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小吏大害，说的就是官场上那些看似很小的人物，他们没有官位，更没身份地位，只是因为跟随在上司身边，就有着无形的权力。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

这些小人物分别是幕宾、胥吏、长随（仆役）等。

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包括京吏和外吏。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作伪、敲诈勒索等。

书吏执政弄权一直存在于古代官场。清朝的官员由于对大量的案牍文书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习法令世务。

而书吏则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

由于书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纳贿，所谓“官凭文书吏凭贿”。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权力更大，“无异宰相之柄”。吏部掌握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再上报。

对此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和阐述了“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今天称为“穿小鞋”。

张居正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他讲了一个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有个兵部（国防部）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报告兵部的官员，说字有涂改，按照规定必须严查；等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还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的官员也不再追究。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都在这个小吏手上，你不贿赂他行吗？人们怕那些小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小吏，并不是想从他们手里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合法伤害权”的厉害。

“合法伤害权”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穿小鞋”、“整人”、“打击报复”等等。

学者吴思在《身怀利器》一文中描述：“合法伤害权”，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具有橡皮筋一般的特性。合法地伤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唐代韩愈写过一篇《蓝田县丞厅壁记》，记载了一个姓崔的朋友，在担任谏官时因上书言事而受人排挤，被打发到蓝田县任县丞。崔县丞本来想，当县丞就当县丞呗，照样能够有所作为，可事情却不那么如愿。韩愈这样写道：办理文书时，办事小吏怀抱已经完成的案卷找到县丞，左手把案卷前部卷起来，右手递上笔，站直了看着县丞，说道：“你应该在这儿签名。”县丞抓起笔，在预定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签上名字，再问办事小吏是否合适。小吏说：“可以。”公事就算办完了。至于案卷上写的是什么，县丞一点都不清楚。所以韩愈慨叹道，县丞“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

不能得罪官员的随从、幕僚、小吏。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叫“品官”，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招募，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做“以工代干”，他们与衙役并无区别，区别只是他们提供的是知识性服务而已。

官场这样不小心得罪这些小吏的官员不是没有，瞿耐庵到兴国州走马上任，因生性吝啬，不肯掏腰包向前任的账房师爷赎买记录各式“孝敬”数目的明细账簿，那师爷一气之下，干脆将账簿的数目都改了，譬如素来孝敬上司一百两银子的，改成一百洋元；应该孝敬一百元的，都改做五十元。瞿耐庵稀里糊涂地按着伪造的账簿送礼，送一处得罪一处，送两处得罪两处，自己还不明白所以然，很快将上司与同僚都得罪遍了。

起初因为湖广总督湍大人是他干外公，他的干外父戴世昌的腰把子也挺得起，有些上司晓得他的来历，大众看在总督的份上，都不来同他计较。不料湍大人后来调离湖北，关系网络半径变长，权力边际效用递减，戴世昌尚且失势，他这个拐了好几弯的干外孙婿自然无人担待了。接任的湖广总督贾大人初到任，就有人来说他坏话，起先贾大人还看前任的面子，不肯拿他即时撤任，后来说他坏话的人多了，终于将瞿耐庵撤了职。

官场上的门子、门政、门丁等，类似于现在机关单位传达室的看门老头儿，他们只是官员的私人奴仆，但是却有无形的权力。这样的人也不能得罪。

话说湖北蕲州有个新任吏目（吏目是州的佐贰官，从九品，协助正印官掌管治安巡捕之事），叫做随凤占，花钱买了个“蓝翎五品顶戴”，请了漆匠将“五品顶戴赏戴蓝翎蕲州右堂”的头衔制成招牌，带着上任。

到了蕲州，随凤占照例先去禀拜知州大老爷，先见了门政大爷，送过门包，自然以好颜相向，彼此如兄若弟地鬼混了半天。见过知州大人之后，还不敢告退，凡是衙里官亲、师爷，打账房起，钱谷、刑名、书启、征收、教读、大少爷、二少爷、姑爷、表少爷，由执帖门丁领着，一处处都去拜过。也有见着的，也有挡驾的，连知州大人一个十二岁的小儿子，他还给他作了一个揖。一个州衙门已经大半个走遍了，出来之后，仍在门房里歇脚。门口几位拿权的大爷，是早已溜得熟而又熟，便是知州大老爷的跟班，随凤占亦都一一招呼过。三小子倒上茶来，还站起来同他呵一呵腰，说一声“劳驾”。

看看随凤占的名头“五品顶戴赏戴蓝翎蕲州右堂”，似乎很能吓唬人，其实这个头衔没有半点权力含量，只能用来向当地烟馆、赌场、窑子、当铺收几块大洋的保护费，绅衿开的当铺还不敢十分招惹，对知州衙里的官亲、师爷、门政，更是执礼周到，连对知州大老爷的跟班和三小子，也要尽量套近乎。不是随凤占这个人为人谦卑识礼，而是权力不如人。

一个九品芝麻官的家奴，能有多少权力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官衙门政在权力链条中的关键地位。以前的官员深居简出，办公之公堂与生活起居之内宅同在衙门之内，日常公务的处理，还有官场上的人情往来与某些隐秘的私下交易，一般都得在衙门内进行，这个衙门入得入不得，就看门子有没有刁难你。如果门子有意刁难，他有许多法子让你吃闭门羹，比如不给通报、谎称老爷外出或不见客等。常言道：“大人易见，小鬼难缠。”“小鬼”指的就是门子，“难缠”则显示了门子的权力的能量。

咸丰年间到福建任布政使（副省长）的张集馨就遇到了一个权势很大的门子——闽浙总督庆瑞（福建、浙江二省的一把手）的司阍。此人叫做张七，是庆瑞的心腹亲信，司道州县送给他的门包，必须是成色、分量达到官方标准的银子，洋元是不收的，每次属员送来门包，当面在门房拆封，看是不是够分量、够成色，短缺几分，立即掷回去，补足再送来。庆瑞则认为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这个张七，更加肆无忌惮。

张集馨刚到任时，第一次送门包，因为银子重量欠缺六分（0.06两），就被张七掷出来，张集馨本想发火，但想到庆瑞已经批评过他脾气太刚硬，只好强忍下来，叫家人再加一钱银子送去。以后每次送门包，都是足色足量。

官场小人物除了不能得罪上司之外，还不能得罪地方豪绅。

黄六鸿是顺治八年举人，入官后任过知县、给事中。黄六鸿他自己写的《福惠全书》中提到一件事情：他刚到郯城当知县时，发现这地方收税很棘手，因为一些花户的田赋被“绅衿之豪”包揽了，而豪绅代收了官税却不缴给衙门。其中有一劣绅，将本社每年应纳的一百多两税银全部包揽据为己有，这样占公为私囊竟然有二十多年，历任知县均不敢过问。依朝廷的正式律法、制度，地方士绅是没有揽户的权力的，更无抗粮租的权利。

黄六鸿还写到，在前任县令在位时，郯城曾有一帮豪衿土棍，号称“金刚天王罗刹”，共有二十四人，分布四乡。三班衙役与各房书吏中，都有他们的党羽，县衙门丁、跟班等，也有他们的耳目。花户钱粮，都由他们包揽、侵吞，县里只好吞声赔纳。如果有县令要制止他们，他们就挑唆众多无赖上访闹事。所以，郯城这个地方，官风败坏，皇粮难完。黄六鸿赴任之前，竟有四名县官都被革了职。

黄六鸿也是知官场潜规则的人，到任后对郯城的士绅倍加优待，设法顾全他们的情面；对如期完粮的税户，给予赠酒、戴花、披巾和鼓乐送出衙门等待遇。但这一套对那些有恃无恐的士绅根本不起作用。郯城新汪社有一个叫做刘廷琬的劣绅，不但隐瞒自己的田产，还包揽、私吞税户的税粮，社长完不成官府指派的收税任务，就摊派给其他小户，导致他们的税负越来越重，纷纷逃亡。小户们恨死了刘廷琬，多次到县衙控诉赔累之苦、包隐之害，甚至到省城越级上访。

黄六鸿看到众愤难平，同时也想惩一警百、以儆效尤，决定拿刘廷琬“开刀”，里社花户出了一口恶气，却差点给自己惹来一身大麻烦，“几蒙不白之诬”。原来被黄六鸿打了板子、革了功名的绅某，其父也是郯城豪绅（下面以“绅父”代称之），在地方上颇有些人脉。他先托人告诉黄六鸿：快快给他儿子“平反”，并将“诬陷好人”的众户治罪，否则，新任的山东巡抚（相当于省长）某公快到省了，他必到巡抚那里告黄六鸿的状。看他说话的口气，估计与巡抚是有点小交情的。因为倘若是寻常百姓，要找巡抚大人“越级上访”，那可是千难万难。

黄六鸿偏偏不给绅父面子。那绅父也果然有本事，新任巡抚刚入山东境内，他已递上了状子，控告郯城父母官黄六鸿“奇贪异酷”。巡抚接了控状，却不动声色，到任三日后，才向司道询问“有司贤否”，布政使施泰瞻（主管吏事、财政的副省长）极力推荐黄六鸿，按察使何公（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与道台钱公（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对黄的为人与政声也是交口称赞。

次日，施泰瞻进见时，巡抚将绅父告黄六鸿的状子拿了出来，施泰瞻赶忙为黄六鸿辩解：这是捏词诬控。并细说了绅某如何揽户抗粮，又如何受到官府惩治的始末。事既至此，即使巡抚原来有心要为难黄六鸿，此时也不好意思枉做小人了。

黄六鸿遂安全“软着陆”。

尽管有惊无险，但黄六鸿还是感到后怕——“当时非施公等相信之深，极为称说，其不中于奸诬者几何矣！”几年后黄六鸿调任河北东光县知县，又碰上了类似的事情：当地有一名颇有势力的劣衿，平日把持衙门，包揽赋税，与郯城的绅某无异。

这一次黄知县不再逞血气之勇了，而是以怀柔手段拉拢他做了“催头”，为官府催征钱粮，那人不干，黄六鸿则好言相劝，总之给足了对方面子。后来黄六鸿离任，那人还带着兄弟来为黄饯行送别。

上述二事令黄六鸿感触良深。他在《福惠全书》中特别提醒担任州县牧令的后辈：以此二事为鉴，“忍性气”，“地方事但当就地方斟酌了之，何必以己之喜怒置乎其口而反滋扰攘”？他还告诫州县主政者，要善待绅士，“本地乡绅，有任京外者、有告假在籍者、有闲废家居者，其交际之间宜待之以礼，用刺（名帖）相觌，悉照旧规。其有切已事或兄弟子侄横罹意外，亦必周全体面。”说白了，就是“为政不得罪于巨室”、“强龙不压地头蛇”。

从县令黄六鸿身上可以看出，地方豪绅的权威之大，而这些豪绅之所以敢于公然揽粮、抗税，因为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这种盘根错节的权势，在清小说《红楼梦》中叫“护官符”。

书生贾雨村到应天府当县令，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致殴伤人命。贾雨村传来原告来审，原告说：“被打死的乃是小人的主人。因那日买了个丫头，不想系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主人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再接入门；这拐子又悄悄地卖与了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拿卖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竟将我小主人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无有踪迹，只剩了几个局外的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做主；求太老爷拘拿凶犯，以扶善良，存殁感激大恩不尽！”

贾雨村听了大怒道：“哪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地走了拿不来的！”便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家属拿来拷问。这时案旁站着一个门子，向贾雨村使眼色不要发签，贾雨村也迟疑了一下没发签。

退堂后，贾雨村把门子叫到密室，问门子刚才在堂上为何不让他发签，门子向贾雨村请安后笑着问：“老爷荣任到此，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来不成？”

贾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门子道：“如今凡做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从前的官府，都因碍着情分脸面，所以如此。”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的“护官符”来，递与贾雨村，看时，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云：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贾雨村看完后当即低了头，听从了门子的主意，虚张声势，胡乱了结了一场命案。

从贾雨村断案，可以知道清朝官场上小人物为了保官，就是国家法律都不去执行，为的是不去得罪地方豪绅。

有人早就说过，任何一个官场人物头上都压着五六重监视他的上官，他的性格、语言、动作，都可能导致升官或罢官甚至杀头。古代文人最终也是唯一的路子就是学而优则仕，可是这些文人总是仗着自己优秀的才华不把自己的上司放在眼里。后果就是古时中国文人在官场弄得浑身是伤或是毫无建树甚至是被贬被杀害。

屈原可以说是贬官文化的鼻祖，他忠君爱国，眷恋故土，可是两代君主危难时便重用他，稍微安定之后在一些庸众的小人的密语下君主又将其放流。然而他有文人特有的清高，拒绝同流合污，正因为他的抱负不凡，与现实的冲突将其折磨得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他选择了一种干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完结也奠定了中国文人的正直、忧国忧民的宿命。

诗仙李白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一方面他在文学领域可谓是到达了巅峰，另一方面在仕途领域渴望能够如其作品般有所建树。然而事实是他文学上是成功的，但是在仕途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李白24岁，离开故乡踏上远游的征途，希望广交朋友，谒见社会名流，一举登上高位；27岁，与故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定居于安陆，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终遭拒绝；30岁往长安，渴宰相荐，与其子结识。也谒见了其他的王公大臣，均无果；34岁，游襄樊，希望荆州长史韩朝忠引荐，也无果；43岁，招入翰林院，为唐玄宗的御用文人；44岁，上书还山，赐金，离长安而去。

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优秀的文人，却没怀上政治才能，在圆滑的官场当然是没有他的一席之地。李白性格、气质、见识，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他具有典型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放纵不羁，凭借直觉的观察区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事、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苏轼被贬入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站在另一个文豪、优秀的政治家王安石所主持变法的对立面。王安石是一个磊落的人，当然没有陷害过苏轼，而是那些为了迎合他的人为他铲除了苏轼这个异己。苏轼是树大招风，也就成了庸众小人表现的炮灰。

作为一名官场小人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自比上司聪明，比上司能干，特别是不能做出比上司更好的成绩。一旦让上司觉得你聪明能干或是干出比上司还好的成绩，那就离危险不远了，尽管你很有才，上司也不会容忍你对他素质能力的否定，尤其是对他地位和权威的威胁。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汉朝开国后，张良被封为留侯后就辞了官职，“隐居”起来了。而韩信就不一样了，老想着自己是功臣，对刘邦和吕后始终抱着侥幸心理，还想继续在官场混一混，其结果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的文种，在和大臣范蠡共同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后，范蠡激流勇退，乘舟而去，并遗书文种，文种却没有引起重视，也抱着侥幸心理，到最后被越王赐死。“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是历代朝庭屡试不爽的。作为我们今天当下级的，也要从中吸取教训，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维护上司的权威，绝不能比上司还聪明，尤其不能干得比上司好；否则，趁早出局，不然虽杀不了头，其结果也相当地狼狈。

这样不把上司放在眼里，功高盖主惹火烧身的官场斗争，纵使一个高级官员也保不住自己的性命。魏延是跟随刘备多年，从一名普通的下级军官，一步步地晋升上来的。在蜀国的大将中，他能征善战，战功卓著。在为建立蜀国立下不朽功勋，对刘备忠心耿耿，并得到刘备的器重。刘备在用人方面也确有过人之处。

刘备在起事之初，魏延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刘备夺得汉中，蜀国初定。基本形成了三足鼎立局面的时候，魏延不过是个“牙门将军”；但追随刘备多年，在屡次的征战中，刘备慧眼识珠，认为魏延是可勘大任之人。在取得汉中后破格提拔魏延做“督汉中镇远将，领汉中太守”。汉中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是蜀国的重地，包括张飞都认为非他莫属。军政一把抓，有勇无谋不行，有谋无勇同样不可担此重任。刘备力排重议，但是军中议论纷纷，都没有想到名不见经传的魏延，不服气者有之，说风凉话者有之。

刘备召开群臣大会，刘备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称善，魏延气吞山河的一席话，众将折服。在任内，在抗曹北伐的历次战斗中，魏延展现出大将的风范。魏延有勇有谋，屡立战功，先后有曹营大将张都、郭淮、王双被魏延杀死。

刘备死后，诸葛亮调魏延去南方抵御孟获，魏延和赵云是这次南征大将，七擒孟获，如果没有能征善战的将领，是不可能实现得了的。也就是这个时期，魏延和诸葛亮接触多，魏延与孔明经常意见相左，不太听招呼。关羽、赵云先后死去，魏延成为蜀国首屈一指的大将，晋封南郑侯。到这个时候，诸葛亮感到越来越难驾驭魏延。魏延行事张扬，为人处事招人怀疑，诸葛亮对魏延到了极不信任的地步，认为“功高盖主”。日积月累，魏延正确的作战方案也得不到诸葛亮的认可，魏延在下面也就难免发些牢骚，像说诸葛亮胆小、不敢用奇兵等。这话传到诸葛亮耳朵里，再加上传话的人添醋。诸葛亮由不信任到怀疑他心怀不轨、处处防着。

到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即公元234年，一病不起，自知来日无多，召见杨仪等人，背着魏延作了私密的安排。这一次，诸葛亮作出了错误的断言，他认为自己死后，在蜀国没有人能指挥、管束得了魏延，魏延甚自会犯上作乱。随令魏延断后，如果不从命，“军便自发”。长史杨仪平时和魏延的矛盾就很深，到了水火不相让的地步，魏延从未把杨仪放在眼里。杨仪自认为能力、威信都不如魏延高，诸葛亮死后，魏延是他向上爬的最大障碍，现天赐良机必会不遗余力置魏延于死地。

果然在诸葛亮死后，杨仪按着诸葛亮的安排，密不发丧。杨仪假借诸葛亮之名，让魏延断后。魏延不明真相，拒绝执行，与杨仪动了干戈。杨仪用诸葛亮所设之计，诱杀了魏延。就这样，一生戎马百战多、为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猛将，没有死在强敌剑下，却被本国的奸臣所害，并背着反叛的罪名。诸葛亮一生唯谨慎，但在处理魏延的问题上却被个人成见、偏见所蒙敝，自毁国家栋梁。诸葛亮的这个错误，是值得后世之人警醒的。

古代皇帝身边的人常常自谓自己说：“伴君如伴虎。”皇帝是古代权力金子塔上最高的一位，伴在皇帝身边的官员如果稍有闪失，皇帝只消一句话就能让这些官员掉脑袋，这和随时被老虎吃掉没什么两样。古代官场上的小人物虽然也不能冒犯皇帝，但离皇帝比较远，也就没有朝中高级官员那种极度的惶恐之心，但是官场小人物有自己的顶头上司，在这些顶头上司面前，小人物照样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清人笔记《子不语》记载了一则“一咳万金”的典故。有一年，一个山东汶上县县令去拜见山东巡抚，那天县令得了风寒，谈话时忍耐不住，不禁失声大咳，巡抚马上板起脸退到后室去了。汶上县令立即明白自己这一声大咳冒犯了这个顶头上司，这可是得罪不起，连忙躬下身倒退着，叩头离开，并且赶紧托人去打听，果不其然，巡抚大人正在传令师爷起草弹劾自己的公文。这个小县令一下慌得六神无主，知道这公文一下，自己不是免官就是牢狱之灾，忙求教于周围朋友，有人提议送上万两银子上下打点，小县令立即照办，备了足足万两银子送入巡抚大院里，上下打通才算逃过这一劫难。由此官场上传出“一咳万金”。

这个故事中的小县令已经是很机巧圆滑了，看到顶头上司的脸色就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即使那本不是故意地冒犯，也赶快承担下来，马上用钱打点，弥补自己这看似荒唐的过错。从这里，我们就看出，在官场上的小人物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即使自己的上司官职不大，也不会像皇帝那样让自己掉头，但这个直接管自己的上司会免掉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官半职。这就叫做“县官不如现管”。

有关县官不如现管，还有一则故事。有一天，县衙门口贴出了告示，说是三月进行乡试，金秋进行大考。消息一出，文人墨客个个摩拳擦掌，想试试自己的运气。

这时，县太爷恰病了，只好把这个美差委托给心腹主簿单淦。单淦得到这个发财的美差，乐得一夜笑醒三次，紧锣密鼓地准备了一下，第二天就开始招贤纳士了。

再说那些寒士，有的是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一心想凭自己的才学独占鳌头；有的破囊捐银，倾财加码，忙着给主簿送钱送礼，一时忙得不亦乐乎、焦头烂额。

时光飞逝，不觉期限已到，单淦看着堆得小山似的财物礼品，喜在心头。正要关门时，一个衙役报告说来了一个后生，要来应试，单淦心想，老天有眼，又送来一个财神，赶忙命人请进来人。只见人身穿绸缎，挺胸凸肚，一看就是个富家子弟。单淦见状，喜笑颜开，不料，那人却是一磁公鸡，半天也未见献上半两银子，单淦不由脸色一沉，合上花名册，再也不搭理那个人了。

那人也不示弱，问道：“老爷，今天为什么不报名了？”单淦冷笑一声，说：“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进庙不烧香！时限过了！”那人说：“我是……”单淦一下子火冒三丈，吼道：“滚！枉读诗书不知礼，哪配应试？”说罢，转身就走。

原来那个富家子弟是县太爷的小舅子，他冲到县太爷家，号啕大哭，县太爷感到愕然，问明情况后，唉声叹气说：“真是县官不如现管呀！”

一个还不到九品的主簿小官就能把县太爷的小舅子压制下去，只能说明这个县太爷的小舅子不识实务，只要有实权，哪怕是芝麻大的官，要管着你，你就别想自己来头有多大、背景有多深。如果心高气傲冒犯了这样有实权的小官，自己得不到官，还会丢掉小命。唐朝深受武皇喜欢的陈子昂就栽倒在一个小县官的手里，死在了监狱。

唐高宗年间，21岁的陈子昂到东都洛阳参加赶考，但是初入京都的陈子昂不为人知，当时正好有人在东市卖胡琴，那人手捧胡琴，要价百万，观者中达官贵人不少，无人敢买。陈子昂灵机一动，二话没说，买下琴，众人大惊，问他为何肯出如此高价。他说：“我最擅弹此琴，请明天到我住处来，我将为大家演奏。”次日，陈子昂的住所围满了人，陈子昂手捧胡琴，忽地站起，激愤而言：“我虽无二谢之才，但也有屈原、贾谊之志，自蜀入京，携诗文百轴，四处求告，竟无人赏识，此种乐器本低贱乐工所用，吾辈岂能弹之！”说罢，用力一摔，千金之琴顿时粉碎。还未等众人回过神，他已拿出诗文，分赠众人。众人为其举动所惊，再见其诗作工巧，争相传看，一日之内，便名满京城。

不久，陈子昂就中了进士，官至从九品的将仕郞。陈子昂当上官后，为了仕途顺畅，马上取悦武皇为武皇作《周受命颂》。武皇很欣赏，把陈子昂提升到正九品秘书省里的正字。但这是个没有实权的官职，陈子昂也知道，为了升迁获得实权，他主动投笔从戎，加入了武攸宜的幕府，随军前去镇压北方契丹叛军。然而在军事谋划上得罪了武攸宜，他把陈子昂从参谋贬为军曹，陈子昂终于辞官回家。

陈子昂离开朝廷后回到故乡射洪县不久就得罪了地方官，射洪的县令段简见陈子昂家富裕，想从其中谋得钱财，可是陈子昂不吃县令贪财的那一套，县令段简就借故把陈子昂抓起来关进县牢，还用各种苦刑折磨他。陈子昂最后在狱中被段简折磨死了。

想必回到家乡的陈子昂依旧没有明白官场上那些道儿，与自己顶头上司作对是为官的最下策，也是活命的最下策。但聪明的陈子昂却不懂，不仅丢掉了官职，也丢掉了性命。

古代官场上官名很多，特别是在互相牵制的同一官位上，到底谁管谁，谁有实权，下面的小人物一定不要糊涂，握有实权的那一个上司是万万得罪不了的。

乾隆年间对大小官员的权限有重新的规定：“总督统辖文武，诘治军民；巡抚综理教养刑政。”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有一回潮州府有一缺职，张之洞私拟一人去担任此职，将名单交给主管人事任免的布政使游智开。但是游智开早已经答应了广东巡抚提名的人选，广东巡抚和总督都是从二品，处在同一级别的官职上，游智开便将张之洞的提名压下来不处理。

张之洞知道了游智开的做法，因此大怒，即日传见游智开，厉声责斥：“你藐视我而献媚抚院，是不是心有所恃？”游智开争辩说：“职司何恃之有？按旧制，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职司居两姑之间难为妇，不得不按制办理。”张之洞更是怒不可遏：“巡抚归总督节制，天下莫不知之。你是从哪里看到这条旧制的，速速找来给我，我当据你所言禀告朝廷，以洗脱我吏事不问的嫌疑。”游智开大惧，回去检索《会典》，仓促之间无所得，忧之至呕血。张之洞又苦苦催问，只好称病归田。

总督过问吏事，好像也是“旧制”所授权。简而言之，旧制给出的权限划分是含糊不清、难以适从的，督抚从正式管道获得的权力是不十分确定的。碰上像张之洞那样的强势总督，即使旧制说得明明白白，下面的小官游智开也是得罪不起。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次；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责罚有时也无力，还能博得个“敢批龙鳞”的名声。得罪了上司可不得了，上司会明里暗里处处整你，使你丢官受罚，身家难保。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吊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这首十字令是描述小县令附郭在官场上的送往迎来、招待长官的各种状态。附郭县令送往迎来、招待长官必须办事圆通，讲究衣冠穿戴、言语举止，且应会下棋打牌、鉴赏古董，以陪伴客人。长官莅临和他往时，要接风饯行，长官要看戏，就要叫戏班来侍候，平时见到长官，则要满口“皇上洪恩，长官盛德”之类的颂扬之语。

为了维持一种面子上的和平，官场上的大小人物都要四处“活动”，为的是以后能够说得上话。

到了清代，官场中这种活动不仅名目甚多，且有一定的规矩和诀窍。吴趼人《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描写官场中也有规矩，当官者要熟悉圆通。嘉靖、道光年间官场中有“闲官忙做”之谣，嘲讽一个叫周采川的官僚“专以期会应酬为之志，其勤勉冠于同人”，实际反映了整个官场都忙于应酬的状态。反之，如果有谁不懂官场的应酬规矩，那就不仅会被人耻笑，而且自己也要吃亏倒霉。如苏州有个即用知县，生性迂拙，因不识应酬，到省二十多年，不仅无署事，且未得差遣，结果生活无着，终至自尽。官场活动的套数很多，有拜客、宴客、送往迎来、馈送上司、应酬同寅及打秋风者等等。

官场中拉关系、通声气经常采用拜客的方式。官员之中除了大事小事要拜访之外，平时还要互相走动，如果哪位不小心错过了，比如新官上任、新年贺岁、外官进京等，就是一件大事了，是一定要登门谢罪的。拜客有时一次出门要拜访多人，因而要先开拜客单子，交由长随具体安排，地址不明的，要由长随先打听清楚。拜客一般都去官员家中，或到会馆、戏园。拜客时，先由跟班投上名帖，经通禀允见后再进门拜谒。但有时只需投个帖而不必见主人，也算是拜过客了，或是官员本人并不亲往，而只让长随代为投帖。同级官员间甲方拜过乙方以后，乙方一般还要答拜。

而官场拜客的高峰一般是在新年贺岁的时候，无论大官小官都是要互相走动的，如此频繁的往拜让整个官场都活跃了起来。不但同寅、同乡、同年、故交旧友等关系近密者互拜，一些关系甚疏者此时也乘机拉扯互拜。不要说拜客，有些官员每天见客就要累死了，因此有人想了个法子，那就是只投帖不见主人，届时只在门房簿子上登个名字就走了。孙宝在日记中说到自己在新年拜客时看到的情景：“新年造门投一刺，不见其人，极无谓，而为社会之惯习，必不可废者。余检视门簿中，其来拜者多不相识，且所居极远。”《官场现形记》中写了一个叫随凤占的新任知州，到任后“东也拜客，西也拜客”，拜同寅、拜绅士、拜官亲、拜师爷，拜了三天，不但拉拢了关系，还“把前任署事的一本账簿都打听得清清楚楚，放在肚里”。

拜客的过程中难免应酬，而吃饭是最普遍的方式。无论亲疏远近，几杯酒下肚都成了好哥们儿，猜拳磨掌，尽情风月。《偏途论》说到衙署中人彼此间宴客应酬：“跟班有内外之别，同事有家乡旧人之间，不可得罪合署朋友，相隔一半月间，另添菜肴三样，在人运用维持，此曰应酬，又曰嘴头请天神，闲时栽培，到时自有关照。”不但官员之间需要宴客应酬，跟班等各种衙门中人都需要这种应酬。

做外放的官员往往苦于迎来送往，此后过境的上司和权贵，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包括恭迎来客、安置住宿、设宴招待、陪同看戏、馈送盘缠、送客上路等。无论愿不愿意，只要有上司路过，都要面面俱到，整天什么也不用做了。这另一部分官员很反感，不能为百姓做事，而把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了不必要的事情上，简直是浪费生命。常常是迎送了东边，误了西边；本以为已准备齐全了待客物品，却往往缺少某些上司想要的东西。有个叫洪子澄的附郭县令，因苦于迎送之烦，想弃官回家，他对人说：“终日奔驰，望尘而拜，不是奴颜婢膝，也是同流合污，我决计不干了。”

清廷政治是腐败的，这种种活动为的只是成全为官者的面子，反过来成全自己的面子，显然这种种“活动”只是表面文章，而内心却是各怀鬼胎，有些是为了顶子，有些是为了财物，而一旦得势就会摆足架子，把面子争回来。

《清代官场图记》一书中专门总结了古代官场应酬，集在一处如下：

一、拜客。拜客也叫谒客，是人们拉关系、通声气所必须的。除平时交际拜客外，新官上任、新年贺岁、外官进京等更例须拜客。拜客一般都去官员家中，或到会馆、戏园。拜客时，先由跟班投上名帖，经通禀允见后再进门拜谒。

二、宴客。宴客应酬的目的在于“以吃会友”，拉拢关系，故有“嘴头请天神”之称。不但官员之间需要宴客应酬，跟班等各种衙门中人都需要这种应酬。清代官场中的宴客应酬之风极盛，尤以晚清为甚。

三、送往迎来。侍候过境的上司、权贵，是地方官必行的常课。包括恭迎来客、安置住宿、设宴招待、陪同看戏、馈送盘缠、送客上路等。他们为此而经常终日忙碌，疲于奔命，以致无暇问政治民。

四、官场中许多应酬，实质上就是掏钱。

1．馈送上司。清代官场有下属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员馈送钱财礼物的规矩。逢年过节及上司有喜庆事如贺寿、迎娶、生子等，做下属的都要馈送钱财礼物，直接的上司，几乎每月都要孝敬。

2．应酬同寅。同寅间遇喜庆、吊丧、团拜、公宴、旧僚聚会、贺同寅升官放差等事，一般都要“敛份举行”，即大家出钱凑份子办事。

3．应酬打秋风的。清代官场和社会上普遍盛行打秋风，即通过各种关系向有钱人索求财物，又叫打抽丰，意思是向富有者抽取一点好处，实际就是敲竹杠。

五、官员在官场中交际应酬，必须讲究衣着装束。见上司时穿的衣服，多用旧色，拜客时穿的衣服，多尚华丽。如果一天中既要见上司，又要拜客，就须换两样冠服。见上司时穿旧色衣服，是为了表示俭朴；拜客时穿华丽的衣服，是为了风光体面，显示高贵。

既然官场上已经存在了这些官僚活动，身在官场自然是不能拒绝，哪天有宴会、哪天有举丧等等此类活动，都是为官的重要事情，这也是官场上小人物的一项长期事业。

备注：

附郭”指附郭县，也叫首县，即为县城和府城或省城同在一处的县，也即知县与知府或巡抚同在一城。

官规则／晨未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