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组织的一场科技史前沿讲座吸引了众多观众。讲座在线上进行，主讲人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长约翰·莫非，题目为《李约瑟、李大斐与中国：新的线上资源》。讲座介绍了李约瑟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工作，即通过剑桥大学数字图书馆将李约瑟访问中国时期的照片、日记、笔记本和其他文件数字化并提供给公众。

李约瑟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活跃在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领域，在中英民间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西方，但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问题至今仍被诸多学者议论与感叹。这个“难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历史——李约瑟因一部《道藏》与中国结缘，而轰动世界科技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也由此诞生。

　　▲1945年李约瑟到访抗战办学中的河南大学。（图片来自光明日报）

因“道家情结”与中国结缘

李约瑟（1900—1995）出生于英国伦敦，是世界著名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让西方重新认识了中国古代科学界的辉煌，彻底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科技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

李约瑟是在1939年产生探求中国古代科学和文明的强烈冲动的。在此之前，李约瑟对古代中国所产生的灿烂文明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约瑟夫人的一名中国学生、在剑桥大学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的鲁桂珍向他谈起古代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使李约瑟产生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未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而中国的科学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科学史中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此，李约瑟逐渐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

1942年，带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李约瑟因粗通中文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英国生产部的支持，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并在重庆组建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这个合作馆是抗战期间中英的合作项目之一，由英国承担经费，中国国防科学促进会（行政院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参与的中英科学合作机构。李约瑟和合作馆的使命，是为当时受日本封锁的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提供物资援助和信息交流。

中国之行，使李约瑟可以直接考察中国文化，寻找中国文明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所起的伟大作用。他乘飞机经印度抵达昆明，在云、贵、川参观了一些学术单位，后又亲自驾车，踏遍抗战后方的十余个省，东南到达闽、粤，西北直上秦、陇，并至敦煌千佛洞。1944年，李约瑟的夫人多罗茜·莫耳也来到中国，夫妇二人共同为中英科学交流作出了贡献。

李约瑟遍访了处于抗战大后方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给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的中国科学事业和科学家以倾力支持，赢得了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信任和尊重。1942—1946年，李约瑟在中国的见闻和旅行，反映在夫妇二人合写的《科学前哨》一书中。

在中国考察期间，李约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从而形成了他终生不渝的“道家情结”。这种情结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重庆时，他以“丹耀”为号，作为自己对道家思想的向往。后又以“胜冗子”“十宿道人”为号，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向。通过对道家思想的研究，他发现自己的名字约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译音是“十宿”，以“十宿”谐“约瑟”，并把自己中文名字的姓取为“李”，以与老子李聃同姓为荣。夫人也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李大斐，表达夫妇二人有着共同的志向。1972年8月，他访问中国时，递给别人的名片下角就印有“十宿道人”的字样，由此可见他对道家思想的向往。

　　▲1987年李丙寅（左）回访李约瑟（中）时留影。（图片来自光明日报）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问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的曹天钦博士，作为秘书、翻译，同李约瑟夫妇一起，开始了西上秦、陇的考察。在这次西行中，李约瑟在陕西宝鸡巧遇河南大学，从而与道家经典《道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豫北豫东相继沦陷，在河南开封办学的河南大学被迫南迁，开始了为时八年的抗战办学之路。学校先后辗转迁徙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栾川、嵩县，其中，在嵩县潭头（今栾川县潭头镇）办学长达5年。之后学校被迫再次转移到南阳荆紫关，陕西汉中、宝鸡等地，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开封。

对于在宝鸡抗战办学的河南大学，曹天钦院士是这样回忆的：“我也不能忘记在宝鸡东郊的卧龙寺和石羊庙的一段经历。那时日本侵略军侵扰河南，河南大学的部分师生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迁到宝鸡，借宿破庙，坚持上课。”

1945年10月，李约瑟偕夫人及曹天钦等随行人员来到河南大学。为避战火，河南大学抗战8年内处于流亡办学状态，与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极为困难，因此校方十分重视这次来访，认为是一次难得的与国际学术界学习交流的机会，希望借此向国外展示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办学精神，并加强和国际学术界的联系。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里，李约瑟如此描述这段历史：“有一些巧遇简直是传奇式的。在陕西宝鸡时，有一天我乘坐铁路工人的手摇车沿着陇海路去五证寺（武城寺），这是当时河南大学最后的疏散校址。河南大学利用一个很精美的旧道观作为它的一个校舍，这个道观坐落在一个黄土岗上，隔着渭河向南可以看到秦岭山脉。”

为欢迎李约瑟的到来，经校长会议研究，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河南大学全体师生集中在一块空地上，席地而坐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学校领导致欢迎词后，李约瑟作了《科学与民主》的演讲报告。这个报告基本上是他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挥笔写下的《纳粹势力对科学的摧残》一文的内容。在报告中，他阐述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并论述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和俄国科学的发展。

报告会现场，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潮再次涌向饱经战乱的河南大学师生时，获得了大家强烈的共鸣，现场掌声四起。《河南大学校史》中有这样的评价：“李约瑟的演讲，不仅鼓舞了在战乱中坚持教学与科研的河南大学师生，也给期盼得到与国际学术界学习交流机会的河南大学，带来了新的学术信息。”

在河南大学访问期间，校方还组织了由教授们参加的座谈会，同李约瑟交流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座谈会只能在破庙中进行。没有沙发，也没有圆桌，更谈不上贵宾室。宾主双方只能抵膝而坐，对面相谈。当时在场的曹天钦院士回忆说：“我津津有味地听着李约瑟同化学系的教授们促膝长谈，他们讨论的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

在河南大学化学系主任李俊甫（字相杰）陪同下，李约瑟参观了战乱中不断搬运的河南大学图书馆。当他看到道家经典《道藏》时，大加赞赏、惊叹不已。

《道藏》是道教经典的总称，它由道经汇辑而成，故名道藏。道经的汇辑，始于六朝。宋有《万寿道藏》，金有《玄都道藏》，明有《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明代的《道藏》内容庞杂，除有道教经书之外，还收集了诸子百家文集，是现今流行的通行本。河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道藏》，是民国十二至十五年（1923—1926）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代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的版本影印的，目前存1096册、127函。李俊甫教授向李约瑟介绍了《道藏》中的古代炼金术以及中国化学史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取得的成果。

河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道藏》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印象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给予了追述：“我花一个下午和李相杰教授一起看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原来有很多藏书，可是连续几次疏散使图书馆受到很大的损失。图书目录已经找不到了，书籍堆在那里，许多还成捆地放在古老的神像脚下，就像刚由汗流浃背的搬运工从扁担上卸下来似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李相杰向我这个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介绍说，在《道藏》中包含有大量从公元四世纪以来的炼金术著作，这些内容颇为有趣，而且是其他国家的化学史家所完全不知道的。李相杰对我所作的这番介绍，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

是时，两位科学家彻夜长谈，李俊甫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化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必须参考的文献资料。

《道藏》对李约瑟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绝对金矿！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我这次来访，真是不虚此行，大开眼界！”“这次来河南大学，我萌发了要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想法，《道藏》提供了多么好的史料啊！”

回国后，李约瑟花费数十年心血写出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通过对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进行大量具体的分析和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世界上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完备、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一经问世，便轰动了世界科技界。

河南大学在联合国“备案”

李约瑟的河南大学之行，对河南大学的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对外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前后的10余年，是河南大学历史上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多位校长的领导下，该校辗转播迁数地，在抗战腹地坚持教学科研的正常进行。经过全体师生的努力，河南大学由一所一般性地方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立大学，著名专家学者云集，在学术上取得了大量的引人注目的成果。李约瑟向国外介绍了河南大学的学术水平，使河南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得到扩大。

李约瑟还在重庆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时，联合国在巴黎成立了联合国教育与文化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是李约瑟的老朋友、英国生物学家尤里安·赫克斯利。李约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尤里安·赫克斯利写信，认为这个组织还应担负科学交流和共同开发的任务，建议这个组织的名称加一个字母“S”，即英文“科学”的第一个字母。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于是便有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其英文缩写是UNESCO。

1946年3月，李约瑟应尤里安·赫克斯利之邀，前往巴黎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的科学处长之职。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李约瑟还同河南大学保持联系，“经常给河南大学寄书刊资料，热情支持河南大学的科研工作”，使河南大学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在联合国“备案”的大学之一。

李约瑟同河南大学的联系一直持续到他逝世之前。1987年，当年作为学生曾在宝鸡聆听了李约瑟演讲的河南大学李丙寅教授，因到英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拜访了李约瑟。“我电话预约时，他立即说工作忙而拒绝。但当我告诉他，我在四十多年前作为河南大学学生曾在宝鸡听过他演讲时，他就兴奋地说记得那次河南大学之行，并安排了20分钟的会见。”李丙寅教授在《一位外籍院士的河大情》一文中回忆道。

这次会见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进行，李约瑟用茶水和饼干招待李丙寅，二人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当被问及何时再到河南大学访问时，李约瑟表示等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后，即访问中国并访问河南大学。李丙寅向李约瑟赠送了带有熊猫图案的手帕和河南大学校园明信片。接受纪念品后，李约瑟立即提笔，写下了“最热烈地向中国人民致敬”的题词赠给李丙寅。

1990年，经李约瑟评审，李丙寅的论文《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入选在剑桥大学召开的“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会议邀请李丙寅参加，但他因故没能成行，这次交流未能如愿。后来，二人经常书信联系，一直到李约瑟逝世。

李约瑟和河南大学的“双向奔赴”

在河南大学初识《道藏》后，李约瑟对道家经典《道藏》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化学史和科技史的考察方面，而是通过对道家思想的深入考察，确认在《道藏》中存在着有机论思想。根据这种思想，李约瑟明确预言了科学整体化时代的到来。

1951年，李约瑟在法国里昂大学就作了“具有有机哲学思想的中国哲学”的演讲，表达了他的看法。1956年，他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对这一思想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科学的基础。”他指出，道家思想把天地宇宙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中国普遍流行的思想潮流，道家思想是现代科学的先驱。

上世纪60年代，李约瑟又把这一思想上升到新的高度，明确指出：“所有存在物的和谐协调并非出于它们之外的某一更高权威的命令，而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它们都是等级分明的整体的组成部分，这种整体等级构成一幅广大无垠、有机联系的图景，它们服从自身的内在自配。”这就是中国思想家所遵循的思想路线。一部《道藏》，让李约瑟实现了和中国、和河南大学的“双向奔赴”。李约瑟于1995年3月24日与世长辞。正如李约瑟入围“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的理由所述：他把大半生的学术生涯都献给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与著述，最终以一部庞大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中外。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沉醉以及他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史及中国科学史的评价方式。（完）

作者/王明钦 史周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