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昀鋆在母亲忌日时拍下的纪念照片。（受访者供图）
在英国访学期间，李昀鋆观察到，身边的人谈起丧亲经历时，语气往往非常自然。她的英国导师专门研究丧亲，和李昀鋆第一次见面时，她已经将自己人生中所有的丧亲经验，包括丈夫、父亲、小儿子是如何去世的，都跟她分享了一遍。学校诊所的评估表格上，“丧亲”也被自然地列入了近期可能影响身心状态的重要事项之一。
在那样的环境中，李昀鋆也逐渐不再避讳。在院系茶水间遇见同事，她会自然地分享自己研究丧亲与哀伤，背后的原因是母亲去世了，而听的人也会顺着她的话接下去，说起自己或朋友的类似经历。
“感觉在那里，丧亲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要藏着掖着的事情。”她说。过去，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期间，李昀鋆一直有意识地向周围人瞒着自己的丧亲身份，直至博士论文答辩，她才向众人公开。
在华人社会，丧亲大多时候被视作禁忌，少有人公开谈论。一开始做丧亲研究时，她总是需要向别人解释，研究哀伤是有意义的。每当与旁人提起，几乎所有人都会惊讶：“为什么要研究丧亲？有什么用？”在大部分人眼里，“时间会疗愈一切”的观念根深蒂固。
作为一个丧母的女儿，李昀鋆从未停止过哀伤，即使她表面上依旧在正常生活。她不禁陷入自我怀疑：这个研究真的有意义吗？其他丧亲者的哀伤经验是什么样的，他们会不会很快就放下了哀伤？在此前的生活中，她从未遇到过一个公开表明自己丧亲身份的年轻子女。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她无从知晓。
招募到合适的受访对象并不容易。为了做一项丧亲研究，台湾学者张淑容曾招募父母在初中时突然离世的年轻子女，可截至论文完成时，她最终的访谈对象仅有3人，而且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而来。
李昀鋆最初同样尝试在熟人网络里撒网，但一无所获；后来又联系了两家提供哀伤服务的公益机构，效果也不理想。最终，通过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的研究邀请信，她才成功招募到受访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访谈，44位年轻丧亲子女的哀伤叙事在她面前徐徐展开，并最终被编织进她的新书《与哀伤共处》中。
1 “哀伤在大部分人的眼里， 帮不到忙”南方周末： 你是怎么开始做丧亲研究的？
李昀鋆： 研一的时候，我妈妈突然间去世了。我以为我会处理得很好，我本科和硕士一直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我受过社工的训练，所以一直很想表达自己的情绪，哭得很厉害，也有很多保护我妈妈的行为，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遗憾。然后回到校园，回到了所谓的正常生活里，却发现不是这样，整个人很崩溃。
来香港读PhD的时候，我当时想选择Wallace（陈智豪）做我的博士导师，在看他的简介时，我看到他有一个研究领域叫做“bereavement”。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一搜就看到那个词叫做“丧亲之痛”，完全是没有预备的情况下看到，我“哐”一下就哭了。后面才知道，原来社工是会提供哀伤辅导的。但是我依然选择避开，在那段时间里也没有跟我的导师说过，我经历了母亲离世这件事。
第二个学期我们要做一些教学助理的工作，学系自然地把导师的课指派给了我。那门课叫做《与哀伤共存》（Living with grief），它其实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一门专门聚焦哀伤与死亡的课程，也是Wallace主动申请开设的。整门课的主题都围绕“哀伤”展开。我旁听的时候想假装大家看不见我，但是又不停被触动，躲在角落里狂哭。
严格意义上来说，到那个时候我都不愿意做丧亲研究。对于丧亲者来说，愧疚也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比如你会反复想，是不是有什么没做到，甚至你会觉得他的苦应该是自己来受。我当时就真的感受到了，因为我妈死了，我活着或者是感到开心，就会有一些奇怪的愧疚感。而且我觉得，如果我继续研究长者，那么像母亲一样的长者，可以从我的研究成果中获益；但是做丧亲研究的受益者是我自己，我母亲不会从这个丧亲研究里面获得任何好处。是我想要从这个研究里，可能找到一些我人生的解答方向，所以会更加自私。
之所以发生改变是我出了一场车祸，挺严重的，突然间意识到原来年轻人会死，死亡焦虑变得很强。那个时候母亲去世一年多，我的哀伤很强烈，真的很想知道我要怎么活下去，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跟它相处。所以我对导师说，我想要换一个方向做丧亲了。
南方周末： 你的部分受访者提到，他们会因担心被他人看轻而假装坚强，从而将哀伤隐藏起来，你怎么看待？
李昀鋆： 这多多少少和大家看待所谓的孤儿寡母或没有父亲，一个家庭里面缺少了支柱，对它的想象或者污名直接相关。对于一个年轻人，可能心智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他会特别想要保护整个家庭，站出来，很希望替代去世的那位家人来保护整个家庭。
但是在另一层面上，他们就必须把自己的哀伤压抑起来。因为哀伤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帮不到忙。你必须把“没有什么用”的眼泪，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接受不了那个人去世了这件事情全部往下压，才能把手头上更加重要的事情处理掉。
南方周末： 似乎在我们的文化里，脆弱是很难被接受的，甚至被视作一种无用的情绪？
李昀鋆： 是的，而且你不敢暴露自己的脆弱。包括我现在站出来，去分享我的丧母经验，不可避免地要讲我自己的事情，我其实也觉得不舒服。我会觉得被别人知道很多我和母亲相处的细节，或者是被别人知道，我其实一直因为我的母亲而难过，流泪了这么久。虽然我很有正当的理由，这不是病，完全是合理的，但我依然很害怕别人去评判，我也不希望别人看到我的脆弱，也会觉得很羞耻。
在我做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要去不断合理化（Justify），去跟别人讲清楚为什么研究丧亲或哀伤是有必要的。大家都觉得这是不重要的事情，你的眼泪、脆弱和痛苦是不值得被关注的，因为这是所有人都需要经历的事情，所有人自己都会康复，所以不需要理会。这是我一直以来收到世界给我的反馈。
李昀鋆在英国访学时经过的墓地。（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 你在研究中提到，同辈的“同理哀伤无效”常会加深丧亲者的“拆毁”体验，具体是怎么加深的？
李昀鋆： 我一开始经历哀伤的时候，会和朋友倾诉痛苦，但是分享了几次之后，就会感觉到，他们的确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当谈到丧亲的时候，尤其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你把人家推到了一个很尴尬的社交领域，慢慢地我也就放弃了，只能自己消化。
我的研究对象中，很多年轻子女也不是一开始就三缄其口，他们其实也曾主动尝试开口，试图与朋友倾诉自己的哀伤。但反馈往往令人失望。比如有一位受访者鼓起勇气向室友讲述丧父的经历，但室友的回应却是明显的不耐烦。这种“同理哀伤无效”的经验反复出现，不仅让他们更不愿意再谈哀伤，也加深了他们对周遭的疏离感。正是这种负面的互动，让很多年轻人逐渐收起情绪，觉得“还是不说了，说了也没人懂”。
为什么我觉得年轻人的哀伤需要被关注？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年轻人应该不会遇到亲人甚至至亲的死亡，他们的生活是充满朝气、充满希望的。我们的同龄人很少想象过亲人去世，当知道要好的朋友经历了亲人的去世，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大家会担心：我说话会不会更触动他？他会不会更痛苦？从小到大，我们并没有接受过生死教育，也没有学过如何聊哀伤。在没有经验、没有参考的情况下，很多人会出于本能选择沉默，或干脆回避，害怕造成二次伤害。
但这个哀伤对于丧亲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真实的痛苦。他自己要经历这一切，会有很多的疑惑。他的哀伤一直是他生活里的一根刺，很痛，又拔不出来，影响着他真实的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又没有人支持他，也没有人认可：其实你的哀伤是正常的，我们可以陪伴你，跟你聊更多；我们没有答案，但是大家可以一起分担。相反，很多人的做法是回避。他们心里想的是：“我怕一提起，会让你更难过。”于是选择沉默。
身边人的这种沉默，本质上也是一种否定。经历丧亲的人更加感受到我的哀伤不重要，我的哀伤不被别人看见，甚至带着一种“你最好快点恢复”的隐性期待，而不是“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的支持。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这种交流的误会，让丧亲者觉得像在孤岛上，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的确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有过自杀的念头，当然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因素。
南方周末： 你的部分受访者可能一开始就会被家人隐瞒父/母的病情直至他们去世，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李昀鋆： 很多时候，家人并不是故意要隐瞒，而是家人或长辈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说。谈到死亡，都会害怕触动彼此的情绪，长辈也没准备好谈论，在他们的认知里，好像丧亲、哀伤本来就不是应该公开拿出来分享的事情。我觉得整个社会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谈，下意识就觉得不应该聊。
有些家庭从亲人生病开始，就已经不太愿意把实情告诉年轻人了。这对年轻人来说其实是学习“避讳”的过程，他慢慢就认为，知道原来像死亡、哀伤这些事情，本身就不应该被讨论。像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她对我外婆的死一直很痛苦。
学社工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至少应该说出来，但即便如此，我也一直在碰壁。身边的人不会愿意跟你谈论，会觉得都过去了，再提也没有什么好处，应该放下这份哀伤，继续往前走。所有人都不再跟你谈的时候，到最后我也放弃了跟他们谈，就变成独自一个人哀伤。
香港电影《破·地狱》中，失去父亲的儿女。（资料图）
南方周末： 哀伤被隔离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吗？
李昀鋆： 文化里面多多少少是不愿意去面对死亡的，即使我们好像知道“死”这个字，但是死亡其实被隔离在我们的生活之外。死亡发生得很快，那个人去世了之后，会很快被送到停尸间，很快被火化，很快就结束了葬礼。死亡瞬间就发生了，瞬间又结束了，你的生活就好像回归正常，但是死亡的阴影一直在你的生活里。
还有一点，和语言有关。“Grief”在英文里，一听就知道一定是跟死亡有关的一个持续性情绪反应。但是在华人世界里面，我们很少有对应的翻译。我当时搜索了很多翻译，中国不同的心理学词典有一些不同的翻译，在台湾翻译为“悲伤”，在香港被译成“哀伤”。我最后选择翻译的时候用了“哀伤”这个词，是希望它一出现，大家就能明白：这不是一般的情绪，而是与死亡有关的情感经历。
也有学者指出，为什么在华人社会，哀伤辅导或者对丧亲者的关怀那么难做？一个原因其实是大家找不到对应的词语来描述这些情绪。在日常生活里来来回回都是被“我好痛苦”那些词语绕来绕去，这些生活化的表达虽然真实，但不足以区分哀伤与其他压力源的不同。你连这份情绪都无法命名，又该如何谈论它、理解它、面对它？
我一直很喜欢《哈利·波特》里说的：当你连“伏地魔”的名字都不敢说出口时，实际上你其实是没有勇气去面对伏地魔本人的。哀伤亦是如此。
南方周末： 即使谈论，在死亡发生后我们更多说的只是“节哀顺变”？
李昀鋆： 对，我们的确几乎只会说“节哀顺变”。一开始听，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安慰，如果深究了，你才会知道，意思是要节制你的哀伤，顺应这个变化。在葬礼上说“节哀顺变”，其实就是在说别哭了，要继续生活。
当然，我明白大家说“节哀顺变”并不是真的在对丧亲者说“你别哭了”。背后的一个很大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实在太少谈论哀伤了。碰到朋友失去亲人的时候，脑子里面下意识地想“总得说点什么”，于是就说了“节哀顺变”，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的。
我觉得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对丧亲者说“节哀顺变”，而是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究竟有没有真实地去关心丧亲者，关心你面前的这个人？比如关心他最近生活怎么样，有没有失眠，睡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帮忙的。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你说了“节哀顺变”，也认真做了这些关心和陪伴，那这句话就是温柔的；但如果说完就结束了，那它就只是一句空洞的社交语句。
但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我们并不了解丧亲者之后的生活，也缺乏真正的关心。我们更多的是一个“他者”的审视角度：怎么这么久了还没走出来？生活不是应该继续了吗？这种带着隐性评判的态度，往往比沉默更伤人。
西方对于哀伤的了解和研究比我们多一些，他们在反思整个现代社会对于哀伤的想象时，一种主流论述提到，大家期待或者假设哀伤有时间期限，要尽快走出来，其实背后要反思，这和工业化社会有关。人们觉得哀伤是一个很不受控制，而且没什么经济效益的东西，所以希望你尽快恢复正常，重新投入你的工作。
大部分人的眼泪和痛苦对于这个社会可能是没有任何产出的，所以大家把哀伤当作是一个很疯狂的、失控的东西，要把它控制起来，需要给它不同的哀伤规则，比如说在什么时间可以哭，什么样的失去可以哭，可以哭多久。这会有一种潜在的教育的感觉。
4 这份失去让我 对生命的意义变得执着南方周末： 很多受访者在丧亲后会不断追寻意义，以理解父母的死亡，重新建立内在的认知秩序。据你的观察，这种追寻通常会出现在哀伤反应的哪个阶段？
李昀鋆： 哀伤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的感受都可能完全不同。时间越往后推，那种对意义的追问才会慢慢浮出水面。它不是某种瞬间的情绪崩溃，而更像是一种缓慢却持续的认知穿透——像长时间在同一个问题上反复打转，长时间一直在钻同一个牛角尖，一次次陷入自我追问，久久无法脱身。
只是到了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但走到最后，会不会真的有人找到“答案”，我也不确定。有些人的确可能会找到一个对他来说可以接受的答案，就停在那里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痛苦或者是一些不能接受的点就消失了，它们可能依然存在。
在这一部分，我和我的研究对象的经历很不一样，我在分析访谈时，真的很惊讶他们对于如何理解死亡有这么丰富的叙述，我自己只是很长时间停留在“反复咀嚼不公平”这件事情上。我始终觉得，母亲的死亡太不公平了。现在的我，只是勉强接纳了这份不公平本身——我知道这件事发生了，但我仍然难以让它在我心里变得可以理解。与此同时，我也承认，这份失去让我对生命的意义变得特别执着。我开始强烈地渴望抓住那些真实的、具体的、有重量的事物，好让自己不被虚无感吞没。
南方周末： 很多受访者会执着地希望能给父母的去世找一个理由，“至少有个交代”，为什么？跟大家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关系吗？
李昀鋆： 我觉得年轻人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追问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理性，而是因为那份痛苦太重了，这份失去对他们的生活是一份太大的冲击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位受访者，他在本能地试图理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最后不得不解释说，那是因为爸爸长期不愿意去医院做体检，所以一检查时，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服他接受爸爸的早死。他的父亲很善良，而家族里还有其他亲戚，又抽烟又喝酒，脾气还不好，大家都讨厌那个亲戚，结果那个人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所以这些所谓的解释很容易被攻破，回过来，又会开始新的一轮不接受和痛苦。
年轻人只能通过不断寻找意义来与失序抗衡。突然间有一个事情不符合你原来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他就会一直想把整件事情理清楚，会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理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上。因此，年轻子女追寻的意义，是对世界秩序的逻辑理解，从而获得对生命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南方周末： 很多受访者最终会将父母的离世归因于“天命”，你怎么看待这种“天命思想”？
李昀鋆： 很多年轻人找到的这些理由，其实都只是暂时让他们停一停。“天命思想”有点像他们“不得不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当你怎么想都想不通、怎么归因都显得单薄而脆弱时，说“这就是命”，就像是给自己的苦痛暂时安上一个暂停键。“命”的说法虽然无法让人彻底释怀，但有时候，它能短暂地缓冲那种失序的撕裂感。也有很多子女告诉我，即使暂时躲到“天命思想”之后，他们其实也开始想“那为什么我的父/母是这个命？为什么他们的命不可以更好一点？”
南方周末： 据你的观察，年轻丧亲子女对死亡原因的执着追寻是否会在失败后又重新开启，形成一个新的循环？
李昀鋆： 有可能。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没怎么开始过这个循环，我一直停在“想不通”的阶段。我不想去为一个不公平的死亡找理由，而且我也不觉得会找到一个可确证的、可以推出因果关系的解释。或许，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实证主义，我预见到我不会找到一个让我可以接受的答案，让我愿意接受我母亲的死亡，所以我根本就没去找过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