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一生留下了数之不尽的故事和传说。

在我国抗美援朝的时候，溥仪还曾主动献宝，希望能够主动帮助我们的抗美援朝事业。

溥仪献给国家的是什么宝贝？国家又是怎么回应他的呢？

溥仪向国家献宝的时间是在1950年，当时他刚刚被移交给新中国政府，正在监狱里劳动改造。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他的前半生可谓是跌宕起伏。

1908年，年仅三岁的醇亲王长子溥仪意外登上了帝位，改号宣统，人称宣统帝。

溥仪年少继位，又是出生在藩王府邸，登基之后身后有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面前有摄政监国的亲爹载沣，注定了只能做一个傀儡皇帝。

不过这个傀儡皇帝也没做多长时间，1912年就退位了。

退位之后，溥仪仍然被允许居住在紫禁城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是，随着溥仪逐渐长大，了解到自己祖先越来越多的事迹，了解到自己曾经大清帝国皇帝的身份，他的心开始躁动，他想要复辟大清。

1917年，溥仪曾经短暂的在北洋军阀张勋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当时“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他和张勋的复辟闹剧也注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很快张勋被讨伐兵败，他也再次被迫退位。

但是，从此以后，溥仪仍然没有放弃努力，企图复辟。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顺便把这个一直非常不安分的“假”皇帝一起赶出了北京城。

就这样，溥仪仍然没有放弃复辟清室的想法，长期活动在各种中外势力之间，还和张作霖等几个军阀搞密谋和串联。

1932年，日本尽力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对溥仪极力游说，终于劝动他北上，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

刚到东北没多久，溥仪就发现再次成为了别人的傀儡，这次还是自己主动送上门的。

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和日本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担任“伪满洲国”皇帝期间，溥仪也曾想过逃亡，但是由于日本人的严密监视，溥仪的逃亡计划失败，还遭到了日本人的威胁和斥责。

但是，日本人也没能蹦跶多久，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伪满洲国”覆灭。

溥仪也趁着日本战败再次逃亡，然而这次又被苏联人捉住了。

在苏联监狱中，虽然溥仪享受到了极为优厚的待遇，但他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害怕回到中国后遭到清算，所以一直申请用久居留苏联，他的每一次请求也都没有得到苏联人的同意。

1950年8月1日，溥仪还是被苏联移交给了新中国政府，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劳动改造。

刚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溥仪一直过得提心吊胆，他不相信新中国政府会真的像说的那样，在经过差不多十年的劳动改造之后就会还他自由，日本人残忍杀害他妻子谭玉玲的事他还铭记在心，于是一直想向新中国政府表现一番，来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点。

恰巧这时，听到狱警聊天，说我们要打抗美援朝战争了，但是现在国家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溥仪就想到了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贴身存放的一样重宝——田黄三连玺，于是他就叫来狱警，当着狱警的面撕开自己身上的旧棉袄，从一堆旧棉絮中把这件国宝掏了出来，犹豫一番后，亲手交到了狱警的手上。

“这串印章是一件重宝，应该能换不少钱，你去把他交给你的上级吧。”溥仪两眼盯着田黄三联玺说到。

狱警虽然不知道这串石头疙瘩为啥那么值钱，但知道溥仪以前的身份不一般，还是按照他的话把这串印章交到了上级手上。

田黄三联玺，又叫田黄三链章，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寻回的最为珍贵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真正的价值连城。

此玺是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所造，三枚印章和三条印链全部是由一大块田黄石雕刻而成，就算是在乾隆皇帝上千枚的小玺中，三联玺也是精品中的精品，乾隆和以后的历代清朝皇帝都十分珍视。

雕刻三联玺的田黄石一直有“万石中之王”、“印石之王”的尊号，婴儿拳头大小的一块田黄石就可拍出天价，有“黄金易得，田黄难求”、“一寸田黄一寸金”等美名。

在明清两代，质量上乘的田黄石一直是皇家贡品。乾隆皇帝逊位后，一块奇大无比的田黄石被进贡给清朝皇室，乾隆皇帝见后大为欢喜，他就命天下的能工巧匠用心雕刻，造成此玺。

这三玺的篆刻方式与玺文布局也各有千秋。刻有“乾隆宸翰”的印玺为阳文篆刻，用的是传统格式布局；刻有“乐天”的印玺虽然也是阳文篆刻，但是两侧装饰有螭纹，画面更富有动感；刻有“惟精惟一”的印章也最为特殊，不仅是用的阴文篆刻，布局方式用的也是汉代私印的形式，非常美观。

清高宗在清朝皇帝的心目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而且他“惟精惟一”的治国理念也深深影响了后面几代清朝皇帝，因此，他下令雕刻的田黄三联玺在后世的历代清朝皇帝眼中也就有了不同一般的意义。

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的时候，匆忙之中不忘把这件国宝藏在自己身上，由于当时北洋军士兵没有对他进行严厉搜查，让他得以顺利把这件国宝带出北京。

之后北京城几经易主，也有不少人在紫禁城中大肆搜寻这件国宝，但都一无所获。后来人们也就渐渐放弃了希望，认为这件国宝已经流落海外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旅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看到这件国宝被狱警带到自己面前的时候才会大吃一惊，没想到全中国找了近三十年的国家珍宝竟然一直在溥仪身上。

在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这位领导明白了溥仪的心思，也明白了溥仪的顾虑。

于是这位领导专门找到溥仪谈话。

这时候的溥仪还在患得患失，心中既紧张，又期待。他大半生都在和军阀以及帝国主义打交道，太明白那些人手下的士兵是什么德行，他真怕那个狱警或者他的上级私下昧下这件国宝，到时候他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狱警竟然真的把这件国宝上交给了领导，领导又拿着这件国宝又亲自来找他谈话。

双方坐下之后，领导先是肯定和表扬了溥仪主动上交国宝的行为，这让溥仪受宠若惊。

然后领导又再次向溥仪宣讲了新中国对战犯的政策，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和溥仪以前见到的所有反动派或者帝国主义政府都不一样，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而且言出必践，不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听到领导的承诺，溥仪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然而，领导接下来的话让溥仪喜出望外。

领导向溥仪表示，只要溥仪能在服刑期间好好改造，还有可以申请减刑。

溥仪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一下子又有了光亮，心里暖洋洋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溥仪真的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劳动改造之中，生活上也再不要别人服侍，而是亲力亲为。

为了反思自己以往犯下的错误，警醒后人，他还在狱中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1959年，溥仪由于表现良好，获得了特赦。

原本溥仪对获得特赦基本上没抱希望，他是这样和别人说的：“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新中国政府真的有在认真考察他们每一个战犯的表现，真的像那个领导之前说的那样，只要好好表现，就能争取到宽大处理。

获得特赦后的溥仪成为了北京一家植物园的园丁，在这期间，他还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张身份证。

1961年，溥仪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被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工作。

1962年，溥仪与第五任妻子李淑贤完婚，在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

在获得特赦后，溥仪共参加了三次选举，第三次的时候溥仪刚刚做完手术，非常虚弱，要妻子李淑贤搀扶着才能参加投票，但是根据李淑贤的回忆，“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

从大清帝国的末代皇帝，再到新中国的公民，政协委员，溥仪的一生可谓是精彩异常。

而他的经历，他从早期一心复辟到晚年真正认同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思想历程的转变，也是中国人民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在精神思想领域的变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