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经历“二二”事件之后，东北军决定放弃原先的方案甲，转而采纳方案乙，并接到命令向东转移，部署到豫皖一带。
随后，南京政府对东北军实施了改编与缩减。原本每军下设四师的甲种军架构，被调整为每军仅含二师，且每师下设二旅的乙种军编制。唯有骑兵第2军维持了三个师的规模。
重组后的东北部队下辖六个军团，具体构成如下：第四十九军团，指挥官为刘多荃；第五十一军团，由于学忠担任指挥官；第五十三军团，指挥官是万福麟；第五十七军团，指挥官缪澄流领导；第六十七军团，由吴克仁指挥；以及第二骑兵军团，指挥官为何柱国。
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东北军与日本军队在主要战场上进行了殊死搏斗，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原有的六个军，有的几乎全军覆没，有的被解散或编入中央军，唯一保持原有编制的，是第53军。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第53军归属于宋哲元麾下的第一集团军，此时万福麟兼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和第53军军长之职。该部队辗转战斗于河北、河南、山西、湖南、湖北等多个省份，投身于一系列重要战役。其中包括平汉铁路北段的抵抗行动、豫鲁皖交界地区的战斗、武汉保卫战、南昌会战、首次长沙会战以及鄂西地区的会战等。
1943年年初，第53军被编入远征军的行列，随后被调动至云南地区，归属于霍揆彰指挥的第20集团军麾下。
霍揆彰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系陈诚麾下“土木系”的重要军事将领。该系成员普遍有一个倾向，即倾向于整合非嫡系部队，霍揆彰同样展现出这一特点。在“土木系”的背景下，霍揆彰沿袭了体系内的一种普遍做法，那便是对非正规编制的部队进行吸纳与控制。这种做法在“土木系”内部颇为常见，霍揆彰自然也未能免俗。
第20集团军包含三支部队，除第53军由军长周福成指挥外，第2军与第54军均直属中央军系统。具体而言，第2军由军长王凌云统率，而第54军则在军长方天的领导下，它是“土木系”核心部队之一，与第2军一同构成了中央军的直接战斗力量。
面对这样的局势，第53军的指挥官周福成所面临的困难不言而喻。幸运的是，远征军的总指挥卫立煌颇为公正，他对待第53军与其他中央直属部队没有偏见，一律平等对待。若非如此，第53军恐怕早已被霍揆彰所吞并。
腾冲战役即将拉开序幕之际，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卫立煌亲临前线，对部队进行了实地考察。
一日，卫立煌在20集团军司令霍揆彰的伴随下，抵达53军的所在营地。
第53军的作战能力尚可。卫立煌对该部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完成部队的检查后，卫立煌感到相当满意。因此，他决定将第53军的两个师全部调往弥渡，举行了一场“军事检阅”。
这次“阅兵”活动，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行进”，更重要的是对武器装备的检验。
在审核步兵连的装备状况时，卫立煌察觉到了一个缺陷。
根据规定，步兵连的标准装备应包含6门60毫米迫击炮。然而，在第53军中，每个步兵连实际只装备了4门60毫米迫击炮，相较于标准配置，缺少了2门。
卫立煌面露疑惑，向第53军军长周福成询问：“情况如何？为何未动用全部60迫击炮？”
周福成犹豫片刻后回答：“有一部分被第20集团军司令部截留了，目前尚未分发到我们这里。”
周福成的这番陈述，暗含深意，显然言外之意颇为丰富。
霍揆彰在一旁听闻此言，脸色瞬间泛红。他急忙澄清道：“卫长官，这批60迫击炮本是预备陆续发放的。倘若一次性全数发出，日后若有损坏，便无后续补充了……”
霍揆彰的言论显得颇为勉强。众所周知，在战争期间，军事装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失去两门迫击炮，无疑会使火力强度大幅降低。
卫立煌绝非易于欺骗之辈。他提出质疑：“为何第2军与第54军都已获得物资，而我们却没有？”
霍揆彰闻言，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回应。
在卫立煌的威慑之下，霍揆彰不敢有过激举动，于是仅采取了一些小手段，对53军的武器装备进行了限制。
卫立煌观察到眼前的情况后，立刻领悟到了背后的原因。他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的“派别纷争”在起作用。
随即，卫立煌面色凝重，以郑重的语气说道：“当前局势严峻，我们必须着眼整体，不可再拘泥于‘派系之争’。两门迫击炮的缺失，直接削弱了我们的火力，这是‘自寻烦恼’的行为！大家都是国民军的一员，何须区分东北军、中央军呢？”
卫立煌的话语坚定有力，让霍揆彰深感震撼。
霍揆彰迅速回应，表示赞同道：“卫长官说得对，我会立即安排，确保明天将60迫击炮补给到第53军。”
卫立煌见霍揆彰已表达了自己的错误认知，语气随之变得温和起来。
接着，卫立煌召集了第53军所有军官，向他们发表了一项重要讲话。
他明确指出：“当前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每位中国军人都有责任紧密团结，携手抵御外敌。期望大家能够摒弃个人偏见，真诚协作，共同努力将侵略者逐出中国领土！”
卫立煌的这一番发言，获得了第53军士兵们的连续赞许之声。
卫立煌离去之后，霍揆彰尽管内心极为不满，却也不得不遵从命令，将六十毫米迫击炮补给了第53军。毕竟，卫立煌作为他的直接上级，他不敢公然违抗卫立煌的指令。
此外，战事一触即发，霍揆彰不敢在此关键时刻失职。他明白，倘若因个人的狭隘心思而妨碍了整体战略部署，他将承担严重的后果。
提及腾冲战役前夕，卫立煌前往第53军进行考察，并在众人面前对霍揆彰进行了严肃提醒，指令他必须将被削减的60迫击炮归还给第53军。
然而，霍揆彰此人性格狭隘，易记仇。他虽在表面上遵从了卫立煌的指令，但私下里始终在思考如何对第53军进行反击。
机遇不久便降临了。
经历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事，中国远征军成功夺回了腾冲城。这是滇西反击行动中，实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按照常理，取得胜利后，应当依据功劳给予奖赏。然而，霍揆彰却选择在这个时刻“生事端”。
他出乎意料地向老蒋发送了一份电报，指控第53军在战斗中表现不佳，提议撤销该军军长周福成及几位师长的职务，并要求对他们进行审查，送交军事法庭处理。
霍揆彰在电文中向蒋介石“提议”，将第53军的兵力调配给第20集团军的其他单位，以充实战力。
了解内情的人都能看出，霍揆彰意图利用“整改”的幌子，实质上是想要将第53军“吸纳”到自己麾下。
蒋先生接获霍揆彰的电文后，未进行深入核实，随即作出指示，命令远征军指挥官卫立煌“依此执行”。
卫立煌收到蒋介石的指令，心中立刻燃起怒火。他思索着，霍揆彰的行为实在过分！明明部队取得了胜利，他却无端指责对方“战斗表现不佳”，这简直是混淆是非。
卫立煌绝非易于操纵之辈。他迅速拨通了霍揆彰的电话，直言不讳地对其进行了严厉责备：
霍揆彰，你究竟在做什么？腾冲已收复，这无疑是一场胜利。第53军的战斗报告，每日歼敌数目与缴获物资，皆由你第20集团军总部上报。然而，你却声称他们“表现不佳”，这不是明显的事实不符吗？我要指出，第53军的士兵在前线英勇战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而你却在背后进行这些不当行为。如果你继续这种行为，我将不得不采取军事纪律措施。
卫立煌对霍揆彰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责备，言辞激烈如同疾风骤雨，让霍揆彰一时不知所措。他未曾预料，卫立煌会因为第53军的事情，与他关系破裂到如此地步。
霍揆彰意识到自己的不对，默不作声，静静地接受卫立煌的责备，没有半点反驳。
发泄了对霍揆彰的不满后，卫立煌依然觉得不够。他随即拨通了蒋介石的电话，将整个事件的经过，条理清晰地向蒋介石陈述了一遍。
蒋先生听取了卫立煌的陈述后，方知自己被霍揆彰误导。他随即表示：“此事我未了解清楚，既然是个误会，就此作罢。你切勿将此事透露给第53军，以免动摇军心。”
老蒋表面上说“不必计较”，但实际上他对霍揆彰的行为深感不悦。
霍揆彰的行为激怒了卫立煌，意识到自己这次“搞砸了”。他害怕卫立煌会继续向他问责，于是匆忙找了个理由，声称自己“身体不适”，逃往昆明以“避开风头”。
为了减少霍揆彰与第53军之间的潜在摩擦，卫立煌决定将第53军转隶至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
如此一来，霍揆彰便失去了继续挑剔的机会。
卫立煌做了一项深得人心的决策。他向蒋介石推荐，提拔第116师师长赵镇藩为第53军副军长，并让副师长刘润川接替师长一职。
卫立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深深触动了第53军士兵们的心。在他们看来，卫立煌无疑是一位正直无私、勇于负责的优秀指挥官。
自那以后，第53军的士兵们团结一心，作战更为勇猛。他们视卫立煌为救星，内心对他充满敬意。
抗战结束后，第53军首先被部署至越南，负责接收日军的投降事宜。1946年4月间，该军接到命令返回国内，并在广州地区执行驻守任务。
1946年夏季6月间，第53军再次接到调动指令，转战至华北的战场，改由保定绥靖公署进行指挥。
1947年春季四月时，第53军再次接到调动命令，此次目的地为东北地区战场。
七月，周福成获委任为第八兵团指挥官及第五十三军军长，并兼任嫩江省政府负责人，负责沈阳地区的防御工作。
1948年10月，周福成被委以重任，担任沈阳防卫军指挥官。沈阳作为东北地区的关键城市，其地理位置极为关键。
然而，在辽沈战役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的形势持续恶化，败势已不可逆转。
此时，第53军内部开始涌现出各异的意见。
副军长赵镇藩、王理寰等几位将领均认为，国民党已处于颓势，应尽快采取行动起义，为自身及麾下部队寻求新的生存途径。
多次与周福成沟通后，众人期望他能跟随时代步伐，带领第53军采取起义行动。
然而，周福成始终持拒绝态度。
周福成深知，此刻若选择反叛，无异于对卫立煌的背弃。
昔日，滇西战役反击之际，若非卫立煌极力维护，第53军恐早已被霍揆彰所“整合”。周福成对于卫立煌的“赏识与庇护”，始终心存感激。
那时，卫立煌正出任东北地区“剿匪”总指挥。假若周福成选择在那个时机反叛，那岂不是相当于在背后给了卫立煌一击？
周福成极为重视情义，他宁愿自己承受不利，也不愿做出任何有违卫立煌意愿的事。
战局持续加剧，沈阳城陷入了危急关头。周福成意识到，必须果断行动，不能再拖延下去。
他做出决策，要领着队伍冲破重围。然而，这绝非易事。人民解放军的围困，如同铜墙铁壁，几乎找不到出路。
最终，周福成未能避免被捕获的结局。他尝试伪装成普通民众，意图混过检查，然而这一计谋被解放军成功识破。
第53军的其他士兵，在目睹军长被擒后，纷纷选择停止战斗。
正常情况下，第53军内包含了不少原东北军的士兵与军官，他们本应能按照“投诚人员”的身份获得相应待遇。
然而，由于周福成的决定，他们最终仅能享受到“投降人员”的身份待遇。
这两种情况，尽管仅在表述上相差一个字，但它们在实际中的差异却相当显著。
周福成被捕后，其身份并未被归类为“战争罪犯”，而是被视作“主动归顺者”，给予了相应的待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处理方式实属相当“宽容”。
1953年3月9日，周福重获自由。
获得自由之后，周福成坦露了当年拒绝起义的真正缘由。他解释道，当时有诸多考量使得他未能选择起义之路。
事实上，他长久以来的“迟疑不决”，根源在于他对卫立煌所施恩情的挂念。
他陈述道：“假使卫长官昔日在沈阳提出起义的意向，我定会毫不迟疑地给予支持。我之所以没有选择起义，并非是我对国民党还抱有期待，而是出于我不愿做出对卫长官‘不忠’的行为。”
周福成的言语，让人听后心中生出诸多思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