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也就是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蹂躏，仁人志士痛定思痛，得出教训：落后就要挨打。所以，睁眼看世界，唤醒同胞，自强不息，振兴中华。

但是，现在有人认为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不落后，据说GDP“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言外之意好像是：挨打跟落后不落后没有关系——强盗要打你，管你落后不落后！强盗终究是强盗。

不难发现，仁人志士认为的“落后”，跟现在某些人理解的“落后”，不是一回事。仁人志士认为的“落后”不是指——或者说不单单是指——经济发展水平，它包含的范围要大得多，甚至可以说，仁人志士认为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相比东西方列强，全面落后。

是这样吗？“身在此山中”的“我大清”老百姓是有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而当时在广东外国人办的专向西方列强介绍中国情况的外国报纸很可能旁观者清。虽然这些外国报纸撇不开煽动西方列强向中国动用武力的拱火者身份，但是本着知己知彼的用意，“拱火者”细数当年“我大清”的落后“举证”，了解一下也没啥坏处。

谢庆立写的《搅动晚清帝国秩序的力量》这本书的第192页至第193页，概括转述了当时拱火者对“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看法。以下是原文内容：

对此，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人形成了封闭保守的文化心理，“长久以来，中国民族养成了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目空一切的心理习惯，他们自以为在文化、艺术、秉性、勇气和武艺等方面，胜过其他任何民族。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反常，这使我们不免注意到这个民族的顽固性和狂妄性”。他们认为，中国采取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政策，就是这种文化心理在对外体制层面的延伸。这种文化心理，也导致自己与世界隔绝，不了解世界的最新发展，也就无法为自己定位，自然排斥外来的新知识，使自己置于落后的境地。

其次，他们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层面，把军队的战斗力与国民素质联系在一起，分析中国军队战斗力普遍虚弱以及军事实力落伍于西方的原因。他们考察了清中叶以来边疆叛乱，发现西北边陲、台湾、海南岛的人民起义，以及湖南、广西和广东山区的苗民叛乱，没有一次是靠政府的军队力量平息的，往往靠政府对叛乱头目的分化与收买来平息叛乱。作者指出：“在一切亚洲国家，农民受到政府的剥削和压迫，仅仅处于能够生存的境地，使他们无心去关心谁是总督，谁是皇帝。历史事实证明，无论谁骑在他们的头上，反正没有任何东西丢失，因为新的征服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将不试图折磨没什么油水可榨的农民，而且征服者的战利品土地，必须依靠农民的勤劳耕种，才会创造社会价值。”作者发现，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过程中，农民其实就是农奴，他们像羔羊一样默默活着，很难形成爱国意识。

最后，他们发现清政府政治腐败、军事管理体制僵化，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中国军事虚弱的重要因素。皇帝高高在上，看似具有无所不能的权威，但在具体军事活动时，皇帝的命令又靠“驿站”层层往下传达。各个部门互相牵制，互相推诿扯皮，军队的官僚大多过着安逸的生活，嗜钱如命，腐败成风。这样，士兵也不愿意为他们卖命。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向地方官员下达命令，形式上往往冠冕堂皇，威风凛凛，其目的是引人注目，增强号召力，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中国丛报》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虚弱已是不争的事实，“tianchao帝国虽然地域辽阔，拥有三亿六千万人口，但事实上非常虚弱。这种虚弱，也是tianchao政府所洞悉的。因此只要太平无事，他们就不惜牺牲一切，以保存这个外强中干的局面。只在咬文嚼字敕令中，耀武扬威，虚张声势，等到这些都不能把外人吓倒，他们就委曲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