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倪震从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路运输管理专业毕业后，已经在铁路支线范塘火车站上班三、四年了。
这是一条煤炭运输专运线，负责把金市煤矿的煤炭通过支线转运到铁路干线上，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当初雷春花和倪震他们听说这一批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要全部分配到新开通的支线，简直就炸了锅。
倪震又是跺脚，又是甩肩膀：“我坚决不去，坚决不去！你们都是骗子！”说完，拽开门冲进外面瓢泼般的大雨中，仰着头对天嚎哭。
雷春花把倪忠田责骂个底朝天，让他无论如何去找同学姬胜军，看能不能有所改变。
倪忠田当初已经知道倪震他们必须全部去支线，没有例外，因为这是新任局长下达的死命令，没有人能例外。
姬胜军领着倪忠田亲自去找了路局劳资处长，当面给他看了路局下达的文件，说如果不想去支线，可以参加其他路局的校招，处长可以帮忙通融一下分个好单位。但如果是参加咱们局招聘，就只有到支线了。不过，支线上的车务、机务、公务、电务几个单位，他儿子可以随便选。
倪忠田把去找姬胜军的情况如实地给雷春花说了。面对实情，雷春花也只能和倪忠田一起做儿子东东的工作，对他说姬伯伯已经答应了，干个两三年，再想办法调回来，或调到省城的铁路好单位。倪震还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他在铁路局招聘前已经向喜欢他的女孩子说了，爸爸的同学在路局当领导，路局所有单位由他选。现在选到了偏僻的支线，他哪还有脸面对女同学。
现状无法改变，要想让儿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只能服从分配，去新开通的支线工作。至于下一步的调动，走一步讲一步再说。
倪忠田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做儿子倪震的工作，最终儿子勉强选择了工作环境最好的范塘车务段下辖的范塘车站。
当时，倪震到单位报到时，雷春花和倪忠田专门请两天假，扛着行李、拎着包裹一起送儿子。当看到新线苍凉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雷春花难过地流下眼泪。她后悔当初没有坚持让儿子读师范学院，而选择铁路。说到底，是做父母的害儿子受苦受累。
范塘车站是支线上仅有的一个二等站。虽然是一个较大的车站，实际客货业务量并不大。这趟新线是为运输煤炭而建。当初在投资修建时，就因为征地、资金等问题建建停停，甚至一度要半途而废。
支线是在不具备开通条件下勉强开通运行的。铁路局经过检查，认为线路情况、站舍、设施设备等方方面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开通。但是当地政府和煤矿企业共同走上层路线，最后搬出几位在京的老将军共同找到铁道部长。铁道部要求铁路局先保证列车运行安全，其他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后续和地方政府再协商。
所以，除线路以外，沿线所有的站房站舍，以及附属设施、设备都非常简陋，有很多还停留在图纸上。
像职工宿舍，在头两年，车站职工都住在原来施工单位留下的干打垒工棚里。 一台破旧的机井，要用力压好几下才出一点水，烧开的水喝着又咸又涩，碱性很大。
最难的是每次休班从支线回来。因为每天只有一趟客车经过，和上下班时间不对。车站职工每次休班回来，都由车站行车值班室关停一列通过排空车，休班职工三五成群或上内燃机车二室，或上尾部守车。到达支线交汇站时，再转两趟客车才能到家。路途就需要一天时间，在家呆一天，第二天又要转车回单位。
听说，工务段、电务段已经有十几个职业技术学院的新职工辞职了，有的连招呼也不打，直接不辞而别。
因为有姬胜军托人给车务段领导打过招呼，倪震在车站的岗位可以优先选择。他先是在车站运转车间干调车员，谁知调车员闲的蛋疼，几天没有一钩调车作业，白天当班看天上云彩，晚上值班数星星。实在无聊，他又申请到货运车间当货运员。整个货场空空荡荡，杂草丛生，没有一辆装卸作业的车辆。诺大的货场成了当地村民的牧场和羊圈。
倪震也被圈在这货场里，感觉终有一天会疯掉。
几年时间下来，调动没有一点音讯。倪震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朝气和笑脸，整个人都显得十分秃废。每次回到家里，就是躲进他的卧室里，把房门紧紧关闭，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昏睡一天。任凭雷春花和倪忠田在外面好话说尽，他就是不开门。
终于，在一次回家休班时，倪震背着一个大背包回来了。他把背包往沙发上一扔：“从今天起,我再不会去那个鬼地方了。”
晚上吃饭时两口子小心翼翼地给儿子夹着好吃的菜，看雷春花着儿子的脸色问：“东东，你不去上班了，今后的前途、生活怎么办呢？”
倪忠田也把一块卤猪蹄放到东东碗里，被儿子用筷子夹起扔到地上：“都怪你，都怪你！当初妈妈说让我报考师范学院，你非让我进铁路。在那个鬼不生蛋的地方，再熬两年我也会变成鬼！”
雷春花赶忙说：“儿子，不许瞎说。你不去单位了，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倪震一听妈妈问今后的打算，他稍微振作了一些精神，夹起一块排骨放在嘴里：“我准备和一个朋友合伙开一家红焖羊肉馆。”
倪忠田两口子一听愣住了。
雷春花说：“儿子，开餐馆咱们是外行，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倪震把骨头吐在桌子上，一本正经地说：“我朋友他们家在老家开了好几家红焖羊肉馆，生意好着呢，赚钱的很。”他看着倪忠田和雷春花都在认真地听，接着说：“我朋友说了，我们共同投资，经营方面的事情不用我操心，到年底二一添作五只管分钱。”
“那咱需要出资多少啊？”倪忠田问。
倪震伸出两个手指。
“两万？”倪忠田说。
“两万能干啥？最少要拿二十万。”
两口子一听，张开的嘴合不拢了。二十万，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儿子张口就来。
倪震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站起身来走进卧室：“你们要是不拿，我就去卖血。”
倪忠田和雷春花为了保住儿子的工作，主动打电话和他们车站的站长联系，看能不能为儿子办一个长期病休。站长答复说，他们车站经历的这种事情太多，过去还行，现在严重缺员，所以查严了。职工办病休必须到指定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根据检查诊断报告做出最后决定。如果无故连续十五天不上班，按照合同制用工协议规定，就予以辞退。
夫妻俩又耐心和儿子谈了几次，但倪震是油盐不进，单位坚决不去，餐馆必须开。
这几年，倪忠田两口子为了儿子今后的婚事，省吃俭用也存有二十多万。前几年雷春花学校分配的福利房，他们也没有搬过去住，准备留给儿子以后做婚房。父亲去世后，母亲胡志英一个人生活，她经常怀念过去的岁月时光，怀念铁路家属区的老街坊邻居，就和倪忠田他们换了房子，胡志英又搬回到那套老房子里。
倪忠田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把这些钱拿给儿子，一旦经营失败，这些钱就打水漂了。但如果不同意，以倪震的脾气，他真敢去卖血，离家出走。无奈之下，他俩还是决定把这笔钱给儿子投资。
餐馆开在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上，装修属于中式乡村风格，比较上档次。店名叫“金震红焖羊肉馆”，取他俩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越是怕啥，越是来啥。红焖羊肉馆开张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就因为客源不足，营业额低下而关门歇业了。不知是顾客不喜欢红焖羊肉这种口味，还是当初选址不对，开业以来一直不温不火，每天中午、晚上就那么几桌。到月底下来一核账，除去房租、人工、食材、水电，当月就亏了三万多。
倪震对餐饮基本是一窍不通，购买食材、聘请人员以及当初的装修，都是他的合作朋友和家人说了算。后厨是他爹负责采购，前台是他表妹管账，倪震就是一个甩手掌柜，每天到餐馆转一圈，领两三个朋友要几个菜喝的烂醉。
餐馆又勉强坚持了俩月，他朋友和倪震摊牌了。从目前亏埙情况看，如果要想继续经营下去，需要再注入二十万资金，两人各拿十万。如果不行就停业转让，转让拿到的资金两人平均分。
倪震已经没有开店时的那种激情，他俩最后一次在餐馆喝酒时，倪震又喝的不分东南西北。临走他和朋友摆摆手，含糊不清地说：“你看着办吧，办好后通知我一声。”
餐馆有人接手了，转让价只给六万元，倪震分了三万。
很久很久以后，有一次一个朋友请倪震吃饭，说是一家“金瑞红焖羊肉馆”，那羊肉烧得简直一绝。等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和朋友当初开的那家羊肉馆，装修、桌椅什么都没变。只是“金震”改成了“金瑞”。连那个收账的女孩还是朋友的表妹。还没有到中午时分，餐馆里已经坐满了顾客。
就在这一瞬间，倪震明白被朋友耍了，什么生意不好，什么入不敷出，什么低价转让。开红焖羊肉馆从一开始到最后转让都是朋友设下的一个局。
他成了朋友做生意赚钱的怨大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