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的卧室，北欧风的厨房，一杯醇香的咖啡，一颗精致的贝果……

社交网络上，精致女孩们就这样开启了她们的一天。一线城市，自由职业，独立生活，不断上涨的点赞红心，和「羡慕姐姐」的评论在飞速上涨。

与此同时，电影院内，《出走的决心》正在热映，电影中的妈妈李红，被卡在拮据的老房中，她在狭窄的房间里穿梭，拿起孩子的尿布；捡起丈夫的乒乓球；和厨房里的醋。清晨她已拎着沉甸甸的新鲜果蔬回家，夜晚她挤在架子床的二层，在丈夫的鼾声中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这是李红重复了三十多年的Vlog，没有美颜相机下吹弹可破的皮肤，没有一天一身的OOTD。

正是因为女性的形象在当下无比分裂，理解才成为一件如此紧迫和困难的事业。

这其中，最难理解的无疑是「女性困境」。一直以来，我们似乎都无法真正理解「女性困境」。《出走的决心》试图告诉观众：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终究在时间的流逝中变成越来越紧的手铐。可即便「全女」创作团队已经弱化了男性暴力的桥段，在路演现场依然有不少男性观众认为电影过于否定男性的价值，以此挑动男女对立。

这样分裂的舆论场，反而让1号看到了电影最不容忽视的价值：在讨论「到底是『谁』困住了『伟大的女性』」的命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理解「女性困境」的决心。

所有带有女性主义气质的优秀作品，它们都前赴后继地为同一项事业添砖加瓦——

将女性困境进行视觉化。

这种视觉化的方式，首先落在了对人的刻画上。

《芭比》塑造了乌托邦世界中的甜美困境，困住芭比的是刻板的性别期待：

长久以来，芭比作为「榜样女性」，一直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样子。她们漂亮、阳光、身材高挑，这不仅是对外貌的限制，更是对每位芭比多元化的限制。尽管在芭比乐园中，她们可以胜任任何一种职业，但这些身份仍处于一个「理想化」的设定，芭比们害怕人性中的脆弱，恐惧死亡，甚至是一根皱纹。

在《坠落的审判》里，困住妻子桑德拉的是她死去的丈夫萨姆埃尔：

萨姆埃尔在某天坠楼身亡，妻子桑德拉面临谋杀指控，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至此，一个家庭的真相被揭开。

桑德拉与萨穆埃尔的婚姻破裂，源自两人的身份与成就。同样身为作家，桑德拉在其领域大放光彩，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而萨姆埃尔却因为事业不得志，愈发消极，变得脆弱，敏感。

不但如此，因为萨德埃尔的自卑，桑德拉还不得不在丈夫面前刻意示弱，扮演脆弱的角色。夫妻吵架，当男人变成「怨妇」，诉说着家庭琐事，孩子学业，个体时间的牺牲时，妻子却被冠上了没有同情心，对丈夫不够体恤，冷血的标签。

而在《出走的决心》里，困住李红的，似乎是与其有血缘以及婚姻关系中的所有人。

导演尹丽川表示，《出走的决心》是一部根据抖音@50岁阿姨自驾游的账号博主苏敏阿姨所改编的真实故事。本以为会是一部公路片，故事的重点放在李红出走后的新生活，但主创团队却在一开始，就选择将故事重点放在了出走前。

于是，我们根据影片跳跃的年代，逐渐窥探到李红的人生轨迹——

十八岁的李红，对未来满怀期待，一心想通过高考改变自身命运，却在父亲的训斥下被动退学，为了等待弟弟长大，李红只能选择进入社会打工，做一名懂事的大姐，为家庭分担压力；

二十五岁的李红，嫁给孙大勇，成为全职家庭主妇。走廊上，她总是一边做饭，一边向丈夫汇报每天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等待丈夫的工作越来越好，懂事地为他撑面子，喝下一杯亲戚们逼到嘴边的酒；

五十五岁的李红，等待女儿长大，毕业，结婚，成家。懂事地放弃自己期盼已久的同学聚会，留在家里，照顾早产的女儿，再等她找到新工作，重入社会……

一生都在成为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却从未得到任何人的领情，等到全家人都因为各自的喜事团聚在一桌时，李红还在厨房里上菜。女婿徐晓阳的一句：感谢妈，这么长时间里对咱们这个家的辛苦付出。是对李红的全部赞赏。

在这样喜气融融的氛围里，李红终于说出了那句：「你们的事，我不管了啊」。故事的最后，五十多岁的李红抓起了她的露营背包，穿着女儿送的红裙子，开着一辆只有自己的车，奔驰在广阔的原野上。

如果说西方语境里女性困境，更多地指向了一位具体的男性——丈夫，那么《出走的决心》所提供的东亚叙事里的女性困境，则指向了更多的个体：这些个体构筑起的凌驾于女性独立之上的关系之网，犹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每一种身份，都变成了一种镣铐。即使你剥掉了一层，还有新的镣铐等待着你。李红出生即是女儿，后天又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妻子，母亲，与外婆。这些身份塑造了她，却也成为了她的枷锁。在生活中，李红们被轻视，被束缚，却从未有人提出异议，提出问题。

在不打破这张网的前提下，「等待」与「懂事」，成为了唯二的安慰剂。

当我们看到了女性困境背后所伫立的「人」，就会渐渐发现一条更隐匿的路径，它指向的是一个更加宏大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以及文化观念。

并不是所有观众都能共情女性的困境，电影上映后，有些观众还是将审判的视角放在李红本人的身上，认为改变没那么困难。如果李红经济独立，再聪明，果决，勇敢一些，这些都不会成为「困境」。

那么，当夫妻二人的社会身份互换，女性的处境会好一点吗？其实《坠落的审判》已经给到了答案。

女强男弱的反传统的性别分工，成为在庭审上绑架桑德拉的第一层枷锁，尽管妻子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桑德拉依然要接受庭审员们对于她母亲身份的质问：你是否尽到了身为母亲的责任？是否良好的平衡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

第二层枷锁来自行为与道德品质的审视。众目睽睽下，法庭试图从桑德拉的职业切入，将她「谋害」丈夫的动机归类为创作需求。人们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剖开她的私生活，对情感关系指指点点，而后又将这一切推向妻子对丈夫的压迫。

《芭比》的世界里，芭比看似过着无忧无虑的完美生活，实则对自我充满了疑虑，直到走出芭比乐园，才发现她们的存在只是现实世界构造的「粉色泡泡」。当现实中的性别权利结构渗入进理想世界时，芭比们才感受到女性在真实世界中面临的隐性及显性压迫。

而在《出走的决心》里，所谓的机制，包含了两种：压迫的机制与女性困境的代际传承机制。

在父权结构的逻辑中，女性的个体与权利，总是在家庭遇到困难时，第一个被牺牲的。年幼时，父亲有「权利」让女儿放弃读书的机会，家境困难，就要把所有的好资源无条件全部让给弟弟；即使婚后需要帮助，也是斥责女儿没有为自己负责的能力。父权的传承，也让丈夫孙大勇和李红父亲的行为如出一辙。在李红的世界中，除了女儿孙晓雪偶尔一两声对孙大勇的呵斥，没有他人再为她多说什么。但在自己「出走」的事业里，即使是女儿，也并非自己的稳固「盟友」。

李红深知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女儿孙晓雪也深知母亲所承担的一切。但在有需求时，还是无可奈何的用两声：「妈！」来留住想离开家的母亲。

年轻时的孙晓雪，看着李红所经历的一切，气得离家出走，发誓绝不结婚，不过像妈妈一样的生活，但最终还是相信爱情，嫁给丈夫，组建家庭，并生下双胞胎儿子。紧接着，她也遇到了和李红一模一样的困扰：顾家就无法工作。因绩效问题被开除后，她沉默着，任凭孙大勇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要学车的李红身上。孙晓雪在这一刻对母亲想要独立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她希望母亲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希望母亲再次牺牲，为她的小家继续效力。

如果再往上一代回溯，李红的母亲同样是一个被异化、规训的女性。在李红回家告知自己需要弟弟还钱时，李红的母亲非但没有理解女儿的处境，反而好言相劝，让她多理解弟弟的难处，不要做让弟弟为难的事。在李红出现叛逆，和委屈的情绪时，母亲则是唉声叹气：「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已经习惯了。」

而当我们把自己从电影里拉回到现实生活，李红、孙晓雪、李红母亲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个完美、合理、又公平的解答。

或许，这个结构在东西方语境里有不同的表征，但我们大致可以赋予其一个通用的名字——父权制。

其实，电影的名字，提供了一种克服「女性困境」的路径——

出走。

这是一条非常陌生的道路。毕竟，在大多数作品中的女性，最终都以一种「团圆，美好，和解」的方式结尾。就连《芭比》这样乌托邦式的世界中，女性们最终的解决方案，也只是「和自己和解」：芭比终于不再强求自己做一名完美的女人，而是接受皱纹，接受变老，接受思考「死亡议题」。她不再站回盒子里，而是选择走向现实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出走」。

相比之下，《出走的决心》更加彻底地选择抛下一切，将自我放在主位。出走的意义不再是抛弃责任，而是女性对自我的认同与追求，重新审视生活，重新在家庭中定位，打破规训，选择反抗。

至此，我们也终于在故事中迎来一位拒绝「和解」的女人，她不再忽视自己的梦想，不再选择无条件牺牲，不再把家人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她用转动方向盘的动作，告诉走进电影院中的每一位女性：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上，去哪都应由你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