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勇 来源：《重庆史》

编者按：2024年9月20日，是童小鹏同志诞辰110周年。童小鹏（1914年9月20日—2007年7月18日），福建省长汀县童坊乡童坊村人。1930年6月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

小鹏同志与重庆有着不解之缘。抗日战争时期，童小鹏跟随周恩来驻在红岩村，为抗战胜利贡献了青春。新中国成立后，童小鹏多次受周恩来委托来重庆办理重要事务。改革开放后，晚年的童小鹏多次重返故地，为南方局历史资料征集和党史事业鞠奉出余热。重庆党史工作，尤其是南方局资料搜集整理、红岩精神研究始终得到他的长期关怀指导。

据童小鹏之子丹宁同志告诉，今年在家乡有纪念活动。

本号发表周勇教授撰写的《小鹏同志晚年的事业与嘱托》，缅怀这位老革命家。

小鹏同志晚年的事业与嘱托

——一个青年学者的近距离观察

周勇

我1983年大学毕业以后即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特别是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的研究。由于这个原因，我认识了童小鹏同志。20多年来，或在重庆，或在北京，或在家里，或在会中，或为家事，或为学问，或为公务，或为私谊，多得他和紫菲同志的教诲、提携。

一、令人尊敬的老革命家

在这位慈祥的老人面前，我全然不会感到拘束，完全忘记了他是一位大人物。我也同父辈们一样，亲切地叫他“小鹏同志”。我向他请教过许多关于中共党史、南方局党史、抗日战争史的若干问题，也怀着浓厚的好奇心请他给我讲那些追随领袖的难忘岁月，他也总是有问必答，娓娓道来。但是，谈得最多的话题还是周恩来和红岩精神，讲得最多的故事则是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时光。他要求我们 “应该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宣传周恩来，把周恩来留下的精神财富变成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他说，现在国内对于延安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都成立了专门的学会进行研究，还出了刊物，并有过很好的概括。“红岩精神”与它们是相通的，但是“红岩精神”有自己的独特内涵。我们要好好研究“红岩精神”，要好好发扬“红岩精神”。

童小鹏（二排右四，右三为紫菲）与南方局老同志重回重庆红岩村

后来，小鹏同志去了漳州老家，我要见他就很不容易了。因为劳累过度，小鹏同志因患脑梗塞，又返回北京居住。因此我每次到北京，总要去看看老人家，这已经是规定动作了，不然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同时，我父亲也常常嘱咐我，我是走不动了，你一定要去看看小鹏同志。他对我们全家那么亲切，在重庆搞南方局研究，如果没有他是搞不到今天这个局面的。还有你本人，他对你关心支持多大哟。如果可能，你把东东（我的儿子周昌凌，在北京上大学）也带去。而到了北京，小鹏同志对我父亲和我们一家，也总是问长问短。因此，每次北京归来，我也总是如实相告，担负起疏通两家音信，传递友情的任务。

2006年12月底下旬，快过元旦了，适逢我到北京出差，照例又去万寿路看望他老人家。那天，老人精神很好，坐在轮椅上，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电视连续剧《长征》，脸上安祥而肃穆。我叫了他一声，没有反应。丹宁说，他特别喜欢这些电视剧，一看就入神。那一天，丹宁送给我一本书，叫《老爸童小鹏的长征情怀》。封面上，耄耋之年的童小鹏头戴八角帽，身着红军服，背上背着一顶竹斗笠，站在一棵青松下，气宇轩昂地看着我们。这本书是丹宁为父亲收集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分为“长征日记”“长征回忆”“长征报告”“长征情怀”四个部分。在这部书里，首次发表了小鹏同志于2006年在92岁高龄时，用左手书写的毛主席《七律•长征》。几个月后，小鹏同志就去世了。这是小鹏同志关于长征的绝笔，十分珍贵。丹宁同志讲，由于突患脑梗，老人家手中的全部编辑工作都没法开展了，这部书是按照小鹏同志的意见，由丹宁同志编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据丹宁同志讲，小鹏同志很挂念重庆的同志和南方局研究工作，因此嘱送我一本，并要我将此书送给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等领导同志。回到重庆后，我把书送给了汪洋书记，他要我转告对小鹏同志的问候并要去了丹宁同志的电话和住址。那天我离开的时候去向小鹏同志辞行，他艰难地站起来，又艰难地但却笑眯眯地和我握手。我大声地对他说，明年来北京，再来看你。他招了招手，和蔼可亲。丹宁在一旁说，只要重庆来人，或者说到重庆，他就高兴得很。

这个画面已经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头脑中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童小鹏，一个长征战士童小鹏，一个红岩村人童小鹏，一个重庆老乡童小鹏。

二、老革命家中的摄影家

知道童小鹏是位老革命已经好久好久了，但知道他还是一位摄影家，却始于1984年冬天。那是一个雪后初霁的日子，他领我到许德珩副委员长的驻地京西宾馆去，请许老为我们的《国民参政会纪实》作序。那一年，小鹏同志已过了古稀之年，但身手依然矫健，手持一部美能达，非常专业地从不同角度为许老和我们大家拍了不少当时还颇为稀罕的彩色照片（其中一张收在他的《历史的脚印》中）。后来我才知道，他从事此道已近50年了，且经历非凡。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只是摄影“游击队员”。

1984年12月，童小鹏（右一）带领笔者（左一）拜访许德珩副委员长（右二），请其为《国民参政会纪实》作序。

几十年戎马生涯，东奔西忙，这几千张照片都只能是尘封的历史。1982年因患心脏病退到第二线以后，小鹏同志才得以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整理。1984年他的第一部摄影集《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版了。这部影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记录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国共关系中“合则两利，分则两损”的历史规律，表达了中国人民共同努力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统一的愿望。邓颖超同志大为赞赏，亲自审稿并题词“炎黄子孙，爱国一家，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李维汉同志题词“为了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陆定一同志为之作序，他说：“这部影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过程的珍贵历史资料。”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其独特的视角，历史的魅力，艺术的语言，引起轰动。许多同志要求他把几十年来所拍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公开展览。1987年3月，“童小鹏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展出的300多张照片尽管也只是童小鹏保存的历史照片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个展览还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城，人们进而要求他出版个人的摄影集。这样，便有了1990年《历史的脚印──童小鹏摄影资料选集》的出版。

如果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混编”的话（即其中还集有他人拍摄的照片），那么，《历史的脚印》则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专集”，所有照片都出自于小鹏之手。它展示的是从1937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的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上的独特一页，同时，也是他个人摄影史的忠实记录，都是他本人的佳作。

童小鹏从事摄影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能够持之以恒，能够60年如一日。系统地用摄影的方法记录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始于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陕北的采访和《西行漫记》的出版。斯诺先生离开陕北时，把他的照相机送给了陆定一同志，要他拍些照片，为中国共产党留作记录。但是，由于工作忙，陆定一拍的照片有限。到了“文革”大劫，这个照相机也被“响当当的造反派”当成猎物拿走了，让陆定一同志引为遗憾。所以，他对童小鹏的摄影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对他出版影集一再督促，两次为其作序。当《历史的脚印》出版的时候，陆定一的欣喜溢于言表，他说：“童小鹏同志开始从事摄影，在时间上说，是在斯诺访问陕北之后，……小鹏同志比起斯诺先生来，有他的优势：他是中国人，是共产党的干部。他所拍摄的照片，当然有其特点。”“他做了这件事，也使我的一件遗憾得到一定弥补。如果斯诺先生还在，我可以把童小鹏同志的影集，向他交账，他一定会高兴的。”

三、红岩精神创造者践行者传承人

童小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近40年，特别是当了8年总理办公室主任。其中抗战时期在重庆红岩村住了8年。因此，他非常自觉地意识到，把他所知道的周恩来写出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这也是许多老同志的愿望。为此，早在1984年他就制定了《风雨四十年》的写作计划，专门征求过陈云、杨尚昆同志的意见。陈云、尚昆同志极表赞成，陈云同志为他题写了书名，尚昆同志为这本书作序。陆定一同志认为，童小鹏“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这种工作没有别人能代替他。”

1986年童小鹏为家父创办的重庆文史书店题词

可是，更多的事情等着他。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南方局党史是整个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南方局的党史资料没有进行很好的征集与研究，因而在各种中共党史著述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更是疯狂地对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进行污蔑与陷害，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立准立好南方局党史，成为曾经在南方局工作的老同志们的最大心愿和历史责任。小鹏同志更感到责无旁贷。1982年，他刚从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便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副主任、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副组长、《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组长的职务，担起了编辑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党史资料的重任。

20世纪80年代，童小鹏（前排左三）、紫菲同志（前排右四）与重庆的老同志、史学界同志们在一起。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他组织北京、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重庆等地的老同志和各方面的力量，克服了许多难以言状的困难，主持编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之一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共6大卷200多万字。这件事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支持，耀邦同志欣然为之题写书名。随后，在童小鹏的领导下，又编纂出版了《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党史资料书。其间，他编辑和出版了两本摄影集《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的脚印》，和中央档案馆编辑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6本，130字），在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时出版了他在红军时期写的4本日记――《军中日记》。

完成这些皇皇巨著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已经是超负荷的劳动了。可是，只要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研究，与南方局党史有关的事情找到他，他又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支持，去实实在在地帮助。

1990年，这些书都完成以后，童小鹏决心“落叶归根”，离开北京，返回福建，在漳州定居，去专心完成他心中的宿愿──《风雨四十年》的写作。临行前，他把这些年来编著的著作送了一套给江泽民总书记，1990年７月７日，江泽民总书记复信给他：“所送影集及南方局各历史资料均已收到，我将抽暇逐一拜读……希望您有更多新编书籍问世。”这是党的总书记对一个红岩老战士晚年情怀的敬意。

在漳州，童小鹏全身心投入到《风雨四十年》的写作之中。然而，正当他醉心于那些难忘的岁月，流连于在周恩来领导下既紧张繁忙，又得益匪浅的日子的时候，年届八旬的老人又遭受到老伴紫菲不幸辞世的打击。童老以坚强的毅力，把对从红岩起就相识、相知、相爱、相伴达50年之久的老伴的悼念，深深地融汇在的《风雨四十年》中。以至于1993年秋《风雨四十年》第一部脱稿后，童小鹏心脏病复发，病情危急，所幸经抢救脱险。但刚刚脱离危险的小鹏同志在病床上又提出要继续撰著《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医生再三叮嘱一定不能再写作，而童小鹏却执意不肯停笔。后来在漳州市委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编写小组，又经过两年的努力，协助小鹏同志完成了书稿，并于1996年１月周恩来同志逝世20周年的时候出版问世。

小鹏同志对我说：“《风雨四十年》不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而是根据党史资料，根据我个人了解的情况写的一部以回忆周恩来为主要内容的书。”确实，《风雨四十年》和现在已经出版的一二百部有关周恩来的著作有明显的不同。绝大多数著作是根据资料或访问有关人员而写成的。而《风雨四十年》则是童小鹏的亲历、亲见、亲闻，透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童小鹏写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严肃认真。这部著作除写下了作者的亲身经历以外（他保存着几十年间记下的100多本工作笔记和日记），也在经过认真甄选鉴别的基础上引用资料和别人的研究成果。完稿以后，又分门别类送请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审阅，以保证这部著作的翔实可靠。可以说，《风雨四十年》是周恩来在四十年（1936－1976）中所经受的风风雨雨的生动记录，是他坚贞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道德风范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童小鹏晚年的杰作，是他对自己四十年风雨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后来我在重庆访问他时谈到了这部书，小鹏同志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到漳州8年了，我就做了这么一件事。这算是尽到了我的一份应尽的责任。”

1986年童小鹏紫菲夫妇与周勇郭金杭合影

四、《红岩春秋》的首创者

当南方局党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后，童小鹏要回漳州了，但是，他对南方局、对红岩的事情仍放心不下，他希望重庆市委把深入研究、准确宣传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这件事情继续进行下去。1988年6月6日，童小鹏在与重庆市委领导交谈时就建议，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专门的“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加强对南方局历史的研究，并且办一份刊物，编一套《南方局史稿》，向社会宣传南方局历史功绩。重庆市委采纳了他的建议，指示市委党史工委着手筹备成立。

1989年夏天，童小鹏和夫人紫菲（前排左二、三）与重庆市政协和重庆学界同志在一起。（前排左一孟广涵、右二周永林；后排左二周勇、右一王明湘）

最先做的是办刊物的事。市委党史工委在上报的《关于创办南方局党史刊物的请示报告》中称：“为了进一步推动南方局党史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史料征集和研究，拟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资料性、学术性刊物。以抗战时期南方国统区党史为主，兼及建党以来重庆地方党史，努力为推进党的基本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后来，刊名定为《红岩春秋》。

为了《红岩春秋》的早日诞生，74岁他的亲自出面，八方联系，办理刊物审批手续。为此感动了许多人，也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很快就在当年三季度争取到公开刊号。据说这一年四川全省才新增到两个刊号。

《红岩春秋》是全国范围内集中宣传周恩来和“红岩精神”的刊物。拿到出生证后，童小鹏的喜悦溢于言表，他马上就将这些情况向邓颖超同志作了汇报，邓大姐很高兴，欣然题写刊名。童小鹏同志讲，那时邓大姐已经85岁，早已封笔，不再题词了。可见邓大姐对《红岩春秋》寄望之殷，嘱托之重。1989年5月《红岩春秋》正式创刊。后来，小鹏同志多次听取《红岩春秋》的办刊工作汇报，直接指导我们运用南方局光辉的斗争历史和重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弘扬红岩精神，资政育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其中饱含着邓大姐的嘱托，饱含着南方局老同志的关心支持，饱含着重庆市委的精神培育，也饱含着小鹏同志的心血。

2002年5月、10月，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先后到重庆考察，就深入研究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据此，2002年10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批复了《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要求由重庆牵头，与有关省区党史工作部门一道，深化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

2003年6月，我从重庆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任上调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和《红岩春秋》杂志社社长。深入研究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接力棒到了我们的手上。

2004年，根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批复精神，成立了“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工作小组”，小组办公室设在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为组长，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为办公室主任。小组的职责是：贯彻落实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南方局历史研究的指示；协调原南方管辖的十省区市关于南方局历史研究和宣传的整体工作；审议工作规划和研究成果等重大问题。

2003年以来，我们已经编辑出版《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编辑出版《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集》。重庆市干部教育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红岩精神读本》，标志着红岩精神正式成为全市干部培训基本内容。此外，我们还成功申报并获准国家社科规划基金立项开展了《红岩精神研究》《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研究》两大课题；由市委宣传部和国防大学共同组织编写的《红岩精神》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弘扬革命精神系列丛书”之一，标志着红岩精神从重庆一隅正式进行全国视野，并取得了国家级的研究成果。

五、两家三代人的情谊

在纪念童小鹏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告诉家父，我要写一篇怀念小鹏同志的文章。他特别要我好好地写一下小鹏同志，以表达他这位耄耋老人和我们全家对小鹏同志的怀念和敬意。

1984年，家父周永林（左四）陪同童小鹏（左三）调研重庆文史工作

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秘密参加过南方局重庆统战工作组的工作，但由于小鹏同志在红岩村南方局长期从事机要工作，他们并不认识。直到全国解放后，同在统战部门，他们才有了工作联系。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共同的课题，共同的责任感，使他们从工作的上下级成为了事业的同事、人生的朋友。特别是他们从《重庆谈判纪实》开始，完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4题8卷，500万字的“北京约定”感人至深。

1986年夏，父亲周永林与童小鹏（右）

在重庆讨论编纂《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

父亲与童小鹏共同完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4题8卷，500万字。

我们家与小鹏同志的交往还有一些小事，很是有趣，也令人难忘。

我的儿子（右一）给童小鹏爷爷（右二）、孟广涵爷爷（左二）和自己的爷爷周永林（右一）朗诵诗歌。

那是1988年的夏天，小鹏同志和夫人紫菲到重庆指导工作。一个周末，家父和母亲带领我们一家，到市委招待所范庄看望小鹏夫妇。当时我的儿子刚满四岁，天真可爱。见到小鹏同志一点也不拘束。小鹏同志对他也疼爱有加，一老一少其乐融融。

当时电视台正热播电视连续剧《济公》，风靡神州。那天晚上，儿子自告奋勇地要给小鹏爷爷、紫菲奶奶表演一个节目，于是拿起一把蒲扇，装成济公，唱起了《济公》的主题曲，边唱边舞，一副疯疯颠颠的样子。而小鹏同志呢，开始还安然地坐在沙发上双手打着拍子，欣赏儿子的表演，快乐而沉醉。忘情之时，儿子拿起一张报纸，折了一个济公和尚帽给小鹏同志戴在头上，自己也同样戴了一顶。这样便激起了小鹏同志的童心，这一老一少，就面对着面，既唱且跳，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全家人一起鼓掌欢呼。

我的儿子（右）给童小鹏爷爷（左）戴上济公的纸帽子。

2004年9月，小鹏同志90寿辰，我专门带儿子去给小鹏同志拜寿。当时小鹏同志大病初愈，听力不好，说话也很困难，在中央统战部培训基地休养。儿子叫他“童爷爷”，他没有什么反应。我告诉他，这是我的儿子，他也摇摇头，不认识。于是我就唱起了“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并学着电视里济公的样子，手舞足蹈。小鹏同志的脸上一下子就放出动人的光彩，大声地说，这么大了，并用手比划，当时才这么高呀。如今，小鹏同志已经作古，儿子则已长大成人，这一老一少合唱共舞的动人情景，已成绝响，令人感叹。

2004年9月，童小鹏90大寿。我们父子二人去给童小鹏拜寿。

我庆幸自己成长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更庆幸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就追随着南方局老同志们搜集整理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步伐。

今年，我的一部新著《历史学视野中的红岩精神研究》将要出版。这是一部从历史学视野研究红岩精神研究历程的史学史著作。我在后记中专门写到“正是因为南方局老同志宋平、童小鹏等的耳提面命，使得我能够亲眼见证、亲身参与 40多年来，老同志们和学术界对中共南方局历史、红岩精神研究的风雨历程，也使我自己在追寻中砥砺磨炼，逐渐成长起来”，“这就使得我有可能、有机会触摸到这段历史跳动的脉搏，从而较为完整地记录下这段真实的、滚烫的历史。”

如今父亲、母亲和小鹏同志都已离去，这也是我向他们交上的一份作业。

六、魂兮归来迎“小鹏”

2007年7月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纪念杨尚昆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为此，7月19日，我和重庆的许多同志来到北京。当天深夜，我从一位同志的电话中得到小鹏同志18日去世的消息。当时我完全不敢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只以为是病情紧急，又送医院抢救了。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丹宁同志。在电话那头他那低沉喑哑的话语中，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当天晚上便对重庆方面的悼念事宜作了安排。

2007年7月20日，我代表重庆市委和市委宣传部前往童小鹏家中，吊唁童小鹏逝世。图为童小鹏儿子童丹宁（左二）、童利宁（右一）。

第二天早上到了人民大会堂，我把噩耗报告了汪洋书记，他要我代表重庆市委向小鹏同志的亲属表示哀悼。上午会议结束后，我便带领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到了万寿路。走进客厅，半年前小鹏同志与我艰难地拉手，微笑着告别的场景仿佛又映入眼帘。耳边，仿佛又响起了12年（1995年）前小鹏同志的亲切话语：

“抗战时期，我和我的老伴紫菲一起，喝了八年嘉陵江水。我们在红岩共同战斗，后来恋爱、结婚，在这里生了两个娃娃，他们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所以，红岩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以前就商量过，将来去世以后不保留骨灰。把骨灰一半撒在嘉陵江里，一半深埋在红岩的泥土中，不搞墓，也不写名字。去年紫菲去世了，我把她的骨灰送了回来，并宣布了我们生前的约定。现在我要再次重申，我将来去世，骨灰不放在漳州，还是请我的儿子、媳妇把我的骨灰送回红岩，一半撒在嘉陵江，一半埋在红岩，和紫菲在一起。我们曾经生活在红岩，战斗在红岩。我们生是化龙桥红岩嘴的人，死了还要回到红岩，做红岩村的鬼。当然，鬼是没有的，魂兮归来，魂归红岩。这也是‘红岩精神’的体现！”

这段话是1995年童小鹏同志对我说的。那一年，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在重庆召开“中共南方局党史暨《新华日报》报史座谈会”。我当时在市委党校工作，担任《理论建设》杂志的主编，对他作了一次专访。这段话最使我震撼，也难以忘怀，让我深深地体味到一个老战士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的伟大情怀。

2009年5月，重庆举办“红岩儿女红岩行”活动，邀请原南方局老同志的子女到重庆寻访老一辈浴血奋斗的足迹。其中专门安排了撒放安葬童小鹏骨灰的仪式。

2009年5月8日，童小鹏骨灰在他曾战斗过的机要科长室停放一天。右二童丹宁、右一童利宁。

2009年5月8日，童小鹏的几个儿子、亲属和南方局老同志的子女们，护送童小鹏的骨灰到达重庆。我带领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前往机场迎接。随后，将童小鹏的骨灰安放在红岩村重庆八办旧址三楼原机要科科长室，这里曾经是童小鹏在重庆住过八年的地方，现在他又重新回到当年战斗过的岗位上。

5月9日8:00，我们前往朝天门码头，迎接童小鹏的骨灰，登上“长江海事一号”船。轮船启航逆嘉陵江而上，朝天门、千厮门、临江门、大溪沟、牛角沱、李子坝、化龙桥，这些都是60多年前童小鹏用脚步丈量过的地方，如今都在目送着童老人家的远行。

2009年5月9日，周勇主持童小鹏骨灰撒放仪式。

大约9：10左右，船行至红岩村附近，在我的主持下，举行了童小鹏部分骨灰撒放仪式。全体肃立，拉响汽笛，向小鹏同志致哀。随后，由童小鹏的儿子亲手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向嘉陵江中。我们和“红岩儿女红岩行”活动全体同志，把一枝枝、一把把白色、黄色的菊花撒向嘉陵江中，目送童小鹏的骨灰和鲜花一起顺着嘉陵江流向长江，流向大海。

随后，我们来到红岩村后山，举行童小鹏、紫菲骨灰合葬仪式。

童小鹏夫人紫菲于1993年7月14日在漳州去世。1994年3月7日，童小鹏带领全家将紫菲的骨灰从漳州送到重庆。按照他们生前的约定，一部分骨灰撒向嘉陵江，以实现共产党人“四海为家”的夙愿；一部分深埋在红岩的热土中，永远不离开红岩。

在酝酿过程中，童小鹏表示，墓地就选在红岩村的后山的荒坡上，只栽一棵树，不作任何标记。因此红岩的同志就找了一片林木葱笼之所在，深挖下去，用混凝土做了一个可放两个骨灰盒的墓穴。

当时我亲身参加了这一仪式，那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那年，童小鹏80整寿，但精神健旺。他郑重宣布：“当我将来寿终正寝后，由丹宁、利宁和其他家属一起，同样把我的骨灰送回红岩，让我同紫菲永远在红岩安息。”他特地在自己的墓穴中放了两瓶茅台酒，他说，这是今后请那些安葬我骨灰的同志们喝的。　

如今，童小鹏的骨灰也来到这片墓地之中。在我的主持下，他的骨灰缓缓入土。大家共同为骨灰安葬培土，敬献花圈，向两位老人鞠躬致敬。童小鹏和紫菲的遗愿终于实现了——“我们生是化龙桥红岩嘴的人，死了还要回到红岩，做红岩村的鬼。这也是‘红岩精神’的体现！”

2009年5月9日，周勇主持童小鹏骨灰安葬仪式

从1995年童小鹏向我讲身后事，到2009年我完成他魂归红岩的遗愿，十五年。我当时就想，这是小鹏之幸，是红岩之幸。

2009年5月9日，周勇为童小鹏紫菲骨灰合葬纪念树培土

如今又过了十五年。每当我想起这位红岩老战士，他的笑容、话语、嘱托、提携，总是那么让人心动。我能够在他老人家培养下成长起来，还能够为他老人家的身后事尽一份力量，也是我人生之幸。

2024年9月18日于十驾庐

【作者：周勇 来源：《重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