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冬，我住在北京郊区一所大学里，上新东方的GRE培训课。

那年冬天很冷，但一个大讲堂里，满满当当地挤满了三四百个学生，里面热得只能穿一件单衣。

这还只是一个班，新东方的招生，就跟刚刚上映的《阿凡达》一样火爆。

有一天晚课，老师正在讲台上喷天吐沫的时候，俞敏洪领着一帮高管，满面春风地进来了。

几百号学生立刻炸了营，“俞老师、俞老师”地叫个不停，很多学生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都掏出小砖头拍照，我也拿出了自己的诺基亚5230。

我们没想到来这上课还能见到真人。

这种场面老俞见多了，于是摆摆手让我们静下来，然后对我们说，感谢大家选择了新东方，大家为了出国真的不容易，同学们辛苦了，然后给我们打了打气，也为我们这些学员送上了祝福。

他一笑憨憨的，说话也亲切，就像是辅导员给我们做毕业讲话。

等到其他高管说完，他双手合十跟我们告别，又领着人去下了一个大教室，一会儿走廊里又传来一阵骚动声。

看到大家都激动到喘粗气，讲台上的男老师也不讲课了，一屁股坐在桌子上，跟我们扯了一会淡。

他是个博士，当时也是新东方的一个名师，他说老俞现在确实牛掰了，企业干到这么大，也在美国上市，有你们这么多学生，社会地位也这么高，著名教育家，央视年度经济人物……

他还没说话，底下就有人接话，说俞老师现在还是政协委员呢。

这位老师点点头，但他沉默了一会，说了句有点愤青的话：

“没错，当你有价值的时候，自然就有人把你抬上去了，一旦你没啥用了，回家玩蛋去吧。”

12年前的一句闲扯，没想到一语成谶。

在新东方上课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每个老师不仅激情满满，还会在课上讲各种段子。

我上过新东方很多课，我统计过，在新东方的大课上，老师们最起码花1/4的时间讲各种段子。这些段子有的让你哈哈大笑，有的让你热血沸腾，总之就是为了调动学生的情绪。

其中有个段子让我印象深刻，一个老师说，日本人当年在建设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时候，准备把它设计成武士刀的形状，后来没有通过，于是做了改动，把最顶部设计成一个梯形开口，这样太阳透过这个开口，就成了一面膏药旗，这楼如果盖起来，就压倒了咱们的上海金茂大厦，成为整个上海最高的建筑。

他专门准备了这些建筑的PPT，声情并茂低说完，把我们这些人气了个死。老师一看到时候了，立刻精神一振，用连珠炮一样的语速对我们说：

“大家不用担心，另一座高楼，上海中心大厦已经开工一年多了，600多米高，等建成之后，就会直插云霄，像一把宝剑一样，劈向日本人的膏药旗大楼。”

说着还做了一个下劈的手势，话音刚落，底下几百号学生都在拼命鼓掌，现场气氛如同今天那些微商们开会。

这就是新东方当年招生的秘密武器，也叫“激情教学法”，这是俞敏洪自己摸索出来的。

当年他私自教课，被北大通报批评了一个月，实在没脸待了，于是出来单干，开始艰苦创业。

老俞是个脑袋非常灵光的人，虽然起步非常艰难，但没多久就被他找到了两个独门秘籍，其中一个就是在课上，用老师的激情感染学生。

他会在课上和学生唠一些家常和闲话，也会把自己的经历，比如考了三次大学才考上北大，被北大通报批评、留学凑不齐学费等等，跟学生们分享，然后激情满满地鼓励大家。

这种教学方式在当时就是非主流，其他老师上课都是一板一眼，而老俞们则反其道而行之，教学效果非常好，很多学生都是慕名而来。

于是这种“幽默+励志”的教学方式在新东方被推广开了，每个老师都要编自己的段子，所以当时哪个老师专业课不行，那还可以补救补救，但如果谁的段子讲不好，上课不够激情，就得滚蛋。

因此，很多北大毕业的老师只能出局，但像罗永浩这样高中都没毕业的，反而成了名师。

这种教学方式，掺杂了表演的因素，每个新东方的老师，不仅是讲师，还是单口相声演员和演说家。

所以新东方很多年来，采用的都是“名师策略”，把一大批老师打造成一个个“小俞敏洪”，树立他们的个人IP，很多学生报名，都是冲着这些名师。

这种“激情教学法”是顺应市场潮流的。

准备留学是个非常辛苦的事，和考研、高考出的力差不多，而花费要多很多。

造了家里这么多钱，各种考试的成绩却迟迟不达标，很多学生的压力都很大，有的时候甚至会感到绝望，而老俞的激情，以及自己传奇又凶险的创业经历，还有巨大的成功，深深地感染了每个苦苦挣扎的学生。

我俞敏洪这样的都能行，你们为什么不行？

学生需要这种鸡血。

而幽默的段子又让学生喘口气，增强了学习效率。

俞敏洪的另一个招生的秘密武器，是做免费讲座。

91年刚起步的时候，老俞的学生少，他心生一计，想着自己本来学生就少，干脆开个免费讲座吧，还能积攒点人气，于是就在中关村的实验二小尝试着办了一场，没想到来听课的学生爆满，中途没有一个人离开，很多学生当场报名。

老俞这下找到了诀窍，于是慢慢开始在大学里做免费演讲，北京的大学基本上都跑遍了，也是场场爆满。

老俞的演讲能力是超凡的，但他和陈安之、聂枭这些所谓的“成功学大师”不一样，因为他是个做实事的人，是企业家，有真货，那些创业的艰辛和危险也都是真的，这些故事，新东方的老师们都会给学生们讲：

刚单干时，他穿着棉大衣，提着浆糊在电线杆上刷广告，新东方还专门拍了个视频，老俞亲自出镜，老师会放给我们看。

92年的春天，手底下的人出去贴广告被竞争对手捅了三刀，他请派出所的人吃饭，喝酒喝到去医院抢救，醒来后哭着说自己不干了。

98年他被绑架，被人抢走200多万，还注射了给大象注射的麻醉药，差点死了。

老俞身体异于常人，这些绑匪总共做过7次案，全是注射了同一种麻醉药，其他6个人都死了，只有老俞活了下来。

99年他又被同一批人绑架，和自己的保镖拼死抵抗，这才又捡回一条命。

……

这类明清传奇小说一样的故事，远比《中国合伙人》精彩，让学生们如痴如醉。而且俞敏洪太接地气了，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因此也被老俞身上巨大的个人魅力所折服。

于是免费讲座成为新东方的招生法宝，从那以后，包括教四六级的老师，都会去全国各大高校宣讲。

俞敏洪成为了一个现象级IP，他也是新东方的金字招牌，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留学教父”的人设，学员数量也从1994年的3500人次，增加到2001年的25万。

俞敏洪是国内第一批打造个人IP的企业家，这也难怪，因为教育行业，拼的就是老师，和他一起这么干的，还有疯狂英语的李阳，他的讲座甚至比俞敏洪还火爆。

但做生意，最终拼的是产品，是人，你的货不硬，打广告只能死得更快。

俞敏洪就有货，他大三时因为得了肺结核，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就以背单词消磨时光，掌握了几万词汇，所以教起GRE来小菜一碟。他自己编纂的《GRE词汇精选》，留学生都叫“红宝书”，申请去美国读研的学生人手一本，他的业务能力可见一斑。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俞敏洪又出版了《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我曾走在崩溃边缘》两本书，讲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

与此同时，他开始在央视和其他卫视的电视节目频繁露头，成为人人皆知的教育家，企业家。

俞敏洪很会搞舆论，公关能力极强。

在各种尺寸的屏幕里，在数不清的高峰论坛和研讨会上，在各地的宣讲台上，俞敏洪游刃有余，妙语连珠，收割着一波又一波流量，成为人人仰慕的明星。

凡是有留学生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这个当年北大的弃子，也成了北大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

但话说多了，总有犯忌讳的时候。

2018年11月，俞敏洪在一次演讲中讲到嘴瓢，竟然说了一句“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瞬间冲上了热搜，全网一顿口诛笔伐。

这个错犯得非常离谱，几乎可以宣判社死。

但2个月后新东方年会上，6名员工用一首改编自神曲《沙漠骆驼》的《释放自我》，将新东方和俞敏洪再次送上了全网热搜。

在歌里，这几个员工吐槽了新东方管理层出现的种种问题，以至于当时网友说他们“唱完了歌就要收拾工位了”。

但几乎所有的报道里都强调“俞敏洪在台下笑得合不拢嘴，带头鼓掌”，并奖励了表演的员工10万钱。

也是在这个月早些时候，俞敏洪连发6封邮件，严厉训斥企业管理层内部问题。这样有戏剧性的事件，赚足了网民们的眼球，老俞一举扳回了自己的形象。

大概在08年左右，董明珠开始打造自己的人设，当时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董明珠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1995年，董明珠的哥哥想通过走后门，给一个经销商提前拿一批货，被董明珠言词拒绝了，从此兄妹两人关系破裂。

当我跟我爸提起这个事来，老头切了一声，说俞敏洪那才叫狠，把她亲妈、老婆和姐夫等一大帮亲戚都开了，听说她妈气得半年都没给他做饭。

说完还咧嘴“嘿嘿”笑了两声。

他借着这个事又教育了我一顿，说：儿子，干大事，要有魄力，要够狠。

当新东方已经成为一家巨大的企业，高管们都在安插自己的亲戚，公司内部关系盘枝错结。

当整个企业往失控和混乱的深渊里滑落的时候，他带头清理了自己的人，理清了股权关系，让整个公司回到了正轨。

但他在新东方老师里的口碑很好，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说老俞这人有人情味，够仗义，看我们这群老师给你们上课，虽然累得要吃西洋参片，但是挣得多，一个暑假一个寒假，就能把一年的工资都挣了，一年小几十万是有了。

有的老师还说，有的名师出去创业，老俞还给予资金支持。

俞敏洪是真正的人中龙凤。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引领着其他人把事业做强做大，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驾驭住如此庞大的企业。

于是在他的运作下，新东方在2006年成功在美国纽交所上市，把民办教育圈的人刺激得两眼喷火。

但当他敲钟的那一刻，新东方今天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再也无法挽救。

非典那一年，张邦鑫在北大上研二。

他是江苏农村出来的，父母都是农民，为了挣钱贴补，就去外面当家教。因为性子好有耐心，又是北大研究生，没干多久就小有名气。

当时他给一个军队大院里的孩子辅导数学，结果这个孩子三次考试都是一百，把孩子父母高兴坏了，跟同事们闲聊时提起这个事，其他父母一听，哭着嚎着要张邦鑫辅导功课。

而他辅导的几个学生，基本上都考上了重点中学，他的名声也传了出去。

原本学生物的张邦鑫发现，课外文化课培训大有可为，于是下定决心准备创业做课外辅导。

当年8月，他和一个同学凑了10万块钱，注册了一个小公司，专门从事中小学课外辅导，从此开始了创业之路。

这个机构叫“学而思”，10年之后，改名为“好未来”。

张邦鑫是个低调的人，在创业最初的那些年，很少接受采访，也不怎么露头，不像老俞那样频繁参加各种电视节目，更别说出去演讲。

他不走新东方那种名师路线，好未来的秘密武器，在于严格的教学管理和完备的课程体系，学校采用各种方式，拼命把控每个老师的教学质量，体系的重要性远高于个人，所以即使老师离职，对学校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2010年，“学而思”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距离成立仅仅过了7年时间。

那年，张邦鑫30岁。

“学而思”光速做强的背后，是国内中小学学科类辅导的巨大蓝海市场。

此时的国内公办教育，在一次次“减负”政策的刺激下，逐步削减自己身上的教学职责，比如减少作业，减少在校时间。

但在“唯分数论”的大环境下，这些空白迅速被民营机构抢了过来，校外培训机构遍地开花，迅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直到2019年，市场规模已经接近8000亿元。

与此同时，教育内卷慢慢形成。一开始只有差生补课，差生成绩提高后，倒逼中等的学生补，最后好学生也被逼下场了，而且这种情形从一线城市慢慢下沉，逐渐扩大到农村，终于形成人人补课的局面。

而根据新东方自己的报告，2020年留学咨询行业的市场规模仅有61亿，托福雅思等留学考试培训也才有144亿，整个国际教育行业市场规模是700亿元，仅仅为课外学科辅导的零头。

这么大的市场，新东方是不会放弃的，因为此时的新东方，已经由不得俞敏洪了。

俞敏洪从上市第二年就一直说一个事，那就是他后悔上市了。

在2011年一次教育行业论坛上，他当着台下数百人又说起这个事来：

“新东方上市，带了一个好头，也带了一个坏头……就像你娶了一个你完全把控不住的女人一样，很难受，你又爱她，但是她又不听你的话。”

不是新东方不听他的，而是资本。

你爱的老婆并不爱你，她爱的，只是你能挣钱的本事。

上市之后，新东方首先要对外部投资者负责，剩下的才是学生和家长。营收、招生人数、利润和市场规模，这些都是一个上市公司的命根子，因为这些都关系到股价——投资人的心间肉。

为了维持并推高股价，所有的指标必须不停增长。

当一片蓝海出现在眼前时，对利润无比饥渴的资本，就像一只饿瘪肚子的花蚊子，终于看到了一个胖乎乎的光屁股娃娃。

于是新东方开始涉足K12培训。

2007年，新东方推出高端幼教品牌“满天星”，为2-6岁的孩子提供双语学前培训。

2008年，新东方推出“优能中学教育”，为小、初、高的学生提供学科培训课程，从此开启全面转型之路，将经营范围从英语扩大到全科，目标群体从大学生下沉到小学生。

于是“优能中学”的学习中心在各个城市迅速铺开，猛增的学员数量，给新东方带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到2011年时，K12培训项目的营收已经超过出国留学，到了2015年左右，K12的营收超过整个集团的一半。

而到了2021财年，K12课后辅导、备考和其他课程的营收占新东方总营收85.8%。

新东方，早已经不是那个出国留学的新东方了。

2013年开始，线上培训开始发力，K12教育呈现井喷的态势。有一段时间，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会传出哪个教育机构又获得了几个亿的融资，一批又一批培训机构为上市做准备。

很多人都看好教育，认为这是一个永不褪色的朝阳行业，再说教育是个多么崇高的事情啊，收入可观，又能落个好名声，站着，就能把钱挣了。

于是很多人就进去了，包括我。

但干了没几年我就发现，教培行业有两个天大的问题，把无数家庭往火坑里推，而行业内部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第一个，就是要不停地制造焦虑，只有这样才能拖更多的学生下水，让家长交更多的钱，一家培训机构才能活下去。

因为只有让家长产生焦虑，他们才会感到内心极端痛苦，才有动力去交学费，拿钱来消除这种心理不适，否则就会带有强烈的负罪感，认为对不起孩子。

而交了钱之后，有没有效果先不说，反正我作为家长，尽力了，孩子将来怨不着我。

所以教培行业存在的意义，一半是给孩子补课，另一半就是用来消除家长们的负罪感。

也就是花钱买个安心。

但花多少钱能让家长们彻底安心呢？掏空所有家底，再拿不出一分钱来，就彻底死心了。

曾经我接待过一个单亲妈妈，家里条件很不好，住的廉租房，但为了给孩子提高英语成绩，刷了信用卡，硬生生给孩子交了3万元的学费，在收据上签字的时候，手都哆嗦。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夺下她的信用卡，但我知道，她没有选择。

有多少妈妈，连个驴牌的包都不舍得买，从没有出国玩过一次，但咬着牙，几万几万地给孩子交学费。

而孩子们更是这种消除焦虑过程中的牺牲品，他们被迫参加各种辅导班，周六日比上学都忙，参加个机器人班就算是休息了。

我曾不止一次看到学生们在机构大门口转悠，深吸一口气之后，才有勇气拖着疲惫的身躯进来上课。

上个月，我妈有点抑郁，去心理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我去陪床。

令我吃惊的是，医院里住院的大部分病人，不是成年人，而是14到20岁的青少年，其中有一个还是重点高中的。我问大夫怎么回事？大夫跟我说：

就是太累了，压力太大，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大部分能恢复，但是必须住院治疗。

我听了心理很不是滋味，庆幸自己早早离开了这个行业，没有成为帮凶。

教培行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教育不公平。

优秀的老师总是稀缺的，和重点大学名额一样。在市场经济下，金钱就是分配这种资源最高效的方式，所以有钱的家庭可以获得更好的师资，一般家庭就找中不溜的老师。

但低收入家庭被挤出了。

我接待过不少来城里打工的家长，他们也想给孩子报班，但一听到学费，都如霜打的茄子，但会故作镇定，然后找一个借口，比如我再考察考察，出门后消失在人群里，再也不会回来。

而教育，几乎是这些家庭翻身的唯一希望。

而很多中产家庭，既是受害者，也是获益者，他们拼尽全力想挤出那些贫寒家庭的孩子，只为自己的孩子能多一点机会。

所以当政“双减”落地时，我看到网上一大批人都在拼命反对，我只能叹息，因为那些寒门家庭，在网络上是没有话语权的。

公立学校老师的下海，更加剧了这种不公平。

公办学校的老师有一线教学经验和资料，他们的教学效果往往更好，所以是校外机构的争抢对象，课时费也高。

我以前的机构就有一些下海的老师，有一次我问一个老师说：教育局不让公办老师去外面教课，你为啥还敢偷偷地来。

她立刻理直气壮地问我：“公立医院的医生可以走穴，我们凭本事吃饭，凭什么不让我们教？”

我真想对她说，因为你拿着公立学校的教学资源来挣钱，这对学校里其他孩子不公平。

有一次，一个初一的小女孩在教室里突然大哭起来，老师们呼啦一下都围了过去，孩子哭得开始摔东西了，孩子妈妈来了也劝不住，最后只能先领回家去了。

看着她娘俩离去的背影，一个想法突然从我脑子里蹦了出来：

这哪里是在做教育，这分明是绝育。

当初带着“唤醒灵魂”的理想来的，结果现实是这个样子。

于是我毅然离开了这个行业，即使有同事拉我入伙开学校，也被我拒绝了。

我曾对身边的人说，校培行业这么整，已经是社会毒瘤了，迟早要完蛋。

除了教育圈子里的几个人，没人信。

其实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这牵扯到几百万人的就业和家长已经预交的天量学费。

但我没想到，决策层有这么大的魄力，我很欣慰，因为再不整顿，就完了。

2018年9月，俞敏洪登上了央视的《开学第一课》，再次讲起了自己三次考上北大，从农民变成大学生的奋斗故事。

他的演讲依然是如此富有感染力，等他讲完，台下的孩子们拼命鼓掌。

我几乎不看电视，但那天鬼使神差看到了这个节目。俞敏洪那张憨厚如庄户人的脸，头一次让我感到如此厌恶。

那些激动的孩子，如同待宰的羔羊，在为农场里的屠夫拼命欢呼。

当时我就在想，俞敏洪张邦鑫这些人中龙凤，为什么就看不到这个行业正在吃人？

为什么不能到教学一线去了解一下，家长和孩子的真实情况？

而直到几个月前，为什么大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之前，也没有做出改变？哪怕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种地步。

或许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一旦你被它裹挟了，就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资本是给你提供了机遇，也把你变成了它的傀儡。

屁股决定脑袋，怪不得别人，作为资本的代言人，俞敏洪们要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负责。

前一段时间，俞敏洪开始直播带货卖农产品。他还做了一个事，就是捐献了8万套课桌给农村的孩子。

这都是非常讨喜的决策，因为涉及农村的事情，往往有公益的光环。从公关上来说，是两步好棋。

于是很多人开始同情俞敏洪的境遇，说他是体面人。

俞敏洪需要的不是怜悯，也不是体面，而是重新找回奋斗的方向。

我相信以他的能力，即使60岁了，依然办得到。

俞敏洪曾说，他最想要做的，是成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但他说，现在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种子藏在心底，希望有生根发芽的那一天。”

他的想法，在国内注定难以实现，就像他的K12，注定会消亡。

在中国，教育，只能姓“公”，公平、公正、公共的“公”。

但老俞可以考虑在国外建立一所这样的学校。

衷心祝愿他的大学能早日开学。

就像12年前的冬天，他祝福我一样。

（一篇随笔，想到哪写到哪，有点杂乱，大家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