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贫穷和饥饿就像一个巨大的幽灵，长久地笼罩在整个中华大地上，除了极少数年月，帝国的农民们很少能丰衣足食，反而大范围的饥饿、逃荒、乞讨充斥的我们的史书，在极端饥饿的形况下，人吃人的惨状也时有发生。

反观欧洲，我们很难从史料里找到这种长久的饥饿，哪怕是黑暗的中世纪，也是如此。

其实原因不复杂，说到底就是地方大人少，多少都能弄到点吃的，不至于大面积的饿死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这里始终就是人多，欧洲始终人比较少呢？要知道欧洲的可耕地面积可不比我们少啊，按说绝对可以养活更多的人，难道欧洲人天生生育能力不行吗？

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对待繁殖人口的态度不同导致的。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向来都是子多福，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深入人心，似乎人多就有财富，人多才能强大，全然不顾当时的生产力和土地的承载能力。

据史学家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均耕地面积在北宋时期，大概还能有10亩左右，这个数字在之后不断减少，到了19世纪下半叶，也就是清朝末期，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不足三亩，还好这个时候，已经有了高产的红薯、土豆、玉米等作物，人虽然极多，总算不至于饿死。

几千年以来，人们似乎达成了一种 默契，只要还能多养活一个人，还能多种一亩田，马上就要再生一个人口出来，并继续保持着最低的生存状态，至于什么精神追求，琴棋书画，对于最底层的农民来说，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东西，他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他们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在思考如何养活自己的一家人。

我们经常嘲笑老外不懂美食，只会吃土豆面包，大块的生牛肉，不像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能做成食物呢，从最简单的鸡鸭鱼肉的内脏，到各种野生动物，老鼠、田鸡，什么都吃，很多做法已经流传千年，成了当地的招牌菜。

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长久以来食物的匮乏，我们的祖先别无选择，只要看起来能吃的东西，都要反复尝试，一定要把它做成能果腹的食物，但这似乎也耗尽了我们的聪明才智，以至于没有精力去思考更多的东西，间接的导致了近代的落后局面。

既然生存已经如此困难了，我们的古人为什么还要不停地生呢？

原因也不复杂，在农村，我们都能直观地感受到，谁家男丁多，那他家在村里绝对不会受欺负，没准还可以经常欺负一下同村的其他人，而且理论上讲，等自己老了，如果儿女多，那到时候也能有个养老送终的人，所谓多子多福，概莫如是。

当然也有封建迷信的思想在作祟，古人认为，人死后并不是万事皆空，而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存在，那就是阴曹地府，而阴曹地府也不是那么好混的，如果没有活着的后代经常供奉，例如烧纸钱和各种用品，那么他们就算在地府也会很悲惨，这也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古代中国人的生育激情。

而在古代的欧洲，就算是黑暗的中世纪，我们很难发现这种生育激情，相反，在欧洲几千年的历史中，堕胎和杀婴一直都是他们控制人口不断增长的重要手段。

他们没有多子多福的概念，更没有无后为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他们也不指望他们的子女给他们养老送终，至于死后的事，他们的信仰和我们也不同，他们认为他们死后要不然就是魂飞魄散，就不然就会升入天堂享富，不用在为生计发愁，自然也不会指望后代供奉。

可以说，从欧洲文明的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多生子女的想法，他们更愿意过好自己的一生，而且他们很早就发现人口暴涨带来的巨大隐患，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而紧随贫穷而来的，是内乱和盗贼”。他在《政治学》里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都会对人口加以限制。他主张，在一个财富相对稳定的地区，人口也应该是相对稳定的。

古希腊人很早就顺应了这一规律，他们注重个人发展，不愿意过早地陷入结婚生子的状态而影响自己的事业追求，他们流行晚婚，一般三十岁左右才会考虑结婚。

而古罗马帝国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是收获甚微，那是他们的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的责任，有些甚至会选择终身独身，由于当时有严格的禁止独身的法令，很多男子为了避免被结婚，竟然想到了一种欺骗性的假订婚方法，他们与年龄远低于最低结婚年龄的女子订婚，这种 方式被政府认同为结婚，可以不受独身法令的约束，等他的未婚妻长大到了正式结婚年龄以后，他们就取消婚约，然后再找一个同样低龄的少女订婚，如此往复，成为事实上的独身主义者。

而中世纪的英国规则也有同样的自觉，他们一般实行长子继承制，而这个长子一般等要继承完家产后才会结婚，也就是说等他爹去世之后再结婚，所以，那是英国贵族差不多要到四十岁才会结婚，如此晚婚，人口肯定不会出现大的增长，这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这很好地控制了人口的密度，根据相关资料现实，当时就算是最低等的英国农奴，他们的平均耕地面积也达到了18亩，大大中国北宋最高的人均10亩耕地，自然有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甚至还有时间进行奢侈的人生思考，这位他们后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有因必有果，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欧洲现代的崛起就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里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除了人口众多以外，导致古代中国人生活比欧洲更加痛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气候，虽然我们占据了东亚最好的土地，山川广阔，地大物博，但不能不承认，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也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地方，竺可桢教授曾整理过大量史料，从中发现，从公元620年到1949年，我国中原地区发生旱灾的年数为453年，水灾的年数为448年，也就是说至少三分之二的时间，不是干旱就是洪水，如果再算上兵灾，农民的日子基本就没有好过的时候，有也十分短暂，这些时期无一不被我们算为盛世，千古流传，毕竟，实在是太稀缺了。

而欧洲的气候明显就稳定得多了，他们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西欧的气候比同纬度的中国北方的气候要温暖很多，而且降水充足，弄够农业灌溉，加上欧洲人口密度始终比中国低，致使欧洲从来没有像中国古代那样经常出现的赤地千里的悲惨景象。

贫穷从来不是什么好事，它蒙蔽了人们的双眼，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贫穷却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贫穷面前，人会变得自卑和没有尊严，使人变得目光短浅，视野狭窄，更加不可能让人有精力去思索那些与食物无关的奢侈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充足的物质条件是文明茁壮成长所必须的肥沃土壤。

欧洲就是最好的例子，中世纪以后，当富裕起来的农民可以与封建主讨价还价，换得更加平等的市民身份的时候，他们终于冲破中世纪的黑暗，迎来的文艺复兴，并最终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彻底取代封建主义，整个欧洲觉醒了。

不幸的是，此时的中国农民还在无休止地与最基本的生存做着最残酷的斗争，就像陷入沼泽的旅人，毫无目的地沉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