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帝制的森严礼仪体系中，庙号是专属于君主的身后尊号，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意蕴。庙号制度起源于商朝，只有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才会在死后于太庙立室奉祀，并被追尊一个名号，像太宗太甲、高宗武丁等，这些庙号代表着先王们卓越的功绩，是商王室对先君的尊崇与铭记，也寓意着其香火永传、祭祀不绝。
周朝时庙号制度曾一度中断，转而大力发展谥号制度。直至汉朝庙号才重新恢复使用，不过起初评定极为严格，非有突出德行与丰功伟绩者不能得之，西汉十四帝中仅有刘邦、刘恒、刘彻、刘询四位皇帝拥有庙号，东汉更是只有前三位皇帝刘秀、刘庄、刘炟拥有庙号。可见两汉时期庙号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
自三国开始庙号评定渐趋宽松，除了某些亡国之君和政变中被推翻的皇帝外一般都有庙号。从本质上讲，庙号是皇权的一种延续象征，新帝通过为前任皇帝上庙号这一仪式，强化自身皇位继承的正统性，向天下宣示王朝统治的一脉相承。它蕴含着对先帝的追思，更是新朝统治秩序构建的关键一环，彰显着皇家威严，让臣民在对先帝的敬仰中凝聚于新帝麾下，维系着王朝的稳定与传承。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第一个打破常规的就是魏明帝曹叡。
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一个看似寻常的年份，却因曹叡的一个举动而被历史铭记。当时有关部门向曹叡上奏，奏折中提及“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这寥寥数语却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千层浪，因为此时曹叡尚在人世，却已然确定了自己的庙号为“烈祖”。曹叡此举无疑是打破了千百年的惯例，在当时乃至后世都引发了轩然大波。
曹叡身为一代帝王，饱读诗书，又有笃学大儒郑称为师，怎会不知这庙号背后的礼制规矩？他在生前定下自己的庙号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曹叡一生子嗣凋零，虽有三子两女，可三个儿子清河王曹囧、繁阳王曹穆、安平哀王曹殷都在幼年夭折，女儿曹淑也早早离世，仅剩下齐长公主长大成人。皇子的早夭是关乎王朝传承的大危机，无奈之下曹叡便收养了曹询与曹芳两个养子，期望能延续曹魏的血脉。
然而养子终究不是亲生骨肉，曹叡内心始终有着隐忧。他害怕自己百年之后不论是曹芳还是曹询继位，他们会出于对亲生父母的追思而追尊生父生母，甚至改变皇位传承的正统统系，让自己这个养父在宗庙祭祀中沦为边缘。为防患于未然，曹叡才在生前早早定下自己的庙号为“烈祖”，并严令“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以祖制的形式确定了自己在曹魏宗庙中的尊崇地位，确保后世子孙不敢轻易动摇。这份对身后之事的绸缪，虽违背常规，却饱含着一位帝王面对无子困境时，对自身荣耀与王朝传承的执着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