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国编辑：与经历无关
【引言】1979年春天，我在部队当了一年多的汽车兵，原本平静的军旅生活因一次运输任务而改变。在那个百里秦川的驿站，我遇见了那个来自重庆的女兵，从此我的人生轨迹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我叫杨建国，1959年出生在四川南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爹是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手，娘在生产队干农活。我从小就对机械特别感兴趣，常常趴在爹修理拖拉机的工作台边，看他摆弄那些零件，一待就是大半天。
记得那是1977年的夏天，我刚满18岁。那时我在生产队里跟爹学开拖拉机，整天一身黑油，但我一点儿也不嫌脏。生产队的叔伯们都说我手巧，学东西快。每到农忙时节，我就开着拖拉机在田间地头来回奔波，帮着社员们运输粮食和农具。那时候，能开上拖拉机可是新时代的象征，村里的姑娘经过时都会偷偷看我几眼。
我们村在山脚下，住的是土砖房，门前一条泥巴路通向公社。记得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电，晚上就点煤油灯。全村就大队支书家里有一台收音机，每到晚上，大家都爱往他家院子里凑，听新闻联播，了解外面的世界。
1977年秋天，我响应号召报名参军。记得填报志愿那天，我特意跟爹商量。爹蹲在田埂上，叼着旱烟，说："你要是能去当兵，可比我强多了。"我知道，爹这是在为我骄傲。
体检那天，我穿着唯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骑着自行车去了公社。排队的人很多，都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后生。轮到我时，医生说我身体结实，视力也好，完全符合条件。那一刻，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1978年初春，我接到了通知书。临走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娘给我缝了一个新背包，装了几件旧衣服和一些腊肉。爹懒得说话，就在院子里抽旱烟。邻居王婶还特意蒸了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给我送行。
坐上去成都的长途车，我透过车窗看着渐渐远去的村庄，心里既激动又忐忑。车上放着邓丽君的《小城故事》，那歌声伴着发动机的轰鸣，载着我驶向新的人生。
到了部队，我被分到汽车连。第一次看到那些整齐排列的解放牌军车时，我激动得睡不着觉。连里的老班长张士官长是个老司机，开了十多年车，技术特别好。他知道我会开拖拉机，就特别照顾我，经常教我一些开车的技巧。
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很辛苦，但我比其他人适应得快。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是整理内务，然后是体能训练。最让我期待的是驾驶技术课，虽然刚开始只能在场地上练习倒车和跟趴，但我每天都进步很快。
那时候，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每顿必有咸菜，荤腥不多。但比起家里，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记得第一次发工资，每个月6块钱，我都舍不得花，准备寄回家给爹娘。
在部队的第一个冬天，我考取了军用车驾驶证。张士官长说我是他带过的兵里面学得最快的。很快，我就能独立执行一些简单的运输任务。每次开着大解放出任务，我都特别自豪，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名合格的军人。
我的战友王铁军是陕西人，比我大一岁，性格特别开朗。他常说："建国啊，你小子有出息，以后准能当上技术骨干。"每次执行任务，我们都是一对搭档，配合得特别默契。休息时，我们就躺在车斗里聊天，说说家乡的事，聊聊对未来的憧憬。
1979年春节后，我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要去川渝交界处运送一批军需物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整个连队就忙活起来了。寒风刺骨，我们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打着手电筒检查车况。张士官长特意过来帮我检查轮胎和机油，叮嘱道："路上要小心，山路不好走。"
我和王铁军开着两辆解放卡车出发了。沿着盘山公路往东走，道路越来越崎岖。山间雾气弥漫，能见度很低，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车载收音机里放着《军港之夜》，那悠扬的旋律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回荡在山谷中。
到了中午，我们在一个山间驿站休息。这是一个简陋的休息点，就一间砖房和几张木桌。正当我们准备吃干粮时，远处传来发动机的声音。很快，两辆军车停在了驿站前。让我意外的是，从副驾驶上跳下来一个女兵，穿着橄榄绿的军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同志，请问这是到达州的路吗？"她走过来问道。声音清脆，还带着浓浓的重庆口音。
"是的，我们也往那个方向去。"我站起来回答，注意到她胸前的通信兵徽章。
她自我介绍叫李晓梅，是重庆通信部队的，这次也是执行运输任务。我们聊了起来，得知她1960年出生，家是重庆的工人家庭，去年入伍。说话间，她露出甜美的笑容，让人感觉特别亲切。
吃过午饭，我们决定一起赶路，这样也好有个照应。山路越来越难走，有些地方还结了薄冰。我走在前面，时不时通过后视镜看看后面的车队。李晓梅坐在她们的车上，不时用对讲机和我们联络，确认路况。
下午三点左右，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山路更难走了，我们的车速不得不降下来。就在这时，前面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我赶紧停车查看，原来是前面山体有小规模滑坡，路面上堆了不少泥土和石块。
"这可怎么办？"王铁军担心地说。
李晓梅拿着对讲机下了车，走到路边查看情况。她说："不能硬闯，太危险了。要不我们一起想办法清理路面？"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一起动手清理障碍。雨越下越大，但没人退缩。李晓梅干活特别麻利，扛着铁锹的样子一点都不输给男兵。我们配合默契，一起搬开石块，铲除泥土。
干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清理出一条通道。大家都累得气喘吁吁，军装都湿透了。李晓梅的脸上、头发上沾满了泥水，但她还是笑着说："咱们军人就是要互帮互助。"
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军人应有的坚韧和担当。虽然认识不久，但这种患难与共的经历让我们之间产生了特别的情谊。
任务完成后，我们各自回到驻地。但李晓梅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主动写信给她，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从此，我们开始了频繁的通信。每次收到她的信，那淡淡的墨香都让我心情愉悦。
信里，她说起重庆的火锅，说起嘉陵江边的江景，说起她在部队的训练生活。她的字写得很秀气，偶尔会在信纸角落画几朵小花。我也给她讲我们连队的趣事，说起老班长教我的驾驶技巧，说起我在老家的那些往事。
1979年夏天，我接到调令，要去成都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车驾驶技术培训。临行前，我特意给李晓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她在回信中说："建国，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最优秀的驾驶员。"
在成都的日子并不轻松，每天要学习很多专业知识，还要实地操作训练。但想到李晓梅的鼓励，我就充满了动力。晚上回到宿舍，我会在煤油灯下给她写信，说说白天的见闻，说说对未来的期望。
培训结束后，我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回到连队。这时，我收到了李晓梅的来信，说她要调往重庆的后勤部门。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在她终于能回到家乡，坏在我们见面的机会可能会更少。
1980年初，我获得了探亲假的机会。我鼓起勇气，在信中约李晓梅见面。她同意了，我们约定在重庆的解放碑见面。那是我第一次去重庆，我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约定地点，生怕错过她。
记得那天阳光正好，街上人来人往。远远地，我就看到她穿着军装，站在邮政大楼前张望。我们都很激动，但又显得有些拘谨。她带我去吃了重庆最有名的毛血旺，我被辣得直冒汗，逗得她直笑。
那次见面后，我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我向她表明了心意，她红着脸答应了。但现实很快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她父母希望她能找一个重庆本地的对象，而我的父母也希望我能回老家发展。
1981年春节，我请了假回老家。站在熟悉的土砖房前，看着爹娘花白的头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我鼓起勇气，把和李晓梅的事告诉了他们。出乎意料的是，爹没有反对，只是说："要是人家姑娘愿意，咱家一定好好待她。"
我把爹娘的态度写信告诉了李晓梅。她也做通了父母的工作，他们最终也被女儿的坚持打动了。1982年冬天，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上，李晓梅穿着借来的红色旗袍，漂亮极了。
我们的新房是部队分的一间平房，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温馨。李晓梅把她从重庆带来的花布做成了窗帘，还在窗台上种了几盆矮牵牛。每天早上，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映得整个房间温暖明亮。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和晓梅都退休了，儿女也都成家立业。有时候，我们坐在小区的长椅上晒太阳，回忆起那年在山间驿站的相遇，都觉得特别神奇。
去年，我们专门去那个驿站看了看。那里已经修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服务区，但山还是那座山，天还是那片天。晓梅挽着我的手，笑着说："建国，咱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候。"
是啊，我们见证了祖国的变迁，经历了时代的进步。从当年的土砖房到现在的电梯房，从自行车到小汽车，从收音机到智能手机，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和晓梅之间的感情，却始终如那年山间的溪水一样清澈纯净。
现在，我常常跟年轻人说起我的故事。每当说到在那个山间驿站遇见晓梅的情景，他们都说我们很浪漫。其实我知道，真正的浪漫不在于相遇的偶然，而在于相守的必然。
人生就像那条山路，有上坡也有下坡，有晴天也有雨天。重要的是，有一个人愿意和你一起走，不离不弃。我很庆幸，在我二十岁那年的春天，在那个山间驿站，遇见了我的晓梅。
回首往事，我常常感慨：那个年代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意却格外真诚。如今生活越来越好，但我和晓梅始终保持着当年的那份简单和踏实。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财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