一同前往关中的武川镇老兵大量战死，如此一来，如果依旧按照以往的胡汉分离模式，西魏这边基本就已经是死局了，因为你赖以生存的军事基础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不要说能不能抗住实力更强悍的东魏的进攻了，能不能压住手上拥有私兵的地方豪强都是一个问题。
穷则思变，绝境有时候恰恰蕴含了逆风翻盘的机会，因为它会帮助人或组织抛弃所有杂念，只关注最主要的问题。
由于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民族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关注的一个重点，防止汉人做大是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心照不宣的原则。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防止汉人做大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将汉人排除在国家军事体系外，汉人最好只种地，当文官，而作为帝国压舱石的军队，尤其是最精锐的直属于中央的部队一定都由胡人组成。
但对于如今的北周政权来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矛盾得让位给生存矛盾了。
在精锐的胡人部队遭到重创的情况下，如果依旧死抱着军队的大多数必须是胡人的原则不放的话，其结果一定是被更强的东魏消灭。
让汉人加入到国家军事系统对于胡人政权的长期统治可能不利，但不让汉人加入国家军事体系，宇文泰的西魏政权连眼前的危机都很难挺得过来，两害相较取其轻，宇文泰的西魏政权决定放手一搏，让汉人豪强的部曲及汉人自耕农加入到府兵系统中。
当然，宇文泰也设置了防止汉人做大的“防火墙”，只有士兵和中下层军官的名额向汉人开放，八柱国、二十四将军这样的高级岗位还是以鲜卑人为主。
从长远上看，这样的“防火墙”一定会被摧毁，因为只要最基层的士兵姓“汉”，由于汉人人数远多于胡人，整个军事系统早晚也得姓“汉”，但是一个行将饿死的人是不会在乎面前的饭健不健康的，宇文泰将汉人大幅纳入到府兵系统后，其国家动员能力呈几何倍增长。
府兵制的特点是兵农结合，最大优点是成本低，恰好解决西魏政权人少资源少的问题。
军事上的府兵制，经济上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相结合，将原本相对贫弱的西魏打造成了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兵源充足、行政效率高、动员能力强的超级战争机器。
时隔六七个世纪后，同样在关中平原上，那个由商鞅创立，在历代秦王改造下而趋于完美的为战争而生的国家机器又回来了，就资源、财富、人口总量来讲，东魏北齐政权依旧强于西魏北周政权，但西魏政权能够把更多资源集中在战争上，在那个最终还是需要靠刀剑来说话的乱世，把整个国家打造为战争机器的西魏更有资格成为那个统一天下的“天选之人”。
天行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会踩着类似的步点。
时隔六个多世纪的关中超级战争启动为结束这长达四个多世纪的超长乱世提供了最强的动力。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人类什么也学不到。
这两种观点都说明了关于历史的一部分真相，历史有迹可循，但不会简单重复，历史有其必然性，但在很多问题上依旧是事在人为。
秦以关中为基地一统天下，刘邦由汉中还定三秦最终击败项羽建大汉王朝，这样的历史会被后来者解读为“关中特殊论”，似乎只要得了关中，天下就尽在掌中，于是新莽政权崩溃后，绿林、赤眉等各路起义军混战关中，而光武帝刘秀却从河北起家，一举定鼎天下。
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袁绍又因为光武帝刘秀的历史经验早早在河北培植自己势力，最后谁能想到，曹操在原本被认为最不可能争夺天下的四战之地河南杀出，成为了统一北方的最强霸主。
历史兜兜转转，“龙兴之地”也不断增加，但历史又反复强调一个事实：事业最终还得是干出来的。
北魏崩塌后的北方双雄，高欢在前期几乎就是拿到了光武帝刘秀的剧本，富庶的大关东地区已经被收入囊中，只要再拿下关中，天下可定。
但以宇文泰为首的武川军团敢于以绝对劣势的力量与高欢死磕，并想尽一切办法扭转巨大的实力差距，硬生生地把高欢的“刘秀剧本”打成了“六国剧本”，而让自己的“董卓、马超剧本”升级为大秦剧本，时代很少把所有的机会都给到一个势力手上，而历史又往往会眷顾那些抓住机会死不放手的人，他们更有机会转动命运的齿轮。
结局未定，谁也不要妄谈命运。
《易经》乾卦卦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