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斤肉？明明是十斤啊！这肉票上写得清清楚楚！＂我瞪着手里的猪肉，心里直冒火。

火车站附近的肉铺老板早就关门走人了，只留下一串脚印踩在新下的雪上。

1990年的冬天，格外的冷。北风呜呜地刮着，把路边的塑料袋卷得哗哗作响，空气里飘着煤炉的味道。

这是我当兵三年来第一次回家探亲。在边远山区的部队里待久了，连城里的风都觉得陌生，耳边少了山里的鸟叫声，反倒不习惯。

战友李国强硬是把我的值班给顶了。那天他往我手里塞了两包皱巴巴的香烟，还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快回去吧，一年多没见着家里人了。你们那儿到省城，光坐慢车就得两天两夜呢。＂

他从自己的铁皮柜子里翻出一件洗得发白的毛衣，＂带给你儿子，我那侄子穿大了。＂说着还特意拍了拍上面的灰。

火车上挤得连脚都没处放，空气里弥漫着咸菜和汗臭的味道。邻座是个上了年纪的大爷，头发花白，身上的棉袄打着补丁。

见我穿着军装，大爷非要让我靠窗坐。＂当兵的不容易啊，家里人更不容易。＂大爷叹着气说，手里捧着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缸。

我心里一酸，想起秀芳的来信。信纸都是用旧报纸裁的，歪歪扭扭地写着地里的活一个人干起来累，但不想让我分心。每次看信时，都能闻到墨水和泥土的味道。

到站时天还没亮，月亮挂在灰蒙蒙的天上。我特意在火车站附近的肉铺买了十斤猪肉，那会儿肉票不好弄，还是战友老李托了关系给我寄来的。

家门口的老槐树还是老样子，只是叶子都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中摇晃。院子里传来秀芳的咳嗽声，还有母鸡咯咯的叫声。

秀芳正在院子里喂鸡，围着一条褪了色的围裙。看见我提着肉回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眼角的皱纹都笑出了花。

三年不见，她晒得黑了，也瘦了，头发里还沾着几根草屑。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指甲缝里还留着黑土。

＂你看你，大老远提这么重的肉回来。＂她接过肉，眼睛亮亮的。可等称过才知道少了两斤，她倒先劝起我来：＂算了吧，可能人家称错了。这年头，谁家日子都不好过。＂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一拍桌子，茶缸里的水都晃出来了。那是我们结婚时用的老茶缸，边沿都磕出了豁口。

秀芳赶紧擦桌子：＂你消消气，地里的收成还不错，咱家不缺这两斤肉吃。＂她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手指关节都是红肿的。

邻居王大娘探头过来看：＂秀芳啊，你男人回来了？＂她头发花白，裹着件灰色的棉袄。话音未落，又来了几个串门的，七嘴八舌地问着部队的事。

儿子小明放学回来，书包还是我走时背的那个，肩带都磨出了毛边。他扑进我怀里，身上还带着教室里的粉笔灰味，头发剪得参差不齐，一看就是秀芳自己动的手。

晚上，他非要跟我睡，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班上的同学都羡慕他爸爸是军人，老师还让他在班会上讲部队的故事。

临睡前，秀芳支支吾吾地说起家里的难处。说着说着，她抹起眼泪来：＂我就怕耽误了娃的学习。＂豆大的泪珠滚在褪了色的枕巾上。

我搂着她，心里比刀割还难受。这些年，她瘦了足足二十斤，头发都白了不少。为了补贴家用，她白天种地，晚上还到镇上的副食店帮工。

一周后，天还蒙蒙亮，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一位穿着打补丁棉袄的大婶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个油纸包，呼吸在冷空气中结成白霜。

＂同志，对不住了。那天是我儿子王建军帮我看店，这孩子刚从技校毕业，不会称重...＂大婶搓着手说，冻得指节通红。

正说着，小明突然捂着肚子直哼哼。大婶一摸他额头：＂这孩子发烧了！＂二话不说，从布满补丁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退烧药：＂我儿子感冒，大夫刚开的。＂

外面下起了雪，大婶却跑前跑后帮着烧水。屋里的火炉发出哧哧的响声，墙上的影子随着火光摇晃。

直到半夜小明烧退了，她才裹紧棉袄要走。我和秀芳怎么也不肯收她的钱，她急得直跺脚，棉鞋在地上留下一圈水渍：＂这是做生意的道理，马虎不得！＂

后来才知道，大婶家境很困难。她爱人得了重病，整日卧床，儿子刚参加工作，工资还不高。可她始终坚持要赔偿，说做人要凭良心。

那个年代，物价便宜，但工资也低。两斤肉钱不算少，可比起大婶的真诚，那点钱忽然就不值一提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休假结束又回了部队。每次路过那家肉铺，大婶总要热情地打招呼，有时还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肉包子。

去年，我退伍回到家乡。大婶的肉铺早已变成了超市，她儿子王建军也当上了机械厂的工程师。小明也参了军，分在了我曾经的部队，穿上军装的那天，格外精神。

偶尔路过老街，还能闻到那熟悉的肉铺的香味。那个年代，物质条件差，但人心却是热的。大婶的诚实和热心，成了我们全家最珍贵的回忆。

日子过得再苦，也抵不过人心暖。这么些年，我常想，人这一辈子，失去的总能找补回来，但做人的本分丢了，那才是真的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