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元代不是个书学发达的时代，书法很多时候是“一来消磨时光，二来以此作为表现自己的手段”。不过，这也只是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南人周伯琦就是个例外。不仅将自己所学讲授给皇帝，也因他被皇帝喜爱、重用，他的书法也被推崇至极。

元代是一个政治、科举制度不平等的年代，许多汉族士人无奈之下，将精力转向文学、艺术。 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赵子昂。

是因为他本身的艺术水平不高，只是当时为高名显，还是今天我们对他的研究不够造成的呢？

周伯琦的成功可以说是有才有伯乐。家族庇荫是一方面，他的才学是一方面，常遇贵人也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对了从政者的胃口，这样的人生际遇真的是很难得。

众所周知，元朝统治者将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宋遗民，也就是南人。

南人不但经常受到其他民族欺负，还不被允许入朝为官。很多政策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虚设，因而经常会受到多方迫害，欺压和侮辱。

而周伯琦虽是南人，却能以父荫授官。10岁时随父游燕京，15岁便入国学成为了上舍生，受吴澄、邓文原、虞集等人指导。期间因作《野菊赋》而得到了礼部尚书元明善的赞赏，可见他比一般的南人士卿所受的待遇要好得多。

元顺帝至正元年，改奎章阁为宣文阁，周伯琦任职宣文阁后受到了康里巎巎的欣赏。由于康里巎巎的举荐和顺帝的推助，他的书法影响迅速扩大，至任鉴书画博士时达到了一个高峰。

而后他又历任翰林直学士、监察御史、浙西肃政廉访使。这是当时多少南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位啊，也正因此，他对元朝可谓忠心耿耿。

表现得最充分的一次是在至正六年佥广东肃政廉访司时，他不但撰文并亲书篆《肃政箴》，而且还命人将之刻于司署，以此来达到规范约束的目的，可谓煞费苦心。又如，他的传世《国史、宫学二箴》篆书卷，也是在通过书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

能够如此自信的以书法传世育人，他的字又是什么样的呢？

周伯琦曾言：“夫篆、籀，实字之原；隶、真、草，其流派也。体虽不同，凡下笔当务方圜雄劲，则风神完足，而结缔之工拙不足计也。临池积久，必自有得。”可见除篆书外，其行楷书也以魏晋为尚，但更重篆籀笔意，追求方圆雄劲。

元代的行、楷书整体上还是以晋唐为法，虽欠“意”，却法度谨严，且以赵子昂为代表的复古派更具“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

周伯琦作为元代中晚期赵书一员，他的行、楷书同样受到赵氏的影响，他认识赵子昂时，赵子昂已步入晚年，因此周伯琦的取法更多的是赵子昂晚年典雅苍劲的书风。

而他又不同于一般学赵之人，王羲之的《兰亭序》、智永的《千字文》对周伯琦的影响很大，加之自小受家学影响，对篆、籀书法深有研究，因此，他以篆籀笔意来写今体，临习不汲汲于点画，追求方圆雄劲的审美要求，以达到神完气足境界的书法思想的确高出时人一筹。

如《朱德润墓志铭》，从中可看到他的楷书除了有篆隶的字法，也有不少的篆隶用笔，而通篇还能看到六朝遗意，字多取横势，用笔偶露方折，整体上苍劲古拙，气息颇显高古。

因为在他眼中的王羲之就应是“笔势中劲外圜，八法具备，非若俗书圜则弱媚，劲则生硬者比”。

又如《通犀饮卮诗》，通篇字体较扁，运笔融入篆书圆转柔劲之笔法，书风古朴秀润。有时他的字又写的结体方长，但整体气息依然古朴秀润，含蓄蕴极，如《题元人画<百尺梧桐图>》。

如果我们拿周伯琦楷书《通犀饮卮诗》和陈绎曾《静春堂诗序》作一比较，拿《朱德润墓志铭》与赵孟《张总管墓志铭》、危素《陈氏方寸楼记》等作一比较，很明显地发现周伯琦楷书在“笔意流动”上更为突出，却也有“神藏不漏”的元人整体特征。

最后再看《至日遣兴》，就会发现周伯琦在接受《兰亭》灵动用笔的同时加入了很多方折，与赵子昂《万寿曲卷》、虞集《即辰帖》、王立中《兰陵王词帖》 等有笔法上的较大差异性。

可见，周伯琦的楷书和行书，都有很多“方”的存在，这便是周伯琦与时人的不同之处。

结语：

中国讲究“盖棺定论”，因此后人的评价有时可以摆脱某种利害的影响而更加客观。其中，最具份量的评价当属《元史》卷周伯琦传，其中除了提到“帝以伯琦工书法”外，更指出“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可见周伯琦的书法在当可谓享誉全国。

皇帝对他也甚为尊重，“呼其字伯温而不名”。这种待遇绝不是简单的帝王宠信，一切都基于周伯琦本身的艺术性。

全国各地很多重要的碑刻也都是由他篆额或书丹的，而且不少碑刻的撰文者都是当时一流的文人，如黄溍、柳贯、欧阳玄等。

书名的日显和官运的亨通在周伯琦身上得到了和谐地统一。最后问题来了，你觉得周伯琦是书以官显，还是官因书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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