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的某一天午后，周总理从广州忙完事儿回到北京，吴忠还有卫戍区的几个头头早就到机场候着了。一行人回了中南海，聊着聊着，周总理突然像是记起啥来，转头问吴忠：
“那位不会说话的同志，现在还在一师工作不？”
周总理提到的那位被称为“哑巴同志”的人，真实姓名是熊世皮。但这名字是后来人们在他离世，经过一番调查后才弄清楚的。一直以来，大伙儿就直接管他叫“哑巴”，这个称呼伴随着熊世皮度过了他的整个人生。
1935年那会儿，红军正在长征路上，走到了四川的大渡河边，打算翻过夹金山继续走。但因为大家伙儿都不熟悉这条路，保卫大队就决定派侦察兵出去找找，看能不能碰上几个当地的百姓给指个路。没想到，侦察兵在外头转了足足两天，愣是一个人影都没瞅见。
其实，这儿的居民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军阀的欺压，只要军阀一出现，他们就吓得不行。后来红军来了，大伙儿误以为军阀卷土重来，吓得魂飞魄散，都急着逃难去了。
就在侦查员们急得团团转，不知道咋跟上面交代的时候，“那个不说话的人”露面了。
这哑巴个子不咋高，脑袋圆圆的，眼睛挺大，身子骨挺结实，穿的衣服破得不成样，身上还有股怪味儿。侦察员问他啥，他就只会“嗷嗷”乱叫。侦察员心里犯嘀咕，觉得他可能是敌人派来的探子。为了保险起见，怕暴露了咱领导和队伍的位置，干脆就把他给看管起来，带回部队去了。
观察了整整两天，我们确认那家伙真的没法说话，于是部队头儿就打算让他卷铺盖走人。可这家伙倔得很，说啥也不肯离开，非要跟着红军走，还主动挑那些最脏最累的活儿干。头儿劝了他好几次，他反倒火了，急得手舞足蹈，一个劲儿地比划着表达他的意思。
跟着红军真不错，能给衣服穿，还有东西吃，我压根儿不想回家了，就想跟着红军一块儿干。
经过上头同意，哑巴就留在了红军的队伍里，他主要干的活儿就是背行军的大锅，还有挑做饭的家伙什。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长征这一路上，独一无二的哑巴红军战士。
哑巴刚进军营没多久，就赶上了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的艰难路程。对大多数红军战士而言，这段路对身体是个极大的挑战，但哑巴因为从小在这片地方长大，早就习惯了这些。在行军的路上，他显示出了超乎常人的本事和潜能。
爬夹金山那会儿，空气稀薄得要命，走路都费劲，更别提挑夫和做饭的大哥们了，他们还得扛着几十斤重的锅碗瓢盆，身上的担子比旁人都重，真是辛苦得不得了。
碰到那些走不动的战友，哑巴就会主动接过他们手里的东西，全往自己身上扛。等大家伙都到了山顶，一看，哑巴背上都快堆成炊具山了。战士们瞅着哑巴背上的那一大堆，都忍不住夸了起来。
翻过了那座白雪皑皑的大山，前面就是广阔的草地。为了让其他战友能轻松点，哑巴一个人挑了个一百多斤的大担子，时不时还得把牺牲了的战友的背包和枪都背上。不管路有多难走，多辛苦，哑巴从来都不哼一声，默默坚持着。
有一次，班长不小心陷进了泥潭里。他怕拖累了身边的战友，就大声喊着让大家赶紧走。这时候，哑巴看到了，马上把行军锅拿到泥潭边，自己站进锅里，然后把绳子绑在锅的把手上，另一头递给岸上的战友。
大伙儿拼尽全力，硬是把行军锅挪到了班长跟前，哑巴紧紧揪着班长的袖子不放，众人一块儿使劲，硬是把班长给拽了出来。班长一到岸上，情绪一激动，立马搂过哑巴哇哇大哭。想想之前，还是班长自己怀疑哑巴是内奸，硬把他给绑回了队伍里。
长征完结以后，哑巴跟着队伍到了陕北。他在炊事班里头啥活都干，挑水、生火、照料马匹，这些都是他的活儿。战士们对他挺有好感，就连中央的大领导们也都惦记着他这个不会说话的红军战士。
有回，哑巴去拎水桶打水，结果脚上的草鞋带子突然崩开了，穿着它走路别扭得很，哑巴索性就把它丢在了路边，直接光着脚丫子继续走。就在他拎着水桶穿过一条大路的时候，一辆车停在了他旁边，车门一开，朱老总就走了出来。
哑巴不认识朱德，但晓得他是部队里的大领导，兴奋得扔下水桶就奔了过去。朱德一见哑巴，立马抓紧他的手，大拇指一翘，直说：“你干得太好了！”瞧见哑巴光脚丫子站着，朱德脸色一沉，朝警卫员厉声说：“快去把你们营长找来！”
营长和教导员慌慌张张地赶了过来，一看朱德的脸色铁青，哑巴也站在旁边，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以为是哑巴惹了事。他俩赶紧跟朱德汇报，说哑巴不懂那些规矩，要是真有啥做得不对的地方，请朱德直接指出来，好让他俩教训教训哑巴。没想到，朱德一听这话，火更大了，直接吼道：
你这营长当的，根本不懂规矩嘛！战士们就是这么被你照顾的吗？
营长一时有点懵，朱德身边的卫士长赶紧偷偷地给营长递了个眼神，指了指哑巴。营长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说马上给哑巴拿双新鞋。看到营长这么说，朱德的脸色才缓和下来，并告诉营长，要是再让他看到哑巴光着脚，营长这个位子就别坐了。
哑巴对他们的谈话没啥反应，只是一个劲儿地咧嘴笑着。朱德回过身，摘下哑巴脖子上的毛巾，自己动手给哑巴擦掉额头的汗。在登车之前，朱德轻轻拍了拍哑巴的肩头，竖起大拇指夸了他一下；哑巴也亲昵地拍了拍朱德的肩，伸出大拇指给朱德回了个赞。
新中国一建立，哑巴就跟着中央警卫队进了京城。进了大城市后，炊事班里头挑水烧火的活儿少了，到后来连马匹都不养了。哑巴一下子闲了下来，可他心里老想着找点啥活计干，可新兵们一个个都抢着把活儿揽了过去。
当了二十多年的兵，哑巴头一回觉得这么空闲，反倒浑身不对劲，于是整天拿着扫帚，在部队大院里溜达，瞅见哪儿脏了立刻就清理。
现在哑巴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去医院做检查还查出点小问题。领导原本打算让他就此安享晚年，在荣军院待着。可哑巴在荣军院只待了半个月，就闹着要回去。刚好营区有块荒地正打算种果树建果园，领导一合计，就让哑巴去负责那片果园了。
哑巴乐呵呵地接下了这个活儿，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晴空万里，果园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这一晃眼，哑巴就在果园里忙了16个年头，当上了果园的看守人，这对他来说，算是这辈子最大的官儿了。
1955年，军队里头搞了个大动作，给所有人都授了衔。师里的头头脑脑们特意聚一块儿，商量了下哑巴这事儿，最后拍板决定，哑巴也能当干部，给个少尉衔，正排级的待遇。另外，总政治部那边还给哑巴发了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打那以后，哑巴也有了自个儿的档案记录。
在警卫队里，那个哑巴特别受大伙儿的敬重。一瞅见他，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停下脚步，给他敬个礼。大伙儿心里都明白，虽说哑巴没上过战场立大功，但他可是个实打实的功臣。就连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朱老总，都对他竖起过大拇指，夸他呢。
为了给哑巴一个安稳的晚年，单位里想过不少办法，想给他找个伴儿，还尝试联系过他老家的亲人，但都没能办成。根据上面的领导安排，部队给哑巴添置了些新家具，伙食也给提高了，每到节日还会派人去看望他。
1972年的时候，哑巴心脏病突然犯了，大家都心里没底，觉得他这回凶多吉少，连告别的话都准备好了。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慢慢好转过来了。打那以后，师党委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哑巴安排到师医院的一个单独病房里，还特意派了个人专门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想着哑巴平日里对戏曲和文艺表演情有独钟，部队特地为他购置了一台18寸的大屏幕彩电。还有啊，哑巴在延安时结识的老指导员杜泽洲，他也代表卫戍区的心意，给哑巴送来了一台电冰箱。
尽管医生和护士都尽心尽力地照顾哑巴，他的身体情况总算是平稳下来了。但无奈的是，他毕竟年纪不小了，后来又查出有其他的一些长期疾病。师党委商量过后，决定专门成立一个医疗小组来负责他，并且给予哑巴副师级的退休福利。
1983年6月份，那位已经89岁的聋哑老人离开了人世，他的告别会和放骨灰的地方都选在了八宝山。骨灰最后也被安放在八宝山的一个革命公墓里，而那装骨灰的盒子上，刻的是“聋哑老人同志”这几个字。
哑巴走了之后，留下了七千多块工资和一些家常用的家具。因为他没有子女亲人，这些财产就没人接手。师党委商量了一下，打算把这些遗产捐出去，好让他的那份心意一直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