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四十四讲

第二章 南北朝书法批评的演变

第七节 北朝书法批评概述

二、北朝与南方的长期对峙中对书法作品形态的看法

在深入探讨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批评时，我们发现其主要成就在南方。此阶段的书法批评观念，基于对魏晋时期名家的全新理解，催生了众多相辅相成的批评概念。诸如“骨势”与“媚趣”，“天然”与“工夫”，以及“风流趣好”与“笔力”，“紧媚”与“骨力”，“媚好”与“规矩”等，这些概念的出现，显示了人们对书法审美意味的理解相较于魏晋时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品评方法上，这一时期不仅概念系统更为细密，还涌现出了如袁昂《古今书评》中的审美风格描述模式，以及庾肩吾《书品》中的等级排列模式，这些都是书法批评繁荣的明显标志。

从汉魏时期对“工巧”的过度崇尚，到南朝时期对“天然”与“工夫”并重，追求两者的和谐统一，以及“骨力”与“媚趣”的协调，书法批评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审美观念也逐渐趋于理性。对于骨力、笔力的追求，无疑是对魏晋传统的继承。

值得注意的是，南朝时期的人们已经将“天然”视为一种风尚，他们对“媚趣”和“风流趣好”的热爱尤为明显，这与南朝文艺的整体趋势相吻合。“天然”及其相关的“风流趣好”更加贴近书写者的内心风貌。王僧虔将书法创作提升到“情”的层面，这反映了该时期对书法艺术内涵的新认识。而袁昂直接提出“神”，也揭示了书法领域中主体精神的不断觉醒。这种对“情”的追求和对“神”的诠释，后来成了唐朝书法追求的核心。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批评在南方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仅丰富了审美概念，还推动了书法批评的繁荣。同时，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审美和理解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为后来的书法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朝的书法理论家们对书法作品的形态美进行了深入独到的阐述。在王僧虔的《书赋》和萧衍的相关论著中，他们详细探讨了书法形态中的“轻与重”“疏与密”“方与圆”等多重关系。特别是萧衍，他对书法中的笔画、字形结构以及章法布局的理解，充分展示了当时书法批评在建构品鉴范畴的同时，对形态美感的进一步探索。这种对形态美感的自觉追求，甚至超越了书法艺术的范畴，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在梁朝，文艺理论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练字第三十九》中，对“练字”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善于写文章的人，虽然拥有万篇的才华，但在选择每一个字时却显得格外谨慎。因为一个字的选择，并非简单的多少问题，而是需要考虑到它在整体中的协调与和谐。刘勰所说的“单复”，实际上是指笔画的多寡。笔画少的字如果连续使用，可能会使整体看起来显得过于稀疏，行款显得单薄；而笔画多的字过多，则可能使整体看起来过于繁密，篇章显得暗沉。善于用字的人，需要巧妙地搭配笔画多的字和笔画少的字，使得整篇文章的字形看起来既和谐又美观，就像一串连贯的珠子，圆润且富有美感。

这充分说明，在南朝时期的文艺领域，人们对于书法的形态美已经有了深入的认识和普遍的要求。他们不仅注重书法的内涵，更重视书法在视觉上的美感表现。这种对形态美的追求，不仅体现了当时艺术家们的审美趣味，也推动了书法艺术在形式上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南朝的书法理论，其重心落在对前人实践成就的总结与解读之上，同时也在探讨如何继承这些成就。对于书法如何发展的问题，却鲜有涉及。即便在实践中有所创新，这些创新也往往得不到理论的支持。在人们的观念中，张芝、锺繇、王羲之等书法家的作品已被视为绝对的经典，所以当时的书法家在品评中总是处于较低的位置。

据《南史》卷三十二《张融传》记载，张融擅长草书，且对自己的书法能力颇为自信。当皇帝称赞他的书法有骨力，但遗憾没有王羲之的笔法时，张融回答说：“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这显示了张融对自己书法创新的自信，然而，这种创新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

《南史》卷二十二《王县首传附王慈传》又载，王慈年少时与从弟王俭共同学习书法。当谢凤子超宗拜访僧虔并前往东斋看望王慈时，王慈正在练字，未能立即放下笔。超宗问他：“卿书何如虔公？”王慈回答说：“慈书比大人，如鸡之比凤。”这句话既表现了王慈的谦逊，也暗示了他的书法风格与他父亲王僧虔有所不同。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存于《万岁通天帖》中的王慈的《尊体帖》，与王僧虔的《太子舍人帖》相比，王慈的书法明显更加豪放，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王献之的水平。然而，王慈本人并不敢公开承认这种变化，这无疑是受到了整个时代风气的影响。

北朝与南方的长期对峙，虽然在书写实践上有所发展，但在对书法艺术性的探讨上却远远滞后于南方。可以说，北朝基本上不关注书法的艺术性，这与南朝对书法艺术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也反映在书法家的创作风格和审美取向上。（全文1948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4月25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