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闾瑛，曾是东北大帅府里受尽宠爱的小女孩，祖父张作霖亲切地称她为“猫崽”。
这个曾在权力的庇护下成长的女孩，命运却在祖父去世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家在风云变幻中逐渐衰落，张闾瑛的生活被迫离开
故土，远赴欧洲。
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她接受西方教育，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漂泊的岁月。
27年后，张闾瑛带着复杂的情感，踏上了与父亲张学良重逢的征途。那一天，他们仅有1小时的相聚。
时间虽短，却是父女两人心中未曾磨灭的渴望与痛苦。张闾瑛与父亲张学良，究竟承受了怎样的命运折磨？
“帅府里的‘猫崽子’”张闾瑛是张学良与原配夫人于凤至的长女，于1916年出生。
由于出生时体重较轻，体形瘦小，她的祖父张作霖，给她取了一个昵称：“猫崽子”。
张作霖他曾召集家人，指着襁褓中的张闾瑛，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下达指令：“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谁要是敢欺负我的小猫崽子，我饶不了他！”
据记载，张作霖公务之余，常会与年幼的张闾瑛互动，祖孙间的相处构成了她早期记忆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闾瑛的弟弟们，即张学良与于凤至的儿子张闾珣、张闾玗、张闾琪相继出生。
弟弟们的到来并未分散张作霖对长孙女的关注。
作为众多孙辈中的第一个女孩，张作霖对这个孙女的要求几乎都会满足，并且非常在意她的情绪，尤其不能容忍她哭泣。
一旦张闾瑛哭闹，这位在外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帅”便会显得格外急躁，甚至要追究让孙女不快之人的责任。
张闾瑛在大帅府受尽呵护的平静生活，在1928年夏天被骤然打破。
当年6月4日，沈阳郊外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爆炸事件，目标直指张作霖乘坐的专列。
这次由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导致张作霖身受重伤，返回沈阳后不久即告不治身亡。
这一年，张闾瑛年仅十二岁。对于年少的张闾瑛而言，祖父的死亡是一个重大事件，那个三年前还在庭院里教她放风筝的长辈，如今只安息在灵堂的棺木之中。
皇姑屯事件直接导致了东北政局的剧变，张学良仓促接掌权力，也为日后日本全面侵华埋下了伏笔。
仅仅三年之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再次制造事端，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
此时，张闾瑛的父亲张学良，作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家乡的沦陷，对于十五岁的张闾瑛来说，意味着她不仅失去了祖父，更失去了故土，从一个在本土享有特殊地位的“帅府千金”，转变为失去家园的流亡者。
负笈西行，天涯遥望“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国内的政治处境变得复杂而微妙。
为了应对当时的政治压力，同时也带有出国考察西方国家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目的，张学良于1933年决定暂离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欧洲之旅。
这次出行，他携夫人于凤至及部分子女同行，其中包括时年十七岁的张闾瑛。
于张闾瑛随家人踏上了欧洲的土地，接触到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在欧洲逗留期间，她开始接受更为系统的西式教育，这无疑开阔了她的视野，对其日后的知识结构和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这段时间，尽管身处异国他乡，但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在身边，对她来说，或许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段相对完整的家庭生活和学习时光。
1934年，张学良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结束考察，返回中国，意图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发挥作用。
但是，他做让妻子于凤至带领张闾瑛及几个儿子继续留在欧洲，主要考虑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继续接受稳定的西方教育，远离国内动荡的时局。
当时，无论是做出决定的张学良，还是留在异乡的张闾瑛，都未能预见到这次分别的真正时长。原始资料明确指出，这一别竟长达二十七年之久。
自1934年张学良只身回国后，张闾瑛便开始了与父亲长期地理分隔的生活。
她的人生轨迹从此固定在了海外，继续学业，并在之后的人生岁月中，隔着重洋关注着父亲在中国国内的命运沉浮。
烽火岁月觅知音在与父亲张学良分别后，张闾瑛继续在欧洲（后主要在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她的生活重心转向了学业和在异国环境中的个人成长。
正是在这段海外求学的漫长岁月中，她的人生轨迹与另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发生了交集。
这位男士名叫陶鹏飞，同样出身于东北（辽宁凤城），是一位赴欧洲深造的青年才俊，攻读航空工程或相关领域。
两人同处异国他乡，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留洋经历，使得他们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和共同语言。
根据资料记述，他们相识之后，随着交往的深入，彼此之间的关系逐渐从同乡情谊发展成为更为深厚的感情联系。
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相处和了解后，张闾瑛与陶鹏飞决定建立婚姻关系。
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张闾瑛的父亲张学良的处境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36年底，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即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涯。
这意味着，当张闾瑛和陶鹏飞谈婚论嫁之时，她的父亲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了国民党当局严密控制下的政治囚徒，未来命运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与这样一位“国家级囚犯”的女儿结婚，在当时无疑带有潜在的政治风险和压力。陶鹏飞并未因此而却步。
他选择与张闾瑛结合，更多的是基于两人之间的感情基础，而非对张学良昔日权势的考量。
婚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陶鹏飞与张闾瑛夫妇二人，利用他们在海外的关系和影响力，持续不断地为争取张学良的自由进行活动和呼吁。
他们向国际社会传递信息，寻求援助，试图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但正如原始资料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蒋介石将张学良视为必须严格管控的对象，尽管陶鹏飞和张闾瑛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始终未能改变张学良被长期幽禁的命运。
二十七载终相见，一纸协议两断肠1961年，在多方努力下，张闾瑛终于获准前往台湾，探望被软禁中的父亲，而时间被限制在1个小时。
台北的士林官邸，四周警卫森严，腰间的手枪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张闾瑛穿过了三道岗哨，才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父亲。
眼前的张学良，鬓角的白发似乎比她记忆中祖父的白发还要多。
父女二人隔着一张茶几相对而坐，最初的二十七秒，空气仿佛凝固，只有窗外台湾特有的桂花香气在悄然弥漫。
直到父亲用沙哑的声音轻轻唤出“闾瑛”，这漫长的沉默才被打破。
那一刻，张闾瑛才惊觉，自己的指甲因为紧张和激动，早已深深掐入了掌心。
这场来之不易的会面，被严格限制和监视，就连端茶倒水的侍从，据说都是军统特工假扮的。
这次“探监”仅仅三年后，远在美国的母亲于凤至收到了张学良寄来的《离婚协议书》。
而将这封承载着母亲一生等待与无奈的信件亲手递交给她的，正是女儿张闾瑛。
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任务。张闾瑛深知这份协议对母亲意味着什么，她将信压了很多天，不知如何开口。
当她最终鼓起勇气将信交给母亲时，于凤至的反应却出乎她的意料。
母亲异常平静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没有激烈的反应，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切都是政治。”寥寥数语，道尽了几十年的辛酸与通透。她默默承受了这一切，维系了丈夫的声誉，也成全了陪伴丈夫晚年的赵一荻。
又过了二十多年，1990年，于凤至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这位历经风雨的女性，在病榻上已经极度虚弱。
她用尽此生最后的力气，对守在身边的女儿张闾瑛说：“我等了你父亲几十年，此生的缘分恐怕就到这儿了。”话音落下，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享年93岁。
她终究没能等到与丈夫真正团聚的那一天。
就在于凤至去世仅仅几个月后，被囚禁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终于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得知消息后，张闾瑛立刻赶回台湾，与父亲共同庆祝这迟来的解放。
一年后，张学良获准赴美探亲，并在女儿张闾瑛家中住了数日。
这或许是父女间难得的一段温馨时光，弥补了些许过往岁月的遗憾。
参考资料：[1]张恺新.张闾瑛:张学良唯一女儿的百岁人生[J].侨园,2018,0(4):4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