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第二代南越王墓在20世纪80年代被发掘以来‚受到了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极大关注。《西汉南越王墓》是继《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之后最为全面、详实‚也最为权威的研究成果。对南越王墓博物馆馆藏的音乐实物进行了全面的拍摄、测量及文字资料记录。
服饰文化所反映过的社会状况生产主要以渔猎采集为主为适应这种生产生活环境他们不仅选择了居住“干栏式”房屋。及“饭稻羹鱼”的早期农业和捕捞渔猎生产生活方式。而在服装上也显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如“头插羽、衣着尾”、“贯首”、“跣足”、“短袴”、皆出于适应当地气候以及生活劳动的目的。
其次早期的图腾崇拜原始的宗教信仰使其服装也具有明显的宗教性。据学者研究：“图腾崇拜激发出原始的艺术尤其是塑造图腾崇拜物、植物和动物的形象。在祭祀活动中剧中人带着假面具装扮成神圣的植物或动物来进行献祭活动并象征性地表演出祖先的经历和图腾真实的形象生活。”
也有学者指出“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渔猎时期的后期发生的宗教形式它对当时的文化艺术影响非常大。在原始部落的装饰、图画、雕刻、音乐、舞蹈、服装、住所、武器、用具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如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上人物形象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鼓鼓身纹饰其上每组人物服饰即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从其差别的特点来看这种差别也表现了其有严格的等级性。
宗教以及礼乐的映衬这种等级的特点也是符合原始宗教特点的。这一特点不但对于研究南越服饰艺术意义重大而且也是研究早期南越原始宗教的重要资料。第三中原汉服也是其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篆文字体工整、规范。第1、第3、第8号句金翟内腔有两道明显的横向范缝。1号勾金翟最大‚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以下依次递减；“第八”最小‚通高36．8厘米‚重10．75公斤。钮钟于口内可见三棱状内唇‚四侧鼓部可见锲形音梁‚直通内腔枚区下端。其中有12件均经过调音处理。甬钟或有低矮音梁或见内唇凿痕。
句金翟内腔虽无音梁‚但近于口约10公分处均布满调音凿痕。综合这些青铜乐器极富个性的形制纹饰及句金翟钲部“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铭文‚可知它们皆为南越国自铸的乐器‚加上于口内唇与内腔调音锉磨处理‚说明它们又都是宫廷中的实用乐器。
先看大型编悬乐的组合特色：句金翟是一种铜制钟体击奏植式体鸣乐器‚出土地点大多集中在江浙两省‚在安徽、湖北、山东仅有个别发现‚当是吴越地区所特有的一种青铜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墓葬常有出土‚但多无调音。南越王墓中与编钮钟、编甬钟、编磬、琴瑟等传统的中原礼乐器同出了一套8件组的句金翟‚实为出土的青铜乐器之仅有。
整套句金翟保存完好‚器形相同‚大小递次。器体硕重‚胎壁较厚‚柄、身合体铸出。柄作扁方形实柱体‚上宽下窄‚舞面平整呈橄榄状。篆文字体工整、规范。其下方分别刻序号第一至第八。此处“文帝”指南越文帝‚非指汉文帝。“文帝九年”即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乐府”系主管音乐的官署。“工”指工（乐）师。
“文帝九年乐府工造”‚意即此8件勾金翟为南越文帝九年乐府中工（乐）师所监造。“乐府”一名‚至迟在秦代已经出现。汉承秦制‚相沿不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惠帝时设有乐府令‚“文景之间‚礼官肄业。”
服装对的诗乐影响至武帝时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开创乐府采诗配乐制度。诸侯国亦多仿效‚《齐鲁封泥集存》有“齐乐府印”封泥可证。南越王墓出土8件一套的勾金翟‚自铭“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表明南越王国也设有乐府。
值得注意的是‚调音是编钟音列达到预期设置最重要的手段‚是周代钟乐文化发展成熟的标志。如前所述‚三套青铜乐器均经不同程度的调音处理可见南越宫廷编悬乐在铸造之初乐师对它们的音乐性能是有明确要求的。
这种交流或通过战争或通过贸易‚我们并不知晓‚但南越宫廷将吴越文化加以吸收、发展则成为历史事实。再看房中乐的组合特色：如前所述‚西耳室存放了铃、锋、木琴、木瑟、响器、玉舞人共6类器物‚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组合。琴瑟与铜铃同出不多见。
春秋晚期的当阳曾有出反映的同样是楚文化的风格南越王墓将这些乐器加以组合‚即表明了对楚文化的大量吸收。旋律乐器与敲击乐、节奏乐器相配‚琴瑟悠远‚铃铎清脆‚响器稳健‚配以舞人的优美舞姿。
南越特色的纛旌乐舞乃已出之仅有‚别有一番南国风味。就现有资料看摇响器多出于中原远古至新石器时代出土最多反映出我们的先人刚刚步入陶器时代的音乐面貌往后至周代响器逐渐减少。
然而在西耳室发现了7件扁圆响器中空内有小砂粒‚摇之作响。色泽灰褐、灰红或红桃‚弦纹与篦点纹相间‚此外‚内装砂砾‚摇动发出响声‚鱼身两面划有鱼眼、嘴和鳃盖‚体上戳印鱼鳞‚饰以篦点。
同样是做舞蹈拍节的乐器‚这种鱼形响器在战国晚期或秦国遗址中偶有出现其它地域少见‚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一句话‚南越王宫廷乐中不同地域的文化组合与不同时代的文化组合反映出极强的创新意识。
当我们看到这些出自同一墓葬的琳琅满目的音乐器物时‚无不为主人生前宫廷繁荣的礼乐设置所惊叹。南越国第一、二代国君一直奉行的吸收、融合的经济、文化政策‚致使南越宫廷礼乐形成多来源、多层次相结合的特点。
中原传统的编悬乐队与南越族羽人乐舞相配‚演奏祭祀或庆典音乐‚可以说南越宫廷礼乐的最大特色‚这种古越族代表性的羽人旌旗乐舞在东耳室出土的船纹铜提筒上有着鲜明的写照。
原该室同出提筒3件‚大小相套在一起‚最小一件子口‚复耳。外耳桥形‚上半的半圆拱形部分原已残缺；内耳为贯耳。耳尚留有系滕残痕。器身有4组纹带。近口沿处有一组宽6厘米的几何形纹带；近器足处有2组几何形纹带‚各宽3～4厘米4船首尾相连。在一处祭台之下有铜鼓4面船尾1人划桨。
南越国服饰艺术文化的特征说明南越国已有了自己的织造作坊‚才能如此大量使用。还有‚上述印花凸版的发现‚也进一步说明墓中出土的印花纱‚应为宫廷作坊印染的。且超细绢、黑油绢、云母砑光绢、绣纱等织物‚在其它地方较为少见‚也应为本地加工制作。综上所述‚南越国已有了养蚕、缫丝、织造、印染等一整套纺织印染手工业‚纺织业已达到一定水平。
南越国时期岭南越人服饰是其社会生活发展状态的具体体现‚在本土越人部族服饰的基础上又深受中原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审美风尚以及相邻民族的影响因而具有多元化和地域性的特点。
首先‚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经济结构构成制约南越国服饰文化的第一要素‚并使其呈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岭南地区炎热多雨‚河流水系较多‚加之秦统一岭南之前‚岭南各越人部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每只羽人船饰以水鸟、海龟、海鱼。从主要人物的活动看‚应是一幅生动的祭典乐舞图像。
画面中羽纛、羽旌、短裙、跣足等舞蹈服饰以及铜鼓均为南方少数民族所常有‚它们被饰铸于来自中原的君王的宫廷器物之上‚与钟、磬、鼓等编悬乐器构成了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典范‚它让我们看到了南越文化中将原本极具族属特色的地域文化注入传统文化所彰显出来的包容性。
服装的历史文化拓荒礼乐与晚开奇葩《吕氏春秋·恃君》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禹、马灌兜之国‚多无君。”先秦时候‚岭南地区有许多有不同种族组成的部落‚如缚娄、阳禹、马灌兜等国‚他们都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故无君主。高诱注云：“扬汉之南”指扬州、汉水之南‚“百越”是说“越有百种”。
此时的岭南仍处于蛮昧时期‚所居民族仍总称为百越‚如俚、僚、乌浒、骆越、西瓯等。《《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初至南越‚南越王赵佗“魋结箕倨”而见。《淮南子·原道训》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纹身‚以像鳞虫‚短绻不袴‚以便渗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汉高绣注曰“被翦也。父身‚刻画其内‚点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伤也。”袴‚即裤；不袴‚即没有裤裆和裤腿‚所以“短倦不袴”是指用而简单地围扎下身。袂‚即袖；短袂‚即短袖。
一般来说‚考古发现的服装实物不仅是最直接、最直观的资料‚同时也是最可靠‚最具说服力的资料。但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原因‚服装及面料均难以完善保存下来‚所能见到的织物也多为已经炭化的纤维及极小块的面料标本。
从各室音乐器物的规模及与其它器物的比较可以看出‚宫廷用乐有大型编悬乐与室内房中乐之分。先看大型编悬乐的组合特色：句金翟是一种铜制钟体击奏植式体鸣乐器‚出土地点大多集中在江浙两省‚在安徽、湖北、山东仅有个别发现‚当是吴越地区所特有的一种青铜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墓葬常有出土。
《汉书·地理志》载“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以贯头。”《方舆记》载交趾“人俗杂蛮夷之风‚其人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以贯其首。”从文字记载上看‚所谓“贯其首”的服装‚应为一种较为宽大‚与南方炎热气候不相适应‚有学者推测其可能为礼服‚而非日常服装。
扩展研究被发”即“剪发”‚为头发剪的较短‚以利于水中劳”。文身‚是在身体上刻划图案‚并涂上颜色‚以便留下永久的标志。《淮南子·秦族训》则说：“刻肌肤‚镵皮革‚被创流血‚至难矣‚然越为之‚以求荣也。”
《淮南子·齐俗训》曰：“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蛮夷不蚕”‚俚人衣着多取植物纤维编织而成‚《南越志》云：“有古终藤‚俚人以为布。”顾微《广州记》云：“有勾芒木‚俚人斫其大树‚半断‚新条更生‚取以皮‚织以为布‚软滑甚好。”
这两段记载说明俚人尚处于社会发展低级阶段的状态‚俚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换取外边的用品‚便以子易之。尚未掌握布织技术‚仅依赖原始材料的简单加工。
《南州异物志》载：“合聚邻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奉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说明三国时俚人的习俗仍未改变。《广州记》载：“俚獠贵铜鼓‚惟高大为贵‚面宽丈余方以为奇。
初成‚悬于庭… …好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强。”显然这已是三国以后俚族社会的写照了。僚人“巢居海曲‚每岁一移‚椎发凿齿‚赤礻军短褐。专欲吃人‚得一人头即多得妇。”
可知巢居、椎发都是南方土著民族的习俗‚《博物志》说：僚人“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凿齿即拔去门齿以为装饰之用‚此种习俗亦可见于南方其他民族‚《郡国志》称“庞山洞人去其两齿为饰。”。乌浒有食人习俗‚《郡国志》载：“狐夷（即乌浒）‚兽名也‚有两牙长二寸。
食人‚性重人掌中足庶‚得人即悬于室内‚当面铺坐‚击钟鼓歌舞‚饮酒稍割而啖之。方于农时‚猎人以祀田神。”《后汉书》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连亲生儿子也吃‚可见实为野蛮人的一种陋习。铜鼓在当时不仅是“聚会作歌”、“鸣鼓集众”的乐器‚更重要的体现有鼓者豪强、富有、有地位的重器和贵器。
南越国传五世‚统治了岭南93年之久。在岭北‚汉朝统一了中原、吴、楚等大部地区‚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总结南越割据的统制者虽然是对汉政权的蔑视‚然对南越大地各民族的统一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均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从已有的有关南越国的农业经济、手工业、交通与贸易、度量衡制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可得到很好的验证。
南越国家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并且对其进行加工柔和，以用来形成南越国家的独特文化内涵，其服饰的材质，纹样等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风俗，还对后世有所影响。同样的‚南越国统治者将中原传统的礼乐制度传播到这里‚使北方礼乐在遇到新兴俗乐强烈冲击的形势下得以在南越延续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南越国的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