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纵横陇右

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三月、曹操命司隶校尉钟繇领兵，以征西护军夏侯渊作为后援，出兵关中，关中之战由此开始。《资治通鉴》中说：“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皆反，其众十万、电据潼关。”《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中记载：“马超等结反谋，举约为都督。”

于是，一场割据与统一的较量在关中大地全面爆发。

关于关中之战的详细过程，多有论述。不过有几点还是要重点阐述一番。

首先，关于双方战前的准备工作。作为发起战争的曹操一方，整个部署分为了两个阶段。《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三月、遣钟繇讨之。公使渊等出河东与繇会。是时关中诸将疑砾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讨之。”这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曹操的指导思想是：“坚壁勿与战”。

直到同年的八月份，曹操亲率大军赶到潼关，战争的第二阶段才正式开始。为什么中间会有如此长的时间间隔呢？正是由于曹操对于凉州割据势力的反抗规模估计不足造成的，所以才会出现如此之长的时间间隔。另外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人员配置上可以看出曹操的战前准备是多么的仓促。第一阶段之时，曹操手下的战将只有钟繇、夏侯渊、曹仁等寥寥数人出征，之后由于发现新军声势浩大、曹操才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几乎曹魏所有的知名将领、谋士全部随军出征。如果曹操事前就预料到凉州联军的规模，就不会如此草率了。

作为被迫迎战的马超、韩遂一方、其准备工作做得比曹操要相好一些，而这其中的主导者就是马超。《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中说：“建安十六年，超与关中诸将侯选、程银、李层、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韩遂等，凡十部，俱反，其众十万，同据河、潼，建列营陈。”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召集如此众多势力的支持，说明了马超在凉州地区的威望很高，外交能力的确不低。

同时，马超也不是像吕布那样的莽夫，也有其独到的战场眼光。《三国志·马超传》（山阳公载记）曰：曹公军正在蒲阪，欲西渡，超谓韩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外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遂曰：“可听令渡，蹙於河外，顾不快耶！”超计不得施。曹公闻之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曹操军正在蒲阪津要西渡黄河时，马超对韩遂说，“我们该当正在渭水北面去阻遏曹军过河，过不了二十天，黄河东面的粮草就会耗尽，他们就只能败走了”，可是韩遂却说：“我们就让他们过河，困在河外，还怕他们败得不更快吗！”马超的计策最末没能被实施。

曹操听到马超的策略后，说：“马超若不死的话，我连身后安葬的处所都没无了！”

之后，曹操用了贾诩的策略，离间马超、韩遂二人，使两人彼此猜疑对方，联军最终自乱大败。

其二，关中之战曹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关于这个问题，战后曹操自己在部下面前全面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他的话被详细地记在《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始，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曹操的分析可谓合情合理。对于马超等凉州割据势力而言，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战斗力极强，曹操对于马超的武勇亦深为忌惮，曾经发出了“马儿不死，吾无葬地”的感叹。这些都说明了这场战争原本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但是，由于凉州联军不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不如曹操来得高明，短短数月时间便土崩瓦解，这不但马超没有想到，恐怕连作为胜利者的曹操也是始料未及的吧。

其三，虽然曹操在关中之战中取得大胜，但是并未实现“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目标。

曹操在取得逼降杨秋、夺取安定之后，草草收兵，于同年十二月份赶回了邺城，只留下了夏侯渊督朱灵、路昭等驻军长安，这也给马超的东山再起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曹操撤军之后，马超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并很快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