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同时也便于您进行讨论与分享，感谢您的支持。 汉朝史:第八十三篇
公元前51年，汉宣帝在石渠阁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会议，这不仅是一次学术辩论，更是一次关于国家治理理念的转折。会议的主持人是名儒萧望之，而对阵的双方则是《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辩论的气氛可以用“火药味十足”来形容，双方各自阐述观点，争论得不可开交。
国家大功臣萧望之
众人心里其实都明白皇帝的意图。萧望之则顺水推舟，决定采用《谷梁春秋》来治理国家，汉宣帝还为其设立了博士官。这一决定标志着《公羊春秋》不再是唯一的权威，确立了《谷梁春秋》的学术地位。简单来说，《公羊春秋》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和皇权威仪，而《谷梁春秋》则更注重礼法与人情。随着时代的变化，前者已不再是汉宣帝所需，而后者恰恰是他所追求的。
那么，为什么汉宣帝会如此重视《谷梁春秋》呢？
在汉宣帝的统治下，天灾不断，记录显示他在位期间经历了十次重大灾害，包括地震、旱灾和水灾。其中一次地震导致全国49个地方同时震动，六千多人当场遇难，连皇帝供奉祖宗的宗庙都遭了殃。按照《公羊春秋》的说法，这些天灾无疑是汉宣帝昏庸无道的结果，甚至大臣们也曾用天灾来劝谏他。《公羊春秋》把天灾归集于人的行为，其说法对汉宣帝的统治造成威胁。
想象一下，汉宣帝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他从小生活在民间，深知百姓的苦楚，立志要做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然而，天灾频发，严重动摇了他统治的合法性，这可怎么办呢？
汉宣帝是个务实的领导者。他虽然打击了霍光和霍氏家族，却坚持了霍光的休养生息政策。他对自己儿子刘奭的行为并不太满意，二人之间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很大分歧，曾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但他并没有贸然废立太子，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他，这样做对国家并无好处。现实的他，当然也不会轻易抛弃《公羊春秋》，毕竟在维护君权方面，这套理论依然有其价值。因此，他聪明地将天人感应的思想与自己的施政结合起来。
他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来施政。汉宣帝的统治时期一共有七个年号，其中五个年号都与灾异相关：地节、神爵、五凤、甘露和黄龙。例如，公元前69年那场致命的地震后，他就将年号改为“地节”，希望“地得其节”。
此外，汉宣帝还根据灾异调整政策，期间颁布了多达23次的政令。他在灾难时废除苛法，赏赐官吏和百姓，以示接受天责；而在祥瑞出现时，则施以善法，展现皇恩浩荡。由此，宣帝时期出现了“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局面并不奇怪。
那么，汉宣帝为何又需要《谷梁春秋》作为补充呢？
他推崇《谷梁春秋》，希望通过礼仪秩序来稳定国家。自汉武帝以来，国家逐渐改变了文景之治时期的黄老学说，开始强调中央集权和大一统。我们看到，在《公羊春秋》的影响下，汉武帝通过各种手段清洗诸侯王的势力，甚至造成了“巫蛊之祸”，而汉宣帝本人也是直接受害者。尽管这些手段在当时有效，但并未根除贵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反而引发了风俗败坏。
春秋谷梁传
因此，汉宣帝选择《谷梁春秋》，强调宗法礼义和骨肉恩情，以解决面临的矛盾。显然，这并不是汉宣帝一时兴起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实践，逐步将《谷梁春秋》的思想融入到治理中。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最终在石渠阁的会议上，《谷梁春秋》终于能够与《公羊春秋》平起平坐。
这场会议不仅是一次学术辩论，更是汉宣帝智慧与远见的体现。他通过对古籍的选择与运用，巧妙地应对了国家面临的危机，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明君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